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告别了在外地的长长羁旅，回到了北京，在《环球企业家》杂志供职。我在这本杂志上做的经济学家专访，被湖北的《今日名流》杂志注意，他们希望我在京城给他们采访名流，开始每期给我寄杂志。白看人家的杂志，渐生愧意，心想，多少总该写一点。但自己不是追星族，对影视、体育名星等大众偶象并无兴趣，写什么好呢？想来想去，我认识的唐达成先生，应当算是文化名流。《今日名流》杂志又是湖北作协主办，大概这个选题他们可以认同。
和唐达成先生认识较早，1970年代，我在山西大学读书时，曾到太原钢铁厂实习，在太钢一处低矮的小房子里拜访过他。那时他还负着1957年的十字架，走着背运。80年代中，他走上中国文学界的领导岗位。在八十年代末的风雨中，因坚守人格底线，提前退了位。他脱了乌纱帽，交谈起来就比较放松。于是，轻轻松松写了一篇对唐达成一家的印象。当时我脑子里只想着如何交待《今日名流》，又不知该杂志水深水浅，现在看来，这一篇思想不够解放，写得比较浮泛。其实，唐先生说自己一直充当的“觉新”角色，就有很多内容可挖掘。他不但是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见证人，还是1950年代文坛风雨的见证人。他动了手术，在家中调养。我希望唐先生能把这些重要的史实形成文字，为中国的文学史，也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留下历史的见证。后来陈为人先生所著《唐达成文坛风云五十年》做到了。
写完唐先生，杂志尚满意，让继续写。再找谁？又想到了邵燕祥先生。
1984年前后，我曾在《诗刊》短期帮忙，与邵先生有过点头之交。我之所以想写他，与其说是因为这一点因缘，不如说是读了他近年的言论。为了了解他，我又读了他的长篇回忆《沉船》，思想上受到震动。他不但对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批判，对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对自己的灵魂历程也进行了透彻的拷问。在我采访他之后，他又将自己“文革”期间的检查交代以及相关文字编成《人生败笔》一书出版。邵先生在惠赠我的书上题着：“一个‘标本’供解剖。”我想，邵先生这种自我解剖的思想意义，绝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升华，同时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告别20世纪，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范例和人格范例。
写过邵燕祥之后，我发现无意中采访的两个人，1957有着共同的遭遇。在反右派斗争中，陷于深渊的知识分子有几十万人，他们是怎样一些人？当时具体的遭遇是什么？改正以后又做了些什么？今天还在思考什么？能不能沿着这个思路采访下去呢？我正好读了意大利女记者奥列娜.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录》，法拉奇是以她独特的采访风格实现着她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我能不能也尝试一下呢？
有了这个想法，方觉得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采访的对象本身就是作家学者，都是大手笔，他们的要求当然是很苛刻的。为采访一个人，往往要先把他们数百万字的书读一遍，写成初稿再请他们核实，反复推敲。这样，每写一篇，往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
当然，采访过程中有些事回忆起来，也挺有意味。
温济泽先生在和我谈到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时，谈到了周扬。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他的上级。温老描述了1957年周扬见到他时的骄横态度。仅仅因为他对周扬的一次讲话提出了不同意见，就成了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一条罪状。我觉得这一段内容，在有关周扬的研究材料中未曾见过，就写进了访谈录中。但是，温老阅审时，将这一部分内容毫不含糊地删去了。周扬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确实给研究者出了一道难题。究其难，还不全在于会牵扯到他背后的巨大阴影，其中也有善良的人们基于对周扬晚年的肯定，不知将其以前的形象应该给予怎样的判断。也许和温老不是一代人的缘故，我内心总是有一种还原历史真实的冲动，而不愿仅仅限于当下的价值判断。
曾彦修先生我访问了两次，前后长达十几个小时。初稿出来，也被老先生删去了很多。因为涉及到现在还活着的人。我只能尊重他的意见，换个角度写了一些他的经历。后来，《百年潮》杂志知道我手里还有一份曾彦修自述，想刊用，我再次征求曾老的意见，他仍然不同意发表，竟给我寄来一千元钱，说是让你辛苦写了那么多，费时费力，不能发表，聊补欠意，用作买书吧。真让我哭笑不得，又得寄还给他。
听说李慎之先生有“三不”：不给媒体开专栏，不接受采访，不接受约稿。我是在其坚守“三不”时，请他破例的。写好后，他说：谢谢你，留作我日后写自传参考吧。后来，他给《百年潮》写了一篇《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我看后有所体会：以李先生对文意分寸的把握，对字句的讲究，他当然更信任自己的手笔。但是他也许未曾想到，交谈中的激情、自信和自然，会较多地留在访谈中，比起他自己斟酌过的文字，别有一种味道。大约两年后，他才勉强同意发表我整理的自述，并说，清样我不看了，否则我会改变主意。这反而让我对这篇稿子小心再小心，因为这是被采访者唯一没有审订过的稿子。
有的采访写出后不能发表，是由于稿子以外的原因。
比如写朱正先生，就不能不谈到他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他这本书尚未出版时我就看到了，我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国内外研究反右派的最有份量的著作。但是，我采访朱先生的时候，这本书稿在出版社和有关领导部门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拿不到通行证。尽管朱正说过：“我写书，只想得到两张通行证，一张是现在能通得过；一张是将来能通得过。”但他还是对形势估计乐观，总觉得这本在当时被视为将来能通过的书，能够过关。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有一个请求：在那本书出版以前不要发表此文，以免引起注意，增加阻力。当我知道确实开印了，当立即奉告，倘若大文和拙稿同时闻世，倒是好事。”为此我的采访文章又放了很久。后来，《中华儿女》索稿，征得他同意，只好把谈到这本书的一节删去发表。
写戴煌的文章，一时发表不出来，竟也是与他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有关。而这些有力度的作品正是表现著作者思想、人格最好的依据。戴煌和朱正的大作终于面世，成为1998年的中国出版界最重要的收获。
在采访的人中，唯独冯亦代先生不愿谈反右时的那段经历。他谈话的兴奋点，在他的翻译生涯和写作方面。过去他为左翼文化运动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情况是出于对一种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对朋友的友情。我感到他生性就不喜欢政治，对自己不得已掉进的政治旋涡，有一种厌恶心理，似乎是不屑一谈。我尊重他的意愿。谁知，他病了一场，对人说，最大的遗憾是有一篇文章没写，题目就是《从反右到文革》。后来他想写，却力不从心了。
给章乃器当过秘书的许汉三先生曾与我家是邻居。他90高龄，仍每日读书不辍。时下思想界关注的书他都看过，如《陈寅恪的最后20年》、《心香泪酒祭吴宓》等。我知道许老本人是右派，坎坷多舛。但他不让我写他，他说，要写就写章乃器，写章先生，也就了解了他。他头脑非常清楚，比如他说：“章乃器的悲剧就在于他和民建会一部分人的矛盾当中，夹杂着与执政党的矛盾。而他的刚强性格和做人的原则，即人生哲学，与一些人不同；又处在那个极左时期，他就必然会落得那个悲惨的下场。”很复杂的问题，许老概括得多么清楚！
我采访的对象，都是年迈的老人；从经历上看，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革命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在共和国前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革命的献身者，后者是观察者和同路人；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角色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豪的主人翁，后者是谦恭的客人和改造的对象。一场共同的厄运促使他们猛省、反思。革命知识分子反思的主题如顾准所说，“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自由知识分子的觉醒是找回失去的自我。心路历程不同，最后却殊途同归。
比如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钟沛璋先生反思自己时说：“挨整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吗？不！挨整时，我们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我们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今天走的路。”而自由知识分子出身的萧乾先生，不只一次与我谈到他对知识分子的思考。他说：“若把国家比作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划船手，他还一边划，一边高瞻远瞩，关心船的方向。”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软弱过，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他晚年的反思却越来越有力度。
采访右派，也不尽是采访右派本人。
顾准早已去世，但我先后找到他的生前友好吴敬琏、骆耕漠先生回忆与他的交往。骆老早已双目失明，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除了经济学界，一般人都不知道他了。我去他家采访，发现是坐在青年诗人骆一禾的书房里，原来这位早逝的青年诗人，是骆老的小儿子，想起来真是不胜感慨。
除了采访右派，我还为《华人文化世界》杂志采访过于光远、何泽慧、梁从诫等著名学者，一并将访谈录收入此书。
另外，以前写过几篇散文，谈及对几位老作家的印象，也一并编入。
这本集子编好后，当我意识到该为它写个后记的时候，想到的是父亲几十年前教给我的一首歌：
醒时的路是沙漠的路，
梦中路也是沙漠的路；
沙漠是我们永远的路，
疲乏而痛苦的旅行之路。
把梦驮在骆驼背上，
迈着沉重的脚步，
在黄昏的地平线上，
走向遥远的路途。
这首歌深沉悠远，更令我沉迷的是那苍凉而坚韧的意境。我从来没有听别人唱过，也没有在其他歌曲集里见过。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这首歌给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我的体味，肯定永远也跟不上书中的这些前辈们。这种人生体验与时代的“馈赠”，在他们之前不曾有，之后也不会再有了。
在王一方先生的关照下，《凝望夕阳》作为《野菊文丛》第二辑“思想者杂语”之一，1999年1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成为我的第一本著作。当时印了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没有让王一方失望。后来有人找我寻书，我手中只存孤本，无法割爱。到孔夫子旧书网上去找，虽然有售，已经溢价到二、三百元了。我知道，并非本书有多重的份量，而是能在二手书市场流通的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