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1832-1894)是曾国藩的幕僚,曾经为曾国藩参与机要。由于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为后人保留了许多历史现场的见闻。赵烈文最有名的一件事,大概是在同治六年(1867)的时候,尽管太平天国已遭攻灭,大清看似中兴可期,他却对曾国藩提出大清将亡的分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页1479)。后来,清朝果于四十五年后灭亡,如期应验了赵烈文的预测。

除此之外,当时社会对于西方人的反应,也是赵烈文日记中值得留意的一点。比如说,有关同治元年(1862)发生的「第一次南昌教案」(江西南昌群众捣毁教堂),赵烈文记载如下:

「江省小试,童生毕集。值佛国人(法国人)在此讲教,诸生闻传教,事积不平,遂群往与之论难。夷人争执不服,殴之。越日,传揭(发传单)毁教堂,夷师得信即遁。众知其遁,乘夜往,已去矣,遂毁堂席,卷所有而散。夷人诉于夷务钦差薛焕,行文责偿,且言其事系徐、夏二绅为主,二绅恐白当事,言毁堂时得人骨一包,以证其害命。而骨呈于行文之后,既不于当时即缴,承讯者皆不信之。」(页805)

这虽然发生在超过一百五十年前,但对我们当代人来说,上述情景也不算陌生。一群小粉红齐聚出征,到处吵人、打人、栽赃、抢东西的景象,在此宛然可见。在这起事件中,已经可以看见后来义和团之乱的影子。尤其要注意的是:「齐聚出征」的群众并不只是所谓的「无知拳民」,还包含了士大夫(诸生)。

在谈到晚清的排外现象时,有时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这只是「无知拳民」的事,跟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不沾边。事实上,在这方面,士大夫与义和团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只是士大夫比较会写字而已。天朝上国的沙文主义,加上被西方压制的委屈感,共同酿造出混合自卑与自大的扭曲心理,深植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士大夫也同受感染。真要说的话,许多自居中华文化正统的「知识人」,在煽动对于西方的仇恨上更是居功厥伟,造谣生事简直不遗余力。以上述南昌教案为例,假如赵烈文记载可信,那么,发动文宣攻势、乃至于设计栽赃的,其实就是士大夫跟仕绅。

有关士大夫,曾国藩曾经发过一番牢骚:「自南宋以来,天下为士夫劫持,凡一事兴作,不论轻重,不揣本末,先起力争…」赵烈文的回应则是:「今夷人事事务实,而中国事事尚虚,彼来谏者,心中未尝不知是事之无足轻重,但亦为众所劫持,不得不尔,上下但骛浮名,已成结习。」(页1477-1478)。以上这段对话,点出了某些知识份子非常可怕的一种心理倾向,那就是虚荣心。为了吸引关注,这些知识份子「不论轻重,不揣本末,先起力争」,不管什么事都可以无限上纲,弄到局面倾覆在所不惜。相较之下,普通「拳民」反而还未必会像这样虚荣作祟。

到了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发生(天津群众指法国教士捕捉儿童挖眼剖心作药材,以此为由捣毁教堂,杀死法国外交官,并将修女性侵、挖眼、割乳后处死)。对此,曾国藩力主道歉并惩罚肇事者,却遭受「清流士大夫」气势汹汹的攻击。为大清效力一生的中兴元老,顿时谤议云集,沦为了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依据赵烈文的记载,曾国藩私下谈到此事的反应是:

「到津后曾亲讯闹事之人,如有丝毫(法国杀人制药的)凭据,许为奏办,乃词皆游移不近情理,穷其所往,则彼此推诿,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议,但不得不尔。」(页1827)

曾国藩上面这番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我也很想找到证据来证明西方人是错的,可是你们讲的故事版本荒谬到连我也说服不了,怎么可能说服别人?」至于「明知必犯清议,但不得不尔」这句话,则将士大夫的堕落与脱离现实一语道尽。在国土上发生了这样惨绝人寰的虐杀事件,惩办犯人竟然要抱着「必犯清议」的觉悟,则「清议」之辈是怎么回事,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清流士大夫之异于庚子拳民者,几希矣。

说起来,虽然有些自诩传承中华文化的知识份子很喜欢拿「义和团」来骂人,但他们跟拳民的距离真的没有那么遥远。这些人鄙视拳民,是因为他们一向瞧不起庶民形象,并不是因为真的有比较高明的认知。这些人一样抱持着天朝中心式的世界观,以及仇恨欧美日的国耻史观。在这种认知架构下,他们会将各种不利因素归咎于西方,甚至不惜相信或捏造一些捕风捉影的假消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毕竟这跟他们的认知架构高度契合。举例而言,跟「法国人抓小孩剖心制药」的谣言相比,「某国人会在肉里面下毒」这种假消息其实相差无几,只是身在其中者不自觉荒谬罢了。

赵烈文很幸运,没有等到庚子年就先过世,无须亲眼目睹义和团横行。然而,他有生之年所发生的南昌教案,或者天津教案,其实都是幸未燎原的星星之火,已经预示后来庚子年的大祸。说起来,这些火警之所以能够及时控制,那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实务官僚还能压得住场面。不是说这些人一定比较「善良」,而是他们相对较有现实感,比较知道周旋进退的分寸。

等到庚子年,曾国藩已死,李鸿章也因甲午战败而失势,大清就有机会体验「扶清灭洋」的美妙了。当然,灭洋无望,亡清有分。等到事情闹到无法收拾,还是得把风烛残年的李鸿章拖出来善后。平心而论,惹出这样一场大灾难,竟然能够达成《辛丑条约》的和解条件,其实已经堪称巨大的外交成就(顺便意外催生清华大学),也真亏得垂死边缘的李中堂还有如此手段。尽管立场不同,仍然值得赞叹。

不过,清流士大夫们还是会痛骂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

注:以上页码,均指《赵烈文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

——脸书:一个律师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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