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能實現”共同富裕”? 蔡霞:謊言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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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能實現"共同富裕"? 蔡霞:謊言欺騙

“亞洲很想聊”節目討論第三次分配是否為共同富裕路徑。 (截圖自節目)

中國打壓民企馬不停蹄,一些民企和富人響應習近平提出的所謂“共同富裕”的號召捐出大筆財富做慈善,這一連串作為被解讀成“劫富濟貧”。在本台“亞洲很想聊”節目中,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認為,所謂“第三次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這是謊言欺騙。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指出,中共掠奪式搶錢最主要的目的是備戰、打仗。

蔡霞在節目中認為所謂的“劫富濟貧”四字是很大誤導,從來不是道德行為。蔡霞解釋,中共在1950年“土改”(土地改革運動),把農村土地分給農民,所謂“劫富濟貧”就是讓農民都有土地耕種。實際上是形成搶劫風氣,敗壞中國民間社會道德的土匪式做法。蔡霞認為,改革開放後“國富民窮”,共產黨、政府富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大撒幣很大方,但社會底層大部分並未富起來。

蔡霞:“去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6億人月收入在1千元以下;沒有收入達到560多萬人是赤貧階層、人均月收不到2千元達到9億多人。暴富的是中國共產黨,而赤貧的是民眾。另一個暴富的是貪官,中國共產黨自稱18大以來共查處408萬貪官(中共中紀委公布查處時間為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

蔡霞批評,中國政府花錢人民無權監督,政府不把錢挹注在民生問題而是用到“維穩”。把錢拿來招輔警,變成國家警察隊伍一分子。蔡霞說,2019到2020年中國全國多招收一千萬人,把錢大量用在警察保安,或是高科技監控人民。

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解讀中共“共同富裕”新政。(截圖自節目)

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解讀中共“共同富裕”新政。(截圖自節目)

蔡霞:“真正要解決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從民企去抓錢,而是要從制度變革開始。如果從‘民企’着手做‘第三次分配’,所謂‘第三次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這是謊言欺騙。實際上給政府合法的、表面看是正當,用公共權力訛詐民企,迫使他們拿出錢來。”

蔡霞指出,很多民企不得不花錢保平安、買身家性命,這隻會造成民企不敢投資,外企進一步退出。她說,“中國只能走上經濟蕭條,市場沒有活力,最後大家還是走向’共同貧窮’。所謂財富再分配,其實是極權制度下掠奪人民的借口。”

劫富濟貧是社會主義的理想?

“亞洲很想聊”節目主持人戴忠仁進一步追問,“中共的做法完全是土匪式、掠奪式,還是有包含一點社會主義的理想化成分?”“我真的不認為有什麼社會主義理想。”明居正提出他的看法。

明居正分析,中國目前打壓大企業、整頓演藝圈、讓一些人捐錢,目前不脫三種說法,一是整頓秩序、第二是搞文革,第三是割韭菜。但是,明居正認為,“是部分對、不是全對”。

明居正帶着大家從中共內部看中共,他們看到內外都碰到非常大的挑戰,他用“滅頂般恐懼”來形容。明居正指出,中國經濟情況遠比外界理解的更差。國家如果財政困難缺錢印鈔票,過去靠黃金支撐,現在靠外匯儲備、進出口貿易量,但是中共在這幾個方面現在都出現問題。

明居正:“最新發展是美英澳同盟(AUKUS),他看見內外交逼,外部要顏色革命,內部是有人要借這題目挑戰習近平、黨中央,他基本觀念是必須備戰。中共鬥爭性強,他的思維是時時刻刻都在鬥爭,現在好像逼在眼前。他搶錢手段不合法,真正搶錢目的是備戰、準備打仗。”

貧富差距惡化民怨反撲 中共維穩經費大于軍費

改革開放後,中國貧富差距急劇惡化,明居正解讀,當兩極化越來越嚴重,對體制越來越不滿,底層只看到自己的生活不公、受到欺壓,當他要求公平、法律不能保障他,就會產生極大的民怨,這也是為何中共出現“維穩”的現象。

明居正:“1980年代大家開始富裕起來開始搶錢,民怨越來越累積時,‘維穩’經費需求越來越高。尤其是1989年以後,裁軍裁的是武警、輕裝師,武警不是警察,所以他實際上是用軍人‘維穩’。這麼大筆錢從哪裡來?是剝削而來。”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指出,中共掠奪式搶錢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備戰。(截圖自節目)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指出,中共掠奪式搶錢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備戰。(截圖自節目)

中共“群體事件”統計停留在2010年18萬起 2012年後空白

民怨累積到一定程度將會爆發“群體事件”,蔡霞提到過去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每年會有跟蹤社會情況發展報告,但是在2012年就不允許再報,但是統計一直持續。根據蔡霞估計,每天在中國這塊土地至少發生250起“群體事件”,一年365天就是10多萬起,以至於中國會發生“維穩”經費超過軍費的現象。

蔡霞:“他不是真正去解決問題,他是把提出問題的人解決,就是鎮壓。中國大陸對公民社會成長越來越嚴酷打壓,所有公民組織都被迫解散,連互相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大家一起吃飯,就能把你抓起來,說你聚眾、陰謀顛覆國家政權。”

明居正提到幾年前有中國大陸學者到台灣來開會,明居正向該學者表示,中國“群體事件”一年18萬起,但是來訪的學者告訴他真實數字更大。“大陸學者告訴我,你的數字錯,我跟公安部有合作,有個項目我每年都在做,公安部給我的內部數字至少比你說的大一倍。”

明居正進一步指出,中國修改過“群體性事件” 定義,最早公安局的定義是有至少18人參與的事件,包括打警察、掀車子或丟火把或燒房子或打人。後來數字太大,乾脆把定義放寬到100人。明居正推估,照這規模中國每年的“群體事件”絕不會少於20萬件。

根據台灣官方智庫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共社會研究小組召集人王信賢在2019年主持的《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發展及中共維穩作為》的報告中提到,按照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估計,2010 年中國大陸共發生18萬起社會抗議事件。在官方未進一步發布權威數據下,每年至少發生10萬件抗爭事件,應該是學界的共識。

報告指出,中共黨國仍具絕對優勢,社會部門也缺乏有效的組織,使得社會抗爭一直是局限於小區域的“騷亂”, 且具有不跨階級與跨議題的特徵,也未對政權造成威脅,形成“平穩但不平靜”的狀況。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黃春梅 台北報道     責編 許書婷 申鏵     網編 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