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當年人民日報“放衛星”始末:編輯們真信那些報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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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衛星”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個特有名詞,指的是在1958年6月初至1958年年底的“大躍進”中,媒體刊登(播放) 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小麥、水稻和大鍊鋼鐵等高產新聞。由於之前蘇聯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為了與之對應,中國媒體將國內難以置信的工農業“高產”也稱為“衛星”。

“衛星”報道給媒體工作者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其中《人民日報》刊登的大量“衛星”消息尤為引人注目。一篇篇虛假報道,白紙黑字,今天看來啼笑皆非,回顧起來異常沉重。人們常常發問,當年編輯付印這一連串“衛星”新聞的時候,編輯們就相信這些消息是真的嗎?

“衛星”沖昏了頭腦

《人民日報》的“衛星”報道是從1958年6月開始的。僅以6月幾個小麥“衛星”為例:6月8日的《人民日報》在一版中間位置刊登消息《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小麥畝產2105斤》,這是“衛星”新聞的開端,也是這場“放衛星”競賽的開始。

地方黨報也不甘落後。6月11日,《湖北日報》以《光化縣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衛星,11畝小麥單產3215斤》的通欄標題,用了整整兩個版面進行報道。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為此賦詩盛讚:“幸福社,真幸福,創造世界新紀錄,小麥畝產,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榮,光榮榜上佔頭名,今冬明春再加勁,爭取畝產四千斤。”

這使得《人民日報》有些坐不住了。次日(6月12日) 的《人民日報》一版在頭條位置刊登消息《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二畝九分小麥地平均畝產3530 斤》。消息說,同一個遂平“衛星農業社”,在短短4 天里將小麥畝產提高了1425 斤,為此還在頭版配發了社論《向創造奇蹟的農戶兄弟祝賀》,且以一首詩開章:

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

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到了6月21日, 《人民日報》刊發消息《(河南輝縣) 南田莊社一畝多小麥畝產4535斤》。6月23日, 《人民日報》一版刊登消息,湖北谷城先鋒社畝產小麥4689斤。

6月30日一版, 《人民日報》又刊登消息稱:河北安國卓頭村小麥畝產5102斤(在1畝7分地上)。

這些小麥“衛星”只是當年“衛星”群體中的一小部分。

當年最後一顆小麥高產“衛星”是9月22日《人民日報》第六版消息《小麥冠軍駕臨青海出現畝產8585斤紀錄》,說的是在這個一年無霜期只有90天的地方,有一塊1.59 畝的小麥實收2.9萬斤。

編輯部多數人信以為真

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部門一級幹部絕大多數是抗日戰爭中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餘下為數不多的幾位也是抗戰勝利不久進入編輯部的。他們都經歷了報社在農村根據地艱苦創業的歲月,對農村生活都很熟悉,有許多人還是農民家庭出身,從小種過地,他們難道不知道一畝地在正常年景能打多少糧食嗎?

筆者對人民日報社前輩編輯的調查表明,當時編輯部大多數人是相信這些“衛星”的。根據他們的敘述,有幾個因素誤導或禁錮了他們的頭腦,使他們失去了自己的獨立判斷。

首先是在過去一年中進行的“反右”運動,將32名報社工作人員打成“右派”,其中近半數為中共黨員,有一些還是“三八式”老幹部。他們比較能夠獨立思考,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質疑和批評,或者是積極的建議,卻被“與黨思想不一致”的棍子橫掃下來,成為勞動改造的對象。“反右”使編輯們從此噤若寒蟬,生怕重蹈覆轍。
其次,進入1958年後,直到這年6月,毛澤東對“反冒進”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嚴厲批評。他批評的對象,第一個就是《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發表的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毛澤東批評措詞嚴厲,導致《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提出辭職。這使《人民日報》的上下都認為,既然“冒進”是不能反對的,那麼鼓吹“大躍進”就順理成章,而且只有如此才能彌補“反冒進”的錯誤。

其三,1958年春夏之間,風調雨順,各地農作物長勢喜人,確有高產紀錄,但遠遠達不到放出“衛星”的水平。

其四,一些科學家也捲入了擁護“放衛星”的行列,著文闡述那些高產“衛星”是可能的事情。特別是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說:

錢學森

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按錢學森的說法,如果條件具備了,糧食畝產就可以達到40萬斤!實際上,在1958年4月29日的《人民日報》第七版上,錢學森發表文章《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的好辦法》,已經闡述了類似觀點。

這位科學家具有極高聲望,他的論斷使很多人包括領袖在內信以為真,報社的編輯們也就隨從了。

當然,在1958年,還有其他許多因素促使“衛星”肆無忌憚地釋放出來,變本加厲。

1946年參加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創建的老幹部宋琤說:“對那些高產‘衛星’,開始的時候我還不信,但是後來指標離譜的時候,我反倒信了,因為我怕自己跟不上形勢。”晚年,她對此深感內疚,致力於著述反思這個過程。她的丈夫何燕凌是當年部門主任一級的幹部,1958年初春時下放到陝北延安勞動。他回憶說,1958年盛夏,報社副總編輯胡績偉到延安來看我們,見面後他問我:“你看到報上的高產報道信不信?”他的原意是希望何燕凌回答:不信。但何燕凌告訴他:“我信,我們自己的報紙登的消息,我怎麼能不信呢?”這句話使胡績偉啼笑皆非。

在土地革命時期入黨的副總編輯胡績偉主持報社日常編輯工作,他這樣回答筆者:“一開始我是不敢相信這些‘衛星’的,因為我曾是常年和農民打交道的人。但當時我的頭腦被‘反右’和個人崇拜禁錮了,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生怕犯錯誤。所以只要我值夜班,看到高產‘衛星’稿都簽發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胡績偉

胡績偉還指出:“其實,對高產‘衛星’,報社有一些農民出身的記者是有察覺的,比如林韋和李克林夫婦(他們都是“三八式”幹部), 就向我反映了‘衛星’怕是不實。但是我頂不住那些從各地發來的‘衛星’稿件,那都是蓋着縣委甚至省委紅色大印的,特別是河南和湖北省委蓋章來函多,希望我們發這些‘衛星’,我們頂不住。這是一代記者悲哀的地方。”

由盲從到推波助瀾

在連連施放小麥“衛星”之後, 《人民日報》連續刊登了數量更多的水稻“衛星”,其中壓軸的荒唐報道是1958 年9月18日刊登的消息,說廣西環江縣放出“中稻衛星”畝產達到13萬斤。

這時,僅僅盲從刊登“衛星”消息就不夠了,報社編輯部組織撰寫了大量社論,為高產“衛星”推波助瀾。

對於多發社論鼓吹“放衛星”,總編輯吳冷西是積極的。1958年8月6日, 吳冷西在《人民日報》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講話,指出我國領導層面已在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要求編輯部“鼓足幹勁,清算不敢想不敢幹的思想,清算觀潮派的思想,為實現苦戰3 年綱要而奮鬥”。

吳冷西講話之後,《人民日報》編輯部將原先內部小冊子樣式的刊物《編輯部生活》改為小報形式,並命名為《躍進報》,於1958年8月18日創刊,這是高產“衛星”達到高潮時的產物。

隨後8月27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大躍進”中極有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署名劉西瑞,文章說:山東壽張縣正在“搞全縣範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作者的結論是:今年“萬斤社、萬斤鄉一定出現,可能不止一個。全縣畝產三、四千斤則是有把握的”。

編輯部為此文加編者按說:“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同志寫回來的信。這封信生動地反映了那裡‘大躍進’的形勢,提出了一些足以啟發思想的問題,特把它介紹給讀者。”細讀這篇文章則會發現,文章正文中其實並沒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很可能是在編輯上版過程中,由審定者或編輯者以生花之筆加的題目。

對問題保持沉默
毛澤東曾有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提法,《人民日報》編輯部是熟悉的。於是就有經過組織的集體或記者獨立調查,以驗證“衛星”的真實性。

1958年初秋,高產“衛星”此起彼伏,人民日報社文藝部的作家、詩人們自然心潮澎湃,要眼見為實然後歌頌一番。他們聽說離北京不遠的天津農村也出現了畝產10萬斤水稻的“ 衛星田”, 即由文藝部主任袁水拍帶隊,全部人員乘火車前往天津,輾轉來到那裡要親眼看一看。

到現場一看,只見那塊高產田裡種的水稻密不通風,為了防止過密造成植株腐爛,田埂上放了若干鼓風機,不停地向田裡吹風。

編輯們看了紛紛說,這真是個新事物!文藝部副主任袁鷹回憶,他的妻子所在機關也組織人馬參觀了同一個地塊,一位同事的老母親為瞧新鮮也跟着去了。到現場一看,這位老太太說:“完全是騙人,根本不可能。”但是,報紙編輯們沒有人有勇氣直說這句話。他們熱情滿懷地奔去,悄無聲響地回來了。

袁鷹是勇於反思的著名編輯,他在50年後回憶1958年的荒誕,“使我後來常常成為一塊心病、常懷愧疚之情的,是自己也寫了不少的散文、雜文、隨筆和詩歌,不遺餘力地參與這類發熱浮誇的大合唱,總覺得對善良的讀者欠了一筆債,‘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對他們說了許多不合實際、過分誇張的敘述,描寫了許多虛幻的彩色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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