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丽:第一次劝写悔过书【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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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刘艳丽,网名:拽拽重出江湖。是中国活跃的博客作者,国际中文笔会成员,人权捍卫者。2018年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第14届林昭纪念奖和2019年第二届余志坚纪念奖的获得者。数度入狱,目前关押在汉口监狱。刑期至2022年3月23日结束。

10月3日,国庆休假正酣,号室在国庆期间被特许可以打牌,每个号室发四副牌,牌是号室出钱买的。
狱警打开门喊我出去。
是以前打过交道的国保吴章兵与王和梁进了看守所,他们在干部办公室要见我。

吴章兵,第一次被国保找的时候就有他,对他印象不错,有点书生气,文质彬彬的,好像还不是个脑残。第一次找我他们问我做了什么老实交代。作为中国人,凡是说了真话批评党和政府的话,都要有自知者明,这是在犯罪,所以他们要我老实交代的时候,不等他们问,我就把自己在网上写过什么文章在哪些网站有注册号,叫什么名字全部坦白了。
第一次阵势很大,4、5个国保到单位然后再到我家搬走电脑带走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国保这个神秘的部门,第一次相信了传闻不虚——我们都处于被监视之中。
当时,我问他们为什么找我,他们不说,只说:“你做过什么你心里有数。”我把所有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和盘托出后,在笔录上签字了,他们把我送回来了,那天回家的时候已经子夜了。
他们是一群你永远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回答的人,这是我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之一,你把一切和盘托出是你的义务。

他们为什么找我,我只能猜测怀疑跟我网上转载了一篇关于64屠杀者的名单有关,蘸着中国精英学子的鲜血,那些人都升官了。
我当时十分震惊,某领导人不说天安门没有开一枪吗?
愤怒之余,我转发了。
接着,他们来了。

狱警把我带进了干部办公室,就走了。

进办公室我没有喊报告,也没有坐矮凳子。即使没有喊,那屈辱的感觉仍然扎心。吴微笑着问我:“刘艳丽,还认得我吗?”
“认得啊,吴警官。”我不知道他是副支队长,也没想过他是多大的领导。
吴说:”我很久之前就认识刘艳丽,跟我经历差不多,读书出来参加工作,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知道啊,因为中国现在还不是法治政府啊!官媒说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如果现在是2020年,我就不会被抓了。”
吴说:“刘艳丽,没想到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你说我错了,我不一定就错了,现在你们强大,是非善恶的标准你说了算,10年后,我们一起上电视做节目谈谈今天的事,那个时候看看到底谁错了。”
吴说:“我这次来是提醒你要给自己找新的出路,你要想好该怎么做才能出去。”
“这么说听起来就可怕,怎么用“新的出路”这个说法?是不是我没有生机了?”
吴说:“你现在要想怎么才能出去,要怎么做才能出去。”
我说:“我现在是你们关在笼子里的羔羊,宰也在你们,放也在你们,我是没有能力决定我的命运的,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我能想什么出路?我说了又不算。”
“你说了怎么不算?你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
“好吧。那就放了我。”
“就这么放你是不可能的,你应该好好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过是真的以为自己是可以监督批评政府的呗。”
吴说:“你被我们带走后,你弟弟带着你的爸妈到建行找你们领导,也找我们,他们那么大年纪了,还让他们为你奔波,作为子女,你不应该让那么大年纪的父母还在为你操心。”我们一直被宣传为了伟大的事业可以不要家庭父母,同时又被宣传不要做他们不喜欢的事,因为这样对不起家人。这些套路我太熟悉。
我说:“这事跟建行没有关系,他们是病急乱投医,找建行一点用都没有。”
吴:“刘艳丽,没想到你这么自私!”他义正辞严斥责我。
“是你们要抓我,这件事确实跟建行没有关系,他们找建行有什么用?”
“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又没有谁给你钱,你在单位也非常敬业,对家庭也很负责,儿子在学校读书成绩又好,还是年级前十名,你在建行,收入不错,你老公教书,收入也还不错,你们家庭幸福,你为什么要做这些给你的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呢?”
“我做什么?我不过是写写文章批评一下党和政府,只是想国家变得好一些,犯罪吗?”
“你这不叫批评,叫攻击。”
“我有枪还是有炮?怎么攻击的?”
“你的那些话不叫攻击?”
“攻击不攻击,反正标准在你们手里。”
“一个人要有感恩之心,你就是那种典型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共产党养活了你,还这样骂共产党。”
“我拿共产党的钱?搞错没有?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跪着挣来的,如果我不干活共产党就给我钱,我就承认是共产党养活了我。”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呢?看你的朋友圈,政府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都是些负面消息,不要只看阴暗面,那个社会没有不好的一面?你把眼睛只盯阴暗面,片面,偏激,你不觉得现在社会已经进步了很多吗?老百姓日子现在过得多好!你老公教书,你在建行,你们两口子一年工资几十万,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又没有人给你钱,又没有得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这段话里不仅逻辑混乱,价值观也有问题,难道因为自己日子过得可以就不管社会不公了?我们家年入也没有几十万。不过既然他们抓了我,我说什么也没有意义。我说:“消息无所谓正负,只有真假,我指出社会阴暗面,不表示我只看社会阴暗面,我指出来是希望社会阴暗面少一些,再少一些。“
“那你说说,你看的社会阳光的一面是什么?”
我便举例比如我们衣食住行比以前好多了等等,以前评价领导人或说政府不好就直接斗死,现在不斗死了,不过你们现在抓我了。
“我不过是批评一下党和政府,你们就抓了我,你们就等美国之音报道吧。”
王警说:“想得美。”
言论入罪,这是极端恶劣的行为,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不仅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是不能见人的丑闻,王警既然说我想得美,他们当真对什么是现代文明一无所知啊。
吴还说,叫我不要被人利用成了炮灰。我说,没有人利用我,如果有人利用我说明我还有利用价值,我巴不得有人利用我。
他说:“你这样说就没什么好说了。”

聊了一会,我坚持我享受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而他认为我越界了,谈不到一起去,他们认为我执迷不悟,要我好好反省自己,走了。

十一期间,除我常被提审谈话号室的铁门才有机会开外,除杨所长值班把号长喊出去外,其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紧闭的。
我已经几天吃不下饭了,饿得发慌。偶尔有牢友杨姐给我几勺子她定的菜,这样我就能吃一些。再订菜要等10天,这里10天定一次菜,定下一个10天的。国庆期间,有外货进来,主要是:信纸、笔、笔记本、牙膏、牙刷、毛巾、塑料盆、拖鞋、蛋黄派、好吃点、沙琪玛、老干妈、郁美净、衣架、洗衣粉、肥皂、洗发液、卫生纸、卫生巾、维维豆奶、娃哈哈、绿茶、红茶、矿泉水、笔芯、黑塑料袋这些日用品。

外牢把货品从送饭的洞口递进来,然后根据订货单发给订货的人,老干妈的酱要转出来用塑料杯装着,杯口用方便面袋子套上,玻璃瓶要交出去。
我这次没有赶上订货,在旁边看她们忙活。一个个把洞子里的东西掏出来重新摆,把新买的东西放进去,装不下的用黑塑料袋装着等风门开后装在公共的收纳箱里。
我跟人合用一个洞口装东西,新来的东西不多,就牙膏牙刷漱缸就这几样。

能送进来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不爱吃的。

有的人开始创造了。她们拿出以前发的大蒜,剥皮,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的瓶盖那头剁蒜头,剁成小块后,放盐,然后与老干妈的酱搅拌。自认为搅拌好了她们会彼此尝对方酱的味道。
看得出来,发货是她们很期待的事。
这里拆过的袋子都不是废品,都可以利用起来装东西,为了保持袋子的完美,她们用线切割袋子。好吃点的包装袋的反面是亮纸,她们挑出光泽均匀的一块,蒙在漱口缸上,就成了镜子,效果不好,总比没有强。

国庆期间,白天可以到铺板上坐,早上干部不来巡视,吃完饭风门关后干部点名,点完名就开电视,上午从8点半之后开到10点半,下午从3点开到4点半直到风门开。
说是开电视,不过是有电器说话,图个热闹罢了,一会儿就换台一会儿就换台,无法看一个完整的综艺节目或一部完整的电视剧,不过可以看完一个完整的广告。
家人又给我送了一床被子,至此我的床上用品齐了,不需要用“公家”的被子了。所谓“公家”的东西,就是有人离开没有带走的东西,丢在这里便成了公家的物品,对这些物品的处理权绝对属于号长。这种逻辑很有中国特色,公有即官有。

我盖的公家的被子被在我稍后进来的王姐拿去盖了,她就是那位削了邻居一只耳朵的,家里人还没有给她送东西来,她有肝炎,碗筷与我们分开。

饿。
累。
每天晚上值班2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觉。
知道自己没罪,对于案子我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我的痛苦仅仅有二:1,恶劣的自然环境,2,恶劣的人文环境。
这里的环境对我来说是灾难。
没有热水用,喝的水十分有限,一瓶水管半天,不管干什么都会有人过来教训你错了,衣服不应该挂这里,好吧,换个地方,另一个人见了说,不该挂这里……总之,你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
群居生活,睡觉时不小心遇到同床,同床是个姓叫胡红云的毒贩,每一碰到她就故意把床单被子几掀几掀,好像姐姐我很脏似的。她是高胖型的,她睡觉碰到我是常态,还打呼噜,像她那样做,姐姐我还真的做不出来。这是不是就是没教养?

对权力的谄媚和对弱者的欺凌在她那里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有烟瘾,为了抽烟,费尽心机讨好号长,她管号长叫“琴妈”,她给出的解释是,从小父母离了婚,妈没怎么管她,在这里,号长管她,给了她很多的照顾,跟妈一样,所以叫“琴妈”。赖月琴是1981年生的,胡红云好像是84年生。
胡红云比我早来一个月,也算是新贩子,她的琴妈并不喜欢她,也知道她是为了抽烟巴结她,胡红云嘴巴甜,做事喜欢偷机耍滑,比如洗碗少清,哄别人帮她干活,赖月琴就说她,甚至还把我抬出来说她干活不好,瞧瞧人家刘艳丽在家里也是不干家务的,怎么就做得那么好云云。
不管怎么被教训,胡红云为了抽烟,什么都能忍,“琴妈”一如既往叫得亲热,还知冷知热十分贴心的样子。

终于,叫的人坦然,听的人也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