《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專訪:反人類的紅衛兵運動不容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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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澤東與來自北京等地的師生見面並揮手。(1966年8月)歷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澤東與來自北京等地的師生見面並揮手。(1966年8月)

華盛頓 —上周,一篇題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網文罕見地獲得新華網、人民網等中共黨媒和數十家官方媒體轉載,轟動整個中國輿論場。眾多評論人士把最初發表在微信公眾號的這篇署名李光滿的文章視為發動“二次文革”的一個明確信號。這篇言辭激烈的大字報式文章在遭到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批駁後雖然“擱淺”,但仍然引起不少網民熱議和毛粉、左派人士的追捧。

在此背景下,美國之音採訪了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教授,她是在中國大陸遭到查禁的《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這次專訪談及了在1966年北京“紅八月”中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其丈夫55年後抱憾而終,也談及劉少奇等其他受難者之死以及少年習近平也曾挨打受虐等情況。王友琴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的文革回潮現象更加讓她這樣的“十年浩劫”倖存者和歷史記錄者確信:毛澤東發動的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給無數家庭、個人以及中國社會造成的劫難,不容否認或輕描淡寫,更不能讓文革捲土重來。

在中國被禁的書和網頁

王友琴教授告訴美國之音,她於2000年10月年開設了文革受難者網頁在中國大陸只存活了18月,到2002年3月就被封鎖,此後這個網站在中國國內只有通過翻牆軟件才能看見。她通過實地採訪調查寫出的《文革受難者》記載了659個真名實姓的被迫害致死的人,該書在日本得到翻譯出版時受難者的名字多達850個。而這兩個版本在中國大陸卻都成為禁書。

王友琴在書房(王友琴提供圖片)王友琴在書房(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說: “在我的網頁上,上千名受難者其實他們在文革後都得到了平反。但是我就把他們的名字和受害的這些事情放在一個網頁上,展示給大家,在芝加哥大學的服務器上,然後就被(中國當局)禁止了。”

王友琴表示,儘管她的書和紀念網頁遭中國當局封禁,仍然不時收到讀者和網友來信,表示感謝,交流思想。

中國禁書《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封面(王友琴授權發布圖片)中國禁書《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封面(王友琴授權發布圖片)

在《文革受難者》序言中,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寫道:“友琴之所以奉獻二十五年的寶貴時間全力寫成這部《文革受難者》,當然不是僅僅為了收集文革資料,供後世史家作純客觀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熱忱來進行這一偉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驅使,不忍讓無數在‘紅色恐怖’下慘死者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逝得無影無蹤。”

3名北師大同班畢業教師死在紅八月

王友琴回憶說,她記錄的文革受難者中有北京師大二附中的老師叫靳正宇,還有一位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的老師叫張輔仁,他們兩人都是在紅八月里被打死。王友琴說,多年前她回到北京訪問時,有三位北師大中文系1960年畢業的退休中學教師得知她記錄的文革受難者中有他們的同班同學靳正宇和張輔仁後,曾當面向她表示謝意。

王友琴說:“他們看到了我的網頁或者我的書,然後他們說你還漏了一個,我們班還有一個同學叫廉秀文,她也在‘紅八月’里死了,是北京地安門中學的一個女老師,我當時真的很吃驚。 我不知道那個班還有一個同學也在‘紅八月’的時候死了。北師大的畢業生有很多都當了中學老師。所以在這一個月,他們這一個班就被打死了三個。我想現在的年輕的人不知道北京發生的這些血腥的事情,只是沒有地方去說。”

“老子反動兒混蛋”?習近平也曾遭牽連受害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文革”中被批鬥。(網絡圖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文革”中被批鬥。(網絡圖片)

1966年8月,少年時代的習近平是北京八一學校六年級學生。文革開始前,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就被毛澤東以“利用小說反黨”為由迫害關押,習近平淪為黑五類子弟。據王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紅八月”期間,習近平在學校遭到紅衛兵毆打,還被遊街,事後去問老師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王友琴說:“來看我的靳正宇老師的四個同班同學中間有一個女老師叫陳秋影, 1966年她曾經是(習近平的語文老師)。哦,習近平現在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1966年他還是個孩子嘛。陳秋影是他的老師。她特別跟我講,那年的夏天,(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被打了。為什麼? 因為紅衛兵運動除了打老師以外,他們有一副對聯是他們的‘組織路線’,叫作‘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所以在那個夏天,爸爸媽媽被當成所謂‘有問題的人’的那些年輕人也被打了。她特別來跟我講這件事,說當時習近平被打了以後,當然很痛苦,還問過她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那麼當時陳秋影也就是畢業才六年的一個中學老師嘛,所以她說她也回答不出,只是安慰安慰,就覺得……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王友琴表示,八一學校退休教師陳秋影認為,當初習近平是個好孩子,沒有學壞。

王友琴說:“據說還把他去遊了個街,但這個老師說她沒看見,只是聽說。但打他(的事)習近平跟她(談過),他們兩個人講過的。她說後來她到福建去看他(習近平)還提起這件事。就說習近平挺客氣,她去福建嘛,所以這個老師就老強調,她就覺得他還是好的孩子,就是他也沒跟着人家學壞,因為八一學校後來也有一個託兒所的人自殺了。”

美國之音記者問道: “習近平當時的這種經歷和他們家當時的遭遇,從他現在的表現來看,他對當年的那個苦難或者那種悲劇的歷史,您覺得他有沒有吸取教訓,或者他從中得到了什麼,收穫了什麼?”

王友琴回答說:“我不知道他對這個事情表示過什麼。但是我知道他跟陳秋影老師一直都還有一些來往。前幾年他去八一學校,那天是教師節嘛。(網上)還有陳秋影老師跟他的合影。我自己覺得陳秋影老師他們都知道誰打了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也覺得這些事情應該被記錄的,被譴責的。但是我不太清楚其他的一些做法是什麼人在做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我現在能做的就是,我了解到的事情把它如實寫出來就好了。”

卞仲耘遇難後遺屬抗爭半世紀未果

1952年出生的王友琴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在高幹後代雲集的北師大女附中(現為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讀書。紅衛兵運動中,北京第一個被批鬥毆打凌虐致死的卞仲耘就是該校三名副校長之一,當時校長一職空缺。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受難者》書中最長的章節。對於有人辯解稱卞仲耘死於心臟病和高血壓,不是被毆打致死,王友琴認為這是企圖為當年紅衛兵暴行開脫罪責的無恥謊言。

1966年8月上旬,孩子們與母親卞仲耘遺體訣別。(王友琴提供圖片)1966年8月上旬,孩子們與母親卞仲耘遺體訣別。(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書:“我就是看到了才知道這是卞仲耘的血呀。我曾經住在這個宿舍樓里。不大的一個宿舍,它五層。在一樓的走廊和那個樓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跡,”

王友琴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剛剛去世,這位百歲老人生前堅持為慘死在紅衛兵棍棒和軍用皮帶之下的亡妻討公道,但是沒有等到真相大白和打死卞仲耘的兇手們受到法律制裁。

1966年8月6日,王晶垚用新買的相機拍攝了卞仲耘被打死時留下的血衣。(王友琴提供圖片)1966年8月6日,王晶垚用新買的相機拍攝了卞仲耘被打死時留下的血衣。(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說:“我在1993年第一次見到了王晶垚先生, 1966年他才45歲,因為他比卞仲耘校長年輕5歲,所以今年他100歲了,也就是說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以後,他活了55年。我覺得他是受難者家人的這樣一個典範。他在當時就立刻去買了一個照相機,把這個屍體的照片,還有那個血衣,還有上面寫的字,被打壞的手錶,都照了相,他還照下了那個火葬場的這個青煙,他保存了他當時收集的所有的資料。他盡了他的努力,他想要把這個事情告訴大家,但是沒有人聽他的。”

卞仲耘生前留下的與王晶垚和孩子們全家福合照。(王友琴提供圖片)卞仲耘生前留下的與王晶垚和孩子們全家福合照。(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對美國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紅衛兵抄家的高潮有所減退,王晶垚在家中一個櫥櫃里設置了紀念卞仲耘的靈位。王友琴說,他八年後再婚的妻子是一位知書達理的退休教師,非常同情並支持王晶垚和孩子們追問卞仲耘被打死事實真相的努力。

王友琴說:“卞仲耘的骨灰原先就一直放在八寶山,後來王晶垚有一天去看的時候啊,就找不着了,他們調整的地方,把她那個骨灰盒按照什麼幹部級別怎麼重新擺了。王晶垚非常生氣,我後來都不知道這件事怎麼解決的。王晶垚就說我自己去買個墓地把它放起來,在八寶山放着還被拿來拿去。好像要照着級別重新放,還是怎麼回事。”

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袖章。毛澤東給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 (圖片取自網絡 )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袖章。毛澤東給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 (圖片取自網絡 )

2017年9月9日,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舉行90年校慶活動,校方將中共高幹宋任窮之女、當年的紅衛兵領袖宋彬彬評選為“知名校友”,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豎立在學校大操場上,並將毛澤東與為其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的合影和受難者卞仲耘的照片都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

王友琴告訴美國之音,王晶垚對北師大附中校方的那些作法提出了強烈抗議。

王友琴說:“師大女附中舉行90年校慶的時候,他很憤怒,因為學校把這個宋彬彬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放成很大的一張放在這個在這個校園裡,然後他給這個女附中的校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在這個公開信里他寫了她(宋彬彬)獻的這個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鮮血。”

2007年12月22號,王晶垚在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一封公開信中指出,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信中表示強烈抗議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

王晶垚的公開信說,現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方公然違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註:毛首次接見紅衛兵)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這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歷史的褻瀆。公開信指出,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公然誘發“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信號,應該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警覺。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發表聲明表示拒絕宋彬彬等人就卞仲耘之死所作的道歉,稱其道歉虛偽,是以“‘沒有有效阻止’、‘沒有保護好’、‘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開脫了她們在“八五事件”中應付的責任。”

王友琴:王晶垚要真相只為不讓悲劇重演

2007年12月22號,王晶垚在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一封公開信中指出,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信中表示強烈抗議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

中共老黨員、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離休幹部王晶垚的公開信說,現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方公然違背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將宋彬彬的活動和“8.18”事件(註:毛首次接見紅衛兵)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這是對中國全體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再一次最嚴重的傷害,對歷史的褻瀆。公開信指出,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公然誘發“文革”捲土重來的危險信號,應該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警覺。

王友琴:“但是我覺得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因為對他來說,這都是往事。大概是1980年,據說就給了他們家420塊錢。他不在家的時候,(相關人員)就丟在他們家就走了。你說他現在來說這些事,為了什麼?為錢嗎?為了出名嗎?當然都不是。他已經是一個老人。只有為了不要讓這樣的事情重演,為了要說這樣的事是一種罪惡。”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發表聲明表示拒絕宋彬彬等人就卞仲耘之死所作的道歉,稱其道歉虛偽,是以“‘沒有有效阻止’、‘沒有保護好’、‘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開脫了她們在“八五事件”中應付的責任。”

王友琴1993年在母校。(王友琴提供圖片)王友琴1993年在母校。(王友琴提供圖片)

王友琴:必須銘記歷史

王友琴對美國之音指出,文革初期進駐北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的上級、原共青團中央要員胡啟立曾就卞仲耘之死向王晶垚表示道歉,但有些當年參與紅衛兵運動的人不僅至今沒有真誠懺悔、道歉,反而急於抵賴那段恐怖血腥的歷史事實,甚至蓄意篡改、美化,這就是在搞歷史虛無主義。

她說,《史記》作者司馬遷記述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距離事件發生已過100多年,毛澤東鼓動紅衛兵“焚書坑儒”並肆意殺戮,距今已有55年,必須記錄下來,傳給後世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