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这些博士中，其中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

“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经发文质疑西南财经大学授予的博士学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明确把高学历当成录用和提拨干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在“特色中国”却迅速走形、变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博士超级大国这个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了。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

最早公开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

文中，着重摘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博士文凭，这很不公平。”

在2008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

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

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其实，葛剑雄先生对王益的质疑，几乎完全适宜用在质疑中国所有博士官员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动一时的“博士省长”于幼军。

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对于幼军的质疑就深具穿透力：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

于幼军在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

而鄢列山对于幼军博士学历的质疑，或许，又适用于质疑与于幼军相同或级别更高的官员身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之灾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和“官员博士化”之风的严重危害性，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同时，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不仅如此，中国的“博士大跃进”，还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

对中国“博士大跃进”必然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我党的“理论权威”杂志《求是》就特地发表了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

文中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

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的原始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