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疆藏港台說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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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週四有個“維藏蒙漢香港台灣聯合起來反對專制獨裁政權”國際會議,稱“人類社會十字路口”,於是找出六年前的一篇舊文,真是不堪回首:

1、六年下來,香港亡掉了;新疆亡滅在即;
2、西藏半亡,流亡群體卻日益成長,因為他們有一位世界級精神領袖;
3、台灣已成中美決戰籌碼,西方輸則台灣亡;
4、北京鑄成霸權、煉出梟雄,而疆藏港台依然一盤散沙;
5、藏人擁有的尊者,為什麽不能成為大家的尊者,成為領導反共集權的一位領袖?是宗教的原因,還是世俗的障礙?

達賴喇嘛的聲望已經衰退(圖源:AFP)尊者達賴喇嘛,資料圖片

這些問題,早已形成,卻從來沒有解道,也看不到任何可能性。

我在文內提到,中國跟世界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自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端賴中原的強弱——如今“稱霸”、“暴君”兩樣都有了,這個勢頭不會只有三年五年,難道我們就只有亡下去不成?】

中央集權的腐敗、枉法、顢頇,才是所有苦難的總根源;而權貴得逞的秘訣,只有一個,即憲法懸空。如今內地幾成糜爛,邊陲反而是燈塔,照亮著幽暗大陸。

春天台北才飆過“太陽花學運”,秋天香港又起學生“雨傘革命”,北京氣急敗壞宣稱“大陸決定台灣前途”,又頒“香港白皮書”,卻已難掩“大一統”之破局,內外交困。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對有所忌憚的香港百般忍耐;但在其完全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反抗已暴力化,而西藏則發生超過百人自焚慘劇。所有這些,其實還是憲政危機——北京這個中心已經“禮崩樂壞”,喪失了處理中心與邊陲的正當有效的一個法度。

四個邊陲同命運

香港的今天,恰是拉薩的昨天,脈絡一目了然。最早起來抵抗這個“大一統”的是藏人,由僧尼帶領的和平示威遊行,從一九八七年起勃發,至今已有三千五百餘人被捕關押;更突出的事件,是一九八九年三月的拉薩“鎮暴”,甚至在“天安門屠殺”之前。那時,香港尚在“擺脫英國殖民回歸祖國”的興奮之中,台灣因政黨輪替而本土意識剛剛成為主流話語,而新疆的主體性尚未覺醒。二十五年下來,邊陲烽火連天,中共對疆藏兩外族已不圖安撫,只憑武力血腥靖邊。

九七後中共對香港悄然實行的“蠶食”政策,恰是在新疆、西藏推行了半個世紀之久,而獲得成功經驗,再拿到香港來做的。所以香港人是從新疆、西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來自香港的台灣學者梁文韜,解構北京的“港台策略變異”:每天有一百五十個中國人可到香港定居,但不是旅遊,審批權是在中國手裡;在香港住七年,就可以正式拿到香港身分證,故香港的人口結構一直被改變,這也是為什麽梁振英做的再爛,都還有基本的三成左右的人支持他;香港的自由行,已經把香港淹死了。這是他歸納的第一點,以“人流”(移民)“錢流”(控制金融)淹沒香港;第二點是“消滅邊界”,將香港、澳門、珠海和深圳,捆綁成“珠三角經濟整合體”,串成一日生活圈,只要兩個小時就可往來,即把港、澳“中國內地化”。

那麽台灣呢?又是從香港的今天,看到他們的明天。正因為香港的淪陷,垂範成惡例,才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他們擔心的也是兩點:移民和金錢。最近台灣爆發的鼎新集團黑心油事件,電視上名嘴們都在說一個新詞“紅頂商人”,指這二十幾年在大陸上發了橫財的台商,如鼎新魏家、旺旺中時之流,正是馬英九所稱道的“鮭魚返鄉”變“吃人鯊魚”,其實是把在大陸上橫行了二十年的“權貴”勢力引入台灣,通吃兩岸三地,令港台的升斗小民們,霎時跌入大陸上億萬貧民一般的境地。這才是“中國崛起”的本質;而且中國不僅沒有“分裂”,它得勢了就要開疆闢土,即一種專制的對外擴張。

北京“禮崩樂壞”

兩岸三地之人,不是馬上就體驗到某種“共損共榮”嗎?那是不是一種小“全球化”呢?相比之下,唱什麽“台獨”“港獨”“藏獨”,想一走了之,都是過於輕鬆便宜的耍嘴皮子而已。君不見,鄧小平當年設計的 “一國兩制”,因為時過境遷,中南海竟然自己主動把它廢弛。

誰都知道,在香港搞“一國兩制”試驗田,是做給台灣看的。可是二○○四年國民黨競選輪替失利,敗選的連戰第二年就去大陸拜見胡錦濤,令北京看到,以金錢和族群矛盾,即收買權貴、扶植國民黨(外省人),來牽制台灣的獨立傾向,可以取代“一國兩制”的功能;演變到今日,就是一句話:“人民幣跨海,金融系統接通,買下台灣”。同樣,國民黨也意識到,唯有藉助中共的龐大經濟實力,才能維繫它在台灣的執政。從今天馬英九不情願地讓連戰的兒子連勝文競選台北市長,就可以倒推出來這個轉換,它早就在二○○五年啟動。所以台北選市長和二○一六年的大選,台灣選民其實是在跟北京打選戰。

事實上,港台在中共的棋局裡,一直互為因果。無須對台灣做“一國兩制”的示範,便令其對香港的政策可以背棄、胡來、強硬。這才是《香港白皮書》的政治背景,北京可以說出這麽霸道的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台灣人怎能讀不出它的話外音?台北《風傳媒》發行人王健壯在他的專欄裡解讀它:

‘其一,“阿爺”終於露出了高高在上的嘴臉在教訓你;其二,“阿爺”教訓你的口氣就像主子在教訓奴僕,“我給你多少,你就有多少,別痴心妄想還要更多”;其三,“阿爺”還威脅你,說現在給你的那些有限權力也不是“固有的”,言下之意即是,你今天有,不保證明天還有,“阿爺”隨時可以收回他給你的那些權力。

這樣的嘴臉,這樣的口氣,以及這樣的恐嚇,不叫霸權叫什麽?這不但是封建味十足的“恩賜的權力”,更是丟骨頭給狗吃的“嗟來食的權力”;也難怪余英時會說:“香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不然下一個命令又來,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不過,從大陸人的角度,還可以讀出另一番意味,即中共的徹底機會主義,他們對其“改革總設計師”發明的“一國兩制”玩意兒,一旦覺得用處不大,立刻就當破爛垃圾扔掉,一如文革後將馬列主義當破爛扔掉一樣。這可謂北京的一種“禮崩樂壞”。

“中間道路”如何落實?

晚秋裡,我跑華盛頓去開一個西藏圓桌會議,說了一些不大中聽的話。我說中共拒絕同達賴喇嘛談判,令“中間道路”無功,藏人絕望,是百人自焚的根源;藏人精英中也出現聲音,質疑“中間道路”和達蘭沙拉流亡政府的功效,甚至反感跟海外漢人的民間溝通;國際社會迫於經濟利益而跟中共妥協,也多少封殺尊者,其效果是分離了他的“國際道義領袖”與“西藏精神領袖”的雙重角色。在中共“拖到達賴身後”的既定政策下,“中間道路”幾乎是一盤死棋。

與會者皆不贊同我的看法,指出“中間道路”是政治智慧,也是別無選擇。我覺得大家其實對話不了,而是各說各話。贊成“中間道路”,這樣的話我們說得還少嗎?近年來達賴喇嘛致力爭取漢人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文明命運,也是極高明的決策,但是普通漢人完全無權決定中國的政策。中國是“憲法懸空”的國家。沒有高於一切、包括高於執政黨的一部憲法,中南海可以肆無忌憚,任意毀約,這次香港危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惡例。

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玩弄“疆土”和“制度”兩個概念,試圖以“制度”換“疆土”,自以為聰明,實際上台灣香港都堅持“你必須換制度”,才談得上“統一”(或管治),即台灣宋楚瑜說的“一國良制”。那麽,西藏“中間道路”的政策主軸,是“不尋求獨立,在中國的憲法框架內尋求自主自治”,你會發現,中國因為沒有“良制”,即她的憲法是假的——所以漢人精英搞“憲政運動”會遭鎮壓——“中間道路”自然無從落實。

今天“一國兩制”在港台已經消亡,我倒覺得,西藏、新疆的人民,應該接過它來,要求“一國良制”,即要求落實憲法中規定的“民族自治”,也就跟內地漢人的“憲政運動”連成一氣,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港台疆藏四地結成反抗聯盟

中共會跟達賴喇嘛重啟談判嗎?在中南海內外交困、合法性急劇流失的情勢下,中共領袖一代比一代僵化、色厲內荏,事實上他們的政策轉圜空間極其局促,再跟達賴喇嘛玩遊戲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可能會在港台新疆三地情勢惡化下,以緩解西藏這一頭,作為平衡,比如最近炒作頻繁的“達賴喇嘛返鄉和訪五台山”談判新聞,無論真假,都屬於上述伎倆。儘管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意義非常重大,但我很難想像其操作性,一則中共懼怕尊者在藏人中間的巨大魅力,阻擋還來不及,怎會主動引禍?二則尊者回去如何保持公開性和能見度?如何繼續保持他的“國際道義領袖”影響?實際上,跟中共打交道,常常變成陪它“玩遊戲”,這次香港“佔中”的一個重大意義,就是“不再陪北京玩遊戲”。

中國閉關鎖國時代,它餓死幾千萬人,對外面世界的影響卻微乎其微。如今它發達了,其制度的惡劣效應也隨之放大,叫全世界吃不消,又遑論邊陲四地?

中國內陸與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統獨矛盾,還有所謂“生存空間”、領土資源的矛盾。但是上述矛盾,在中國跟香港、台灣之間,都不明顯、不嚴重,卻是嚴重的制度矛盾。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不解決制度問題,沒有一個所謂“良制”,它跟新疆、西藏的所有矛盾都無法解決,因此疆、藏、港、台四地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統一大業”是中共合法性的殘羹剩飯,只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洗腦之下的大陸有效;反過來,邊陲四地聯手抗拒“統一大業”,會加劇其合法性的流失,誘發大陸內部變局,這也是香港“佔中”令北京恐懼的地方。而一個地區勢單力薄,抗拒能力有限,港台皆為彈丸之地,新疆遼闊而缺乏領袖,西藏恐怕算最好的,如果四地聯手,結為反抗專制的同盟,定會令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出現新局面。當然,這也是一種歷史上無前例的聯盟,需要摸索,比如,在譴責中共反人道行為、保障四地區的人權中互相聲援,四地民間社團的溝通、協作,在國際上共同發聲、破除中共以經濟利益裹挾國際社會,還有比如以國際標準、專業知識聯合培訓骨幹等等。
自古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端賴中原的強弱。中國又是這個星球上極罕見的單一文字書寫系統覆蓋數億人的一個民族、一種文明,分疆裂土的幾率極低;“分裂”成為一種罪名,乃中共維繫集權的藉口而已。相反,中央集權的腐敗、枉法、顢頇,才是所有苦難的總根源;而權貴得逞的秘訣,只有一個,即憲法懸空。如今內地幾成糜爛,邊陲反而是燈塔,照亮著幽暗大陸。

再從國際間看,冷戰落幕以來,英美歐洲深陷中東困境,令中共坐大。胡平分析這個“坐大”:“一個以這種罪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只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與敵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偏偏俄國是一種“殘廢轉型”,大俄羅斯主義替換“蘇聯霸權”,繼續跟歐盟叫板。中俄近來又開始投緣,這兄弟倆跟國際社會,冥冥之間又開始作某種制度對抗的“新冷戰”。這幅景觀下,港台疆藏四地儼然就是前線了。一句話,北京的好惡,也許只牽動紐約的油價,而在香港等四邊陲,則關乎人的生命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