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用常识而不是用数字判断中国

西方社会对中国常常有误判:经过八十年代还发生了「六四」大屠杀是一例,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并未促进其民主化是一例,认为习近平不会搞「二次文革」又是一例。误判如此之多,一定有其原因。我认为,缺乏中国人长期在中共统治下养成的常识,用西方学院派学术研究的方式分析中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西方政府很少愿意听取中国人的中国政策建议,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的误判。(汤森路透)

标准的西方学院派研究方法,讲究统计数据,一切用数字说话,甚至把时政分析也用量化方式来处理,针对中国发展,各种分析模型奠定了所谓「权威」的基础,似乎没有数学做基础,就无法彰显专业性。这一套学术研究范式,用于信息公开透明,受访者在接受民调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且公民文化培育出诚实美德的民主国家和社会,自然无可厚非,但用于分析和判断极权,威权以及独裁制度下的国家和社会,一定会使得所有的分析成果误入歧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长期以来认为,论起针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西方驻华记者的成果比大多数学院中的教授和智库中的学者,更为准确,更为深刻。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常识,他们不太会用数字来分析中国,因而他们的分析更靠近事实。

曾经担任《商业周刊》和《彭博商业周刊》驻华记者,采访报导中国长达34年的罗谷(Dexter Roberts)撰写的《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去年在台湾由八旗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可以拿来完美佐证我上述的论断。

罗谷在书中讲到一件事:2010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画》(PISA)宣布,中国上海的15岁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三方面检测所得分数最高。这个统计结果让美国人大为震惊,促成了欧巴马政府开始实行「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试图提高美国的教育水准。2010年12月,美国教育部长个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说:「说起来很残酷,PISA测验的结果显示很多已开发国家在教育上都超越我们,中国教育制度之宝石上海,今年第一次得到全世界最高积分。」

针对这一当年引起西方教育界热烈讨论的事情,罗谷用他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常识,打破了「中国教育水平非常高」这一迷思。他指出:举上海为例来称赞中国的教育制度并不合适,因为,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极高的生活费用,冷血而效率极高的公安警察,上海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菁英城市。所以上海的学生的教育水平,无法代表全中国的学生。他还特别指出,上海本身有一百多万农民工子女都被禁止就读公立学校,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过什么PISA的测验。换句话说,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不能用上海的特殊情况来判断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稍微对中国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但美国的教育界和政府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常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教育水平已经要超越美国了。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误判。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分析,告诉我们要怎样分析中国: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多元化的国家,是不可能通过统计学来分析和观察社会发展的,更不要说政治状况了;很多时候,用常识作出的判断,虽然没有数字证据,更可能接近真实。而那些长期或曾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比西方学者拥有更多的关于中国的常识。可惜的是,西方政府很少愿意听取中国人的中国政策建议,他们相信自己人。这无可厚非,但导致了一系列的对于中国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