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对民族问题有个认知过程
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召集人王国兴的发言，他说道：民族问题对民运人士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是我这个能力之外的一种话题，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心得。民运与各个民族团体的合作，其实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因为我们不是一步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甚至对我本人来讲，对这个问题以前是无知的、非常无知的，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如此。我记得94年我第一次遇到一个场面。
那时老席谈内蒙古独立，讲的就像脱口秀一样，用了很多俚语笑话，大家觉得是在听一个笑话，讲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讲一个不存在的事情，但大家还能包容。然后在晚上聊天喝酒，有一个知识分子，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唱一首满江红，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席海明在场，意识到中国存在民族问题，他完全没有想到席海明的感受，当时老习就急了，差点动手打起来，我们那种反差、那种吃惊，当时也并不觉得那是中国存在的一个问题，只觉得是他个人的问题。
1994年，民运已经敢于与其它民族团体接触了。在94年之前，严家祺和万润南去拜会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了2个忠告：
第一、你们要做坚持20年以上的打算。我想当时大家未必能听进去，我本人肯定是没听进去，我当时觉得大概两三年就可以杀回去。
第二、还给了一个建议，中国民运要重视跟各民族兄弟的这种合作跟团结。当时也未必能听进去，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太无视太无知了。
然后经过很漫长的过程，通过对联邦制的讨论等，诸如此类有过很长时间的变化，这当中也有中共民族政策的恶化，使中国的民族问题走向国际化，也使我们民运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同时，从反面来讲我们不得不一边各民族兄弟团体走到一起，当然有主观有客观的，有主动有被动，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现在中国的民族问题，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话题，就是你不提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中国问题，有很多人对这很反感，但是香港问题是民族问题吗？台湾问题是民族问题吗？显然不是。
老席经常引用一句话，叫你们汉人经常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就用这句话，叫非我同制，其心必异，同是同样的同，制是制度的制，这个现在等于是台湾与香港，在不同的制度下，其心必异。
我真正近距离亲自去接触少数民族朋友，我发现大家本质上作为人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你受你的文化教育，我受我的文化教育，我们在西方也逐渐愿意接受这种欧盟似的、或者非欧盟似的也无所谓，你愿意独就独，愿意合就合。但就我个人来讲，你让我完全去解构拆散这种大一统情结，在我心里觉着还确实挺难，即使我十分认同，自治也好独立也好，但是我不能说我一点痛苦没有，我不能说我一点感觉没有，我不能说我已经到了一种半神的程度。
中国未来，联邦也好，邦联也好，独立体也好，走向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大一统，所谓的中华文化真正有所发展、有所提高、真正的自信，你应该站在这个高度上有所建构，我觉得我们要共同努力。
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召集人王国兴。图／田牧
要得公道打个颠倒
胡平对海玉尔的提问，对席海明的质疑，对丹增的呼吁，对王国兴的疑虑……给出了很好的解说与答案。
他对处理民族问题有个形象的比喻，「要得公道打个颠倒」，这也是他正出版的新作的书名，全书研究和探讨的是中国的民族问题。
胡平说：作为汉人，我们在思考少数民族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替少数民族思考，可将自己设成藏族、维族、蒙族一员，然后重新思考原先同样的问题与矛盾，这么一来，很多问题就变得清楚了，变得贴近了，变得明白了。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民族问题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尽管中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但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徒有虚名。这些年来，当局更是在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以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名义，强行去除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就使得民族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在中国当局看来，他的逻辑很简单，他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有少数民族，就是因为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比如有他们的特殊的语言，特殊的生活习惯，特殊的宗教信仰等等。如果去掉了他们这些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那么少数民族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简单的说，如果各个少数民族都被汉化了，都被同化了，都不知道自己是少数民族了，都不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了，那么少数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这些民族问题、民族矛盾自然就不存在了，他们就是这么个逻辑。
十几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马戎，他就很鲜明地提出这种观点，他说：中国所实行的民族政策，那是学习苏联的，是学习苏联史达林搞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区域自治，先后识别出了56个民族，政府给每个国民都定下了民族的成分，然后使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非常的清晰，并实行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政策，这样就强化了各个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因此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想，所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跟着苏联学的。马戎说：我们应该学美国，应该学印度，你看美国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美国印度人家就不搞什么民族自治嘛，人家强调的是这个国家宪法，强调的是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民族族群的问题，主要当成文化差异，不允许各个民族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那么他的这种观点，打出的牌子是反对苏联那一套，放弃苏联那一套，学美国，学印度，那么很多人看起来似乎不错，说中国很多东西就是学苏联而学坏的，而且苏联干脆是加盟共和国，都成了国了，所以后来就分裂了。
中国还是自治区，还没到国。一些自由派人士、自由派学者、一些民运人士都接受了这种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毫无疑问是完全错误的。你谈到美国，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美国确实看上去好像没有实行什么民族自治的制度，可是美国和中国不一样，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于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的美国人，比如说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到美国来了，那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自愿放弃了华人、就是中国人的一些认同，我们自愿在一个以白种人为主体的、以英语为国语的这么一个国家生活，如果你觉得不自在了、不舒服了，那你可以回去，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去。可是你要是在中国、在新疆、在西藏、在内蒙古这些地方，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让他们也必须接受完全接受汉语文化，放弃他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让他们在自己的家乡都成为一个外乡人，成为一个边缘团体，那当然就不公正了，那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要在少数民族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些民族使用同化，强制性的手段，维藏蒙族没有地方可去了。
中国民运著名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图／田牧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如果我们觉得在西方生活不自在，因为语言文化不一样，种族不一样，我们可以回去。你在新疆、在西藏、内蒙古，你在人家自己的故乡去强行推行汉化，让人家没有地方可去了，所以这两种当然不能同日而语。
美国也有民族自治的，比如说对印第安人就有保留区，印第安人保留区就是高度自治的，另外在阿拉斯加还有爱斯基摩人自治区，他们都是原住民族，他们不是移民，他们本来就在那儿，因此国家就要尊重人家的习惯，尊重人家的风俗，尊重人家的文化，允许和同意地方自治。在西藏的藏人，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在内蒙古的蒙古人，当然是原住民族，所以中国哪怕要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的权利。另外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主要是一些民主国家，对原住民族都是实行民族自治的，比如：加拿大、纽西兰、丹麦、瑞典等，这种先例很多。
在中国，汉人占了90%以上，汉文化占了绝对优势，所以少数民族就面临着强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而中国当局这些年来所采取的进一步强化政策，毫无疑问就是剥夺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意识，剥夺他们的民族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大家可以想像中国政府就是依赖于暴力、依赖于残酷的暴力，这是我们看到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种种反人道的行为、反人权的行为，甚至我们称之为「文化灭绝」，或者「种族灭绝」，都是来源于这一条。简而言之，中国现在所做的，就是要从文化这个角度上，使少数民族不再是他们的原来的民族，消灭掉这些少数民族，所以说这一状况是「文化灭绝」、「种族灭绝」，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就很清楚了。
欧洲华文媒体话语权荡然无存
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提出了一个严峻而严肃地问题：民主世界不能懈怠。这些年来，中共的意识形态已延伸至海外，他们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比如：当年欧洲各大城市的机场、火车站都有中文报纸，《星岛日报》、《欧洲日报》等，这些华文媒体基本上是中立客观的，眼下这些报纸早已消失，而填补这一空白的新闻文化市场，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红色媒体如《欧洲时报》，或者说是大批的亲中侨民主办的媒体如《华商报》。
这一提醒，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近十年来，中共政府强势涉外、一手遮天，完全操控了海外华语媒体的话语权。谁控制着国际华语信息管道，谁就掌握了海外四千多万侨胞的命脉……。北京发出一个声音，遍及全球各地的华侨界，华语媒体等便会积极响应，几乎就是一呼百应。显然中共政府垄断了国际华文话语权，这与自由、多元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是在挑战普世价值观，阻碍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
人们常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问道、寻道、闻道、获道、行道，必须衔接五湖四海的民间侨界，必须赢得人民的支持。海外汉语版块是一个大群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图／田牧
化解民族矛盾的金钥匙
化解民族矛盾的金钥匙在哪里？尊者达赖喇嘛说：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虽然不信教，但我明白，「宗教是人类政治生态平衡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是人类精神思想的重要基础。」我曾数次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每一次聆听他的教诲，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是精神养料的充实，我相信尊者的率直和恳切，相信尊者的仁慈和爱心。
尊者是如何解读民族矛盾的呢？我有这样的记述：
1、汉藏民族之间确实存在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人为造成的。世界上这类人为自找的麻烦比比皆是，汉藏问题是典型的人为因素，是人为制造的难题，需要人们共同去沟通和解决。
2、处理民族矛盾和冲突，不要执着于「你」或「我」，而是凸显「我们」。我们不是敌人，而是在共同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对手。西藏民族是一个具有历史和智慧的民族，我们彼此要保持友情，如与朋友般相处和对待，争取互利双赢的结果。
3、双方接触交流，了解真相，承担起寻求化解的责任。
这些平实的语言和道理确实打开了我困顿的心结。
结语
若要继续说，真是说不完，程翔指出香港原来的民间草根组织中就被安插了党支部，现在这些组织都已解散了。长平沉痛地报告刚建成的「六四网上纪念馆」，已经遭到灭顶之灾。尤根•卡尔强调台湾在欧盟和德国公众界的能见度提高了，成为朝野关心的议题。港人萧莹沉痛地指出，如今香港不仅没有思想自由，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狄雨菲批评，六四刚过去，华侨社会还有一些反对中共的纸媒，如今都渐渐消失，中共的统战无处不在，而欧盟的国家对此不了解，也不重视。廖天琪指出中共大外宣具有侵略性，并且不计成本，在纽约时代广场放映一秒钟的图像价格是70美元，而中国包租下来，放出宣传性的视屏，动辄半小时，并且不断重复，付出天价也不在乎。蒋扬次仁遥隔天涯的祝贺……。这么说吧，这次会议确实收获不小。海玉尔会后告诉我：参加了会议，我才知道这么多汉人是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我可以打消疑虑，今后我们一定加强合作！玛丽•侯芷明教授夸奖会议非常成功。周蕾也说「会议有深度有内容有广度，与会者的知名度、水准，远超过去……」。
借此，也要感谢华盛顿的《光传媒》和纽约的《明镜电视》相助，会议全程网络直播，世界各国的网络与会者达七百余人。
10月1日上午11点至下午14点，会议组织了与会朋友们，及德国其它一些民间社团，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主题是：抵制北京冬奥会（Boycott Beijing Olympiecs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