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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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兩天的話題,是「美國失敗教訓」。無論清教價值衰微、美國人自大傲慢封閉,還是領袖一代不如一代,總之是人性問題,難道西方二百年先進發達的人性社會,導致人的普遍低能,反而被血火二百年的「東方不敗」,那種落後貧窮集權所顛覆?天下有這番道理嗎?2019年我寫《鬼推磨》,還未看到川普敗選、瘟疫東來、全球中毒、「天黑下來」、中國中產階級亡命等等,直到「阿富汗撤軍」,好像終於等來一個「句號」,美國從峰巔跌落了。今天回望「九一一」,二十年有過一絲轉機嗎?美國人還說 justice 嗎?舊文重發。】

美國人有“地獄十年”之說,從2000年至2009年,掐指算算重大事件有幾樁:2001年“互聯網泡沫”、“911”紐約雙塔遭恐怖攻擊、出兵阿伊勞師無功、2005年颶風造成新奧爾良大水災、2006年兩房次貸危機、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底特律汽車工業破產等等,除了天災人禍之外,基本癥狀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瀕臨崩潰和美國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戰,相去九十年代初國際共產主義體系的崩潰,只有十年而已,所以兩廂皆難免爆發危機,很難說跟制度有關,也難說孰者為優,早晚只有十年之差,不足為憑。究竟什麼使得這個世界亂了套,或者人類社會有周期性的崩解機制?從政治制度的角度,西方優於共產黨者僅一權力制衡,但是金融危機顯示它對於高端金融行為並無制衡,其危害之重不輕於極權制度的獨裁弊端,黨魁與金融寡頭皆為私人,人性不完美且離惡不遠,自由經濟的優越還剩多少?

USA New York Anschlag auf das World Trade Center九一一資料圖片

華爾街次貸危機引發金融風暴,格林斯潘用了“海嘯”一詞,可見劇烈,美國制度根基搖撼,西方各資本主義大國皆臨時抱佛腳,採用國家干預手段,連一向反對干預的格氏,這次也讚成干預了,豈非“資本主義要靠社會主義來挽救”?別忘了鄧小平恰好是“共產主義靠資本主義來挽救”的,真是“風水輪流轉”——二十年前柏林牆坍塌引發共產體制坍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把馬列主義送進墳墓,那麼這次西方的骨牌效應是什麼?美國霸主地位終結,接下來是一個怎樣的多級格局的世界,難以窺見,但這無疑西方文明的一次衰微,難道會有其他文明來替補,當今可知除了伊斯蘭跟西方作殊死抗爭之外,未見有東山再起者,而伊斯蘭又屬垂死掙扎,真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

2011年八月第二周股市震蕩,四天超過400點的跌漲,歷史罕見。倫敦則是數千名青少年在街頭流竄,縱火焚車、洗劫店鋪,卻無任何訴求,似乎受“阿拉伯之春”的感染而宣洩憤怒——“茉莉花革命”沒在中國發生,倒是鬧到歐洲來了,豈不荒誕?基本的癥結還在經濟衰退而生活拮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神話再次破滅。十八世紀以來他們就必須靠海外市場才能維持富裕,兩次大戰皆為爭奪海外勢力範圍,戰後則主要靠海外能源供給,釀出“伊斯蘭恐怖主義”。沒有高福利西方社會也會動亂,民主制度與此無補,而沒有海外市場和廉價產品,西方也會貧富不均,這一切,才是東方那個中國專製得以維繫的訣竅。人口膨脹和年輕化,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之一;衰老歐陸英倫,則是福利主義不堪負荷,這些對於極權體制來說,都是小菜一碟,由此而令自由社會競爭力下降,並延長專制社會的壽命,乃是後“蘇東波”時代的新鮮看點。

這世界上有一個政權,將西方的危機看成自己的“機遇”,不止幸災樂禍於其他兩種文明的廝殺,還覺得自己有機可乘,這種投機心態如果來自一個古老文明之內,則它也在衰亡中是無疑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堂而皇之寫進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時間指21世紀頭20年,即2001年至2020年,它的戰略設計根據,正是前一年發生在美國的“九一一”恐怖攻擊,北京大喜過望,覺得天賜良機,可是撐死了只敢算計二十年而已,短視依舊。為何如此?讀者不妨回去查看第二章《師夷》,鄧小平在“蘇東波”大坍塌後,提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二策,都是避開鋒芒,不當“出頭鳥”,以爭取喘息的機會,所以到兩千年後的江澤民,即便看到“九一一”,一時也只能“鬆口氣”,不敢想得太多。

美蘇兩個霸主,中國都曾與之周旋,時而為敵,時而為友,玩了半個世紀的“小三”,從中賺一點安全和經濟上的便宜而已,未曾有過“坐大”的念頭,這次也是謹慎徐圖罷了。

2001年9月11日,那天我和傅莉,我們倆一人一台電腦正上網,不知是八點幾分,我正在讀New York Times的網頁,傅莉在那台電腦上叫道:“快來看,飛機撞上世貿大樓了……”,我還以為是什麼“惡搞”,過去一看真有一張照片,這才打開電視……被劫持的民航客機撞上紐約世貿大樓,兩座大樓皆坍塌,世界末日的景象。美國價值觀受到空前挑戰,而美國人在此之前一直是我行我素、藐視威脅的,這幾乎成為美國價值觀的一部分,但他們為此遭致慘重傷亡,也許因此而能使得二戰後的極為自信而脆弱的“嬰兒潮”一代及其子女,從此成熟起來,而美國由此前進一步?

我在那一刻的感受,是很難過數千無辜而又無憂無慮的美國人頃刻消失了,留下他們親友的情感觸角,彷彿被驟然撕裂,鮮紅的傷口不知道疼,多少人就是不肯相信被埋在瓦礫中的親人已經死掉,有個姑娘在樓塌前一分鐘給舊金山的丈夫留話,那邊的人都還在夢裡,那小夥子一早醒來聽了留話就往紐約趕,可是所有航班都停了,不知道他兩天之後怎麼就趕到了紐約,半小時後就一臉憔悴地出現在電視上,哭訴他的妻子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女人。還有一個父親捧著女兒的照片在瓦礫堆附近失魂般遊盪著,記者一過去他就說:“她沒死,我一定能找到她……”我就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父親好幾次,我想他是瘋了,但我更想到我自己當年,我差不多半年不會哭。整個美國都在shock之中,我知道那種shock是什麼。這場災難,並無多少值得爭論的地方,恐怖分子不等於就是伊斯蘭信仰、文化、族群,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至於美國如何對付他們,能不能成功,那也是沒人知道的事情。西方文明就是這樣,它一直面對著、開拓著未知的領域,千禧年討論的時候,有何可以總結的?報刊雜誌上大談一個話題:探險,這是他們當初殖民人家的初衷,也是他們今日飛向宇宙的動力,他們過得太好,讓別人嫉妒,非要恐怖他們一下,他們只有對付,別無退路。

美國故事總是獨一無二的。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九二九年,美國陷入最嚴重經濟大蕭條,都說是羅斯福救了美國,更多人則相信是二戰爆發,美國成了全球軍火庫,才從谷底脫困。整個二十世紀美國是幸運兒,冷戰、蘇聯瓦解、兩次石油危機、古巴危機、波斯灣戰爭,美國永遠是樂土,美元總是強勢貨幣;後來日本從戰後崛起,日本人跑來紐約買了洛克斐勒大樓,但是高科技和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美國再次走向高峰,又買回洛克斐勒大樓。

電視上說元兇本拉登躲在阿富汗,我驚訝地在電視里看到一個男主持人跟一群小學生談話,一個男孩說:“我想是我們製造了本拉登,我們製造武器再賣給他們……”,這是何等令人刮目的教育,跟中國的民族主義洗腦一比就知道了。冷戰留下一個惡魔,但是冷戰已經成了一個難纏話題,反西方的話語和思路,似乎只糾纏一個“西方原罪”或“帝國主義”的極端說詞,不及其餘,但其實歷史昭示要覆雜得多,文明的意義更含蓄地在正義與非正義之間選擇,歷史並非盲目或只剩冷酷,如二戰起因可遠溯一戰,無疑也是“西方列強”爭奪的後果,並非德國日耳曼一族之罪,希特勒的“生存空間”說亦非虛言,但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行為,卻賦予盟國一方巨大的正義性,連斯大林這樣的惡魔,戰前早已對俄國人屠殺成性,卻照樣可以“反法西斯”而塑成其歷史正義的一面,所以儘管美國中情局製造了本拉登,但後者對世貿大樓的襲擊,一如山本五十六對珍珠港的襲擊,捧手將巨大歷史正義性送給他們的敵人,而自己淪為惡魔,歷史性地輸掉,同理亦為,巨大的歷史正義性可以輕易將平庸者造就成偉人。因為正義性常常是歷史的動力、塑造力。

Nobody can change us 是這幾天人人的口頭禪,God bless American 的歌聲到處飄蕩,美國再次陷入“珍珠港心結”的含義是: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正義感,we will bring them to the justice, 小布什說此話時底氣十足,他上台以來一直十分笨拙,卻在危機面前頗顯大將風度,justice在此不止是審判的意思,更主要的是正義,我們最不懂西歐文明的東西,就是這個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