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马勇 新亚文化

01
北洋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回望历史去讨论一个历史人物,讨论一个时代,可能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当年场景中去。
我读书时,梁启超还是我们追慕的对象,我总觉得在近代历史过程当中,梁启超应该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梁启超1929年在协和医院去世,1929年,是北洋结束的第二年,等于他是完整地度过了我们讲的北洋时代。
北洋时代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往前推,我们讲的北洋时代起点从哪儿开始?陶菊隐的那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丁中江写的《北洋军阀史话》,他们认为起点是从1895年开始。其实我讲北洋时代应该从哪开始?应该讲从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开始,就是1870年代。
梁启超就是1870年代出生,等于说,他生命完整地走过一个北洋时代。
而北洋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概括来讲,北洋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全国范围内,是唯一的一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各位能不能认同?
到了近代,1860年开始,中国走向了洋务运动,就是工业化。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我们整整落后西方的工业革命是100年时间。
1860年工业化发生之后,中国大量的工厂开办,工厂开办了大家就从农村走出来了,最早一代农民工,1860年代工业化开始发生之后,就这么走出来的嘛!那么这代人呢,最早可以干些什么?可以干一些粗活,干一些重活,久而久之,就进入一种工业化状态,进入到城市化状态。
我们讲1860年之后,各位读历史的都会注意到,这时候开始出现用民间俗语去表达概念。我们看看林纾,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办的报纸,就是用地方方言写成报纸文章,陈独秀,也是把地方方言写到文章当中去。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著名翻译家


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中国工业化开始发生之后,大量劳动者对知识的需求。
这样一种状态发展到梁启超出生的70年代,成长的8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中国的沿海城市群开始慢慢地出现。但是仍然没有勾连到一起,勾连到一起还等到北洋时代开始。这样的话,整个工业化就这么起步发展起来,梁启超就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
02 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变化
真正让中国发生根本改变的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当年敏感意识到中国历史大变革的这么一波人,孙中山、李鸿章、郑观应这些思想家,他们认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剧变,中国3000年未有之巨变。
我们讲中国历史上发生变革,发生变化,到这一次为止只有三次。
第一次就是殷周之际的变化,王国维讲的,殷周时代中国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从原来一种无序的状态向一种宗法社会转型。这个调整让中国人找到一种以血缘为关系的社会连接的纽带,宗法关系就建构起来了。
第二次中国历史上大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秦之际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封建体制,封邦建国体制,过渡到了郡县的中央集权体制。
回到我们主题来讲,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第三次大变化,什么变化呢?甲午战争和甲午战争导致的结果,让中国从原来那种农业文明当中走出来,要建构中国的工业文明,这个工业文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变化。
工业文明对我们原来的农业文明架构的影响和差别在哪呢?其实就一句话,从原来的熟人社会向一个陌生人社会转型。
1894年所开启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从一个熟人社会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就是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标志性的东西在哪呢?就在《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在今天的重新解读是非常有意义的,《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改变是之前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都不具备的。
《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重大改变是什么呢?外国资本可以到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办厂。
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自由办厂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资本可以自由进出。
我们看到1895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一个迅猛的发展,沿海地区和中国的东部、中部地区获得迅猛的发展。中国的矿产资源大部分的开采都在1895年,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之后,矿产资源开采了,铁路建设开采了,铁路建设开始了。
因为《马关条约》规定了中国的对外世界的开放,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和撤走,都没有障碍。
真正对中国的变化还在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外国资本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享受自由投资,这么一个权利,对中国传导的功能是什么呢?外国人可以享有的全部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权利,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享有?这个问题就在当时发生了。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获得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就从原来洋务时期的买办迅速转化为中国的民营资本。
1895年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能够很敏感地看到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中国需要一次政治变革,需要一个对资本权利的一个法律和制度性的保障。

梁启超在1895年之后开始发表文章,189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梁启超还没有真正走到舆论的中心来,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梁启超才迅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崛起,1896年到了上海,和黄遵宪,和汪康年合作创办了《时务报》。

时务报

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当中,放在一个细节考察当中,《时务报》主要表达的权利诉求,就是中国需要一个英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宪法。


03
比甲午战争更惨烈的灭亡中国的行为
这样一直走到1897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是梁启超这一代人没能真正理解的,就是德国租借胶州湾。
我这个标题“一代知识人的罪与罚”,是借用一个文学的表达方式,不是一个历史学的表达方式,历史学的表达我会讲就是知识人的功与过,就是他的功劳和过失。
中国近代知识人到梁启超、康有为、严复这一代人,他们推动中国一个大变革大变动,推动中国的变化,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失误,就像我们有我们时代局限性一样。可能梁启超这一代人并没有意识到。
1897年,德国人控制了今天青岛胶州湾,德国人在1898年的3月份谈判过程中,提出以租借的方式把胶州湾租借了99年。这件事情,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人认为是比甲午战争更惨烈的灭亡中国的行为。
严复对西方列强在对中国的租借非常恼火,在国闻报当中反复讲,英国和德国、俄国你们太过分了,用这种办法把中国的国土给肢解掉给分解掉了,成为你的势力范围。

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我们今天去读史料,1870年代,德国就在中国沿海在勘察中国的水位,在寻找更合乎德国人生活环境的中国的区域,他们最后选择的就在胶州,因为胶州是一个深水不动港,它的气候环境和德国大部分地区很一致。
租借胶州谈判的时候,用了很长时间,他们都谈判什么?谈判割让。最后就在谈判过程当中想到,除了割让和不割让之间,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割让香港,中国受到很大的压力,国民有很大的抱怨。这才在谈判过程当中出现一个租借嘛。我们可以看到租借这件事情,应该说从清政府的立场来讲有他的相当正当性。因此,1898年,清政府对这个租界问题根本就不后悔。
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康有为迅速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折,这个外交问题的奏折,就是《上清帝第二书》,紧接着康有为、梁启超就在1898年转到北京来了嘛。
1897年在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梁启超在湖南就开始走向激进,他在湖南给湖南的南学会写了一篇《南学会序》,这个《南学会序》,谭嗣同、唐才常他们都认同,国家处在一个危亡之中,列强是要灭亡中国,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外国资本介入中国这种架构。
这个时候,就在1898年,我们看到中国政治变革就在这种状态下开始发生,这一百天的变革细节就不讲了,发展到1898的9月份,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他们认为一百天的政治变革非常地艰难,进展缓慢,他们认为清政府内部有一个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而这个保守派是以慈禧太后为首,有荣禄,有刚毅,有李鸿章这一波保守大臣为外围的守旧派。
我个人研究觉得没有反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康有为认为有。因此在1898年9月21号之前那几天,才出现了谭嗣同去找袁世凯,要袁世凯从天津出兵,到北京去包围颐和园。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讲,知识人的罪与罚就在这出现了。我们研究这一段,谁告诉你慈禧太后和皇上不一心?后来我们就分析,康有为怎么知道?张荫桓,他的老乡。

张荫桓(1837-1900年),字皓峦,清末名臣

张荫桓有没有讲得这么明确呢?我百分之百相信张荫桓没有明确讲过这个。张荫桓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康有为是他小老乡。张荫桓可能跟康有为聊天的时候说,今天太后对皇上也有点看法了。
但是这种看法能不能去分析就是两宫之间的你死我活呢?
我们一百多年之后去读这个史料,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两宫之间厮杀得你死我活。
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办了,让袁世凯去出兵,当时袁世凯也没傻到要出兵,当然这个就导致梁启超、康有为流亡海外。
梁启超、康有为流亡海外,从1898年9月21号,一百多年了,说不清楚谁政变谁了。
梁启超很快办了一个《清议报》,他在《清议报》上讲,我们就是保皇上的,我们就是反对、抗议慈禧太后。康有为也这么讲,梁启超也这么讲,梁启超很快写出了《戊戌政变记》。
我们今天很多认知都被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给先入为主了嘛。
今天很多研究都是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开始。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条,梁启超后面有话,梁启超说什么呢?
梁启超讲得很明白,我这本书并不是事实,我这本书还带有感情的,我本身就是当事人。


04
两个极端当中的第三条路

梁启超到在海外流亡的时候,除了对这个事件的历史描述以外,还做了两件事情今天可以讨论。
一个梁启超在1900年开始,给中国的历史指出了一个真正的方向,他发表了一篇重要作品《立宪法议》,这篇文章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重要文献。从这篇文章开始,中国人就从原来两个极端当中走出第三条路。
两个最重要的极端是什么呢?从1894年开始,中国必须推翻满清才能走向中国的现代化。另外一个就是保守的主张,包括我们看到张之洞1898年的《劝学篇》。
在1900年发表的《立宪法议》,梁启超指出了近代中国的方向,是什么?应该在这两个极端当中走出一个君主立宪的架构。
梁启超这个讲法对后来中国的政治推动大不大呢?非常大。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很多问题真的是天才式的判断。
等到五年之后我们才看到,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梁启超在这个过程中也帮了清政府很大的忙。在晚清十年的宪政改革中,梁启超是居功至伟的大人物。
他是最早提出中国应该走的方向,甚至于帮助清政府来走。但是清政府最后没有让他真正去帮忙,因为他还背负着十几年前1898年戊戌变法的这个责任。


05
梁启超与袁世凯

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梁启超态度游离,我们发现他不是坚定地保大清,对清政府的忠诚从原来的百分之百开始发生变化。
1912年,民国建立后梁启超才结束他流亡的生涯。梁启超1912年回国之后到天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这时候梁启超又遇到了袁世凯。他认为袁世凯能把中国引领到一个新的方向,引领到一个宪政架构。

袁世凯
所以我们现在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谁都不是在背叛清王朝,但清王朝就成为一个历史陈迹了。
梁启超也好袁世凯也好,他们当年都在讲什么?国体变革。时代还是那个时代,但是政治架构从帝制变为共和,这是国体变革。政治、法律都没有因为1912年新政府成立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袁世凯发布了总统令也一样,一切法律制度都按照前清的执行,前清的法律也是经过1903年的新修法,伍廷芳和沈家本参照了东西方立宪国家重新制定的法律。
所以当时梁启超就认为国家仅仅是从满洲统治集团手上转移到一个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国家体制,从帝制变成共和体制,总统成为一个可选举的体制,这个时候梁启超的目标是什么呢?梁启超的目标帮助袁世凯把国家带到一个正道上。
他跟袁世凯合作的几年,一直到袁世凯走到大总统终身制,梁启超都写文章赞成他,因为它给世界以振奋性、持续性的预期。
等到1916年,袁世凯走向帝制,梁启超不支持了,回到天津联合学生蔡锷颠覆了袁世凯。


06
欧游心影录:应该反过来学东方

1918年一战结束,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后这几年,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在巴黎,在欧洲的旅行。因为他在过去20年当中都在鼓吹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
梁启超1919年发表了一个作品叫《欧游心影录》,梁启超改变了原来对西方的看法,梁启超在这本书就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科学的高度发展,人性的严重压抑,政治伦理的堕落化,才使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就是说,如果不是科学的发展,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欧战怎么会死那么多人。
他们到欧洲一看,整个一个村庄都是空无人烟。你去读梁启超这个作品,你看他是滴着血在写的,他就是觉得不能再学欧洲了,应该反过来学东方。当然梁启超这个表达对世界有没有影响?对世界有影响。欧按结束之后,罗素到中国来了,杜威来了,1918年斯宾格勒发表的《西方的没落》。

罗素(右一)来华时与赵元任等人合影
到1918年,梁启超的判断有非常正确的一面,中国在调整,世界也在调整。这件事对中国思想改变非常大,梁启超之后,梁漱溟的出现,马一浮的出现,熊十力的出现,才使中国思想在五四冲击下,重新得到了一个调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思想这时开始发挥作用。
所以我讲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在引领中国的先见之明上非常伟大,非常不得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讲,梁启超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非常负面的东西。
他到欧洲去是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去考察战后的欧洲,另外作为一个民间组织配合中国的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讨论。
1918年到他欧洲去了之后,可以看到梁启超在欧洲最大的问题,他根本不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有通盘考量。
我们100年后知道了,当时在主持中华民国政府的段祺瑞对于我们为什么要去巴黎谈判,究竟中日之间问题怎么处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达到什么目标,他们是有一个通盘考量,但是梁启超不知道。
梁启超不知道才导致一个结果,才在5月2号一个电报打回国内,讲中国政府可能要签字。
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是推动了国内的爱国运动,但是这个爱国运动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五月四号游行导致1919年的中国正式陷入不安稳状态,这样才能理解梁启超的政治在1919年之后没法玩下去,我们也才能理解梁启超为什么最后重归学术界。

56岁的梁启超

梁启超当然很伟大,从巴黎回来就重归学术界,最后这几年仍然作出很辉煌的学术成果,在清华四导师师当中,梁启超绝对是清华四导师当中最牛的一个导师。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系列逻辑关联,从巴黎和会回来为什么退到学术界去呢?这里边一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当然,这些是我很粗浅的看法,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多多批评。

(本文根据「中国通史大师课·游学营」天津站马勇老师的专题讲座编辑整理,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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