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史景迁对当代中国的解读，比费正清清醒，他似乎没有太受西方左派的影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尤其他从梁思成林徽因这对夫妇的遭遇，透视了这种悲剧，并以一段大气磅薄的文字，仿佛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史，跟他的许多著述一样，具有深刻的文化意味。我在普林斯顿期间，因遭遇车祸而获得余英时陈淑平伉俪的慈悲相助，也经由他们，间接获得史景迁教授的奖掖，如他为我的《离魂历劫自序》写推荐词：「在妻子命在旦夕之际，作者面对人生至悲之大威胁，反而在悬崖前大觉醒，再次肯定生命的无上价值。」我在《寂寞的德拉瓦湾》中引述史景迁那段大文字，以解读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剧。 】
这次（2003年）回国奔丧，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带残废后的傅莉回来。车祸已经十年，让她回来看看母亲和哥哥姊妹们，也让他们看看她，这跟我送别父亲是一样重要的。我弟弟和傅家商议好了，让我们就住在傅莉妹妹傅玲家中，以便他们欢聚。傅莉妈妈也从郑州赶来。老太太跟我父亲同年，也八十岁了，却硬朗得很。我去北京西站接她，她步履不输年轻人，轻捷走出车站。见傅莉恢复如此，看上去并没有照片上那样胖肿，老太太欣喜异常，晚饭竟要喝一口酒，还呛了一下，可见有多高兴。接着傅莉的姐姐、哥哥、嫂子也都赶来北京。我对傅玲说，傅家人能凑齐就好了，大家团聚一次。她说正想给老太太做八十大寿呢。一天中午，在皇亭子一家“淮扬村”，给老太太做寿。我是第一次吃淮菜，老鸭汤、大煮干丝等，味道很好。岳母艰辛一生，晚年可算福寿双全，除了嫁给我的这个女儿意外伤残，她大概没有更大的遗憾。
我们寄住的傅玲家那地方叫「虎背口」，崇文门往东一站的东便门。我偶然出来散步，可眺见一座角楼，身影厚重，箭窗洞洞，却形单影只，兀然幸存于大毁大拆的北京城中。西北面是北京站，东南是一座立交桥，西与崇文门遥遥相望，东侧临通惠河。那地界，因这座角楼，而成一个所谓「明城墙遗址公园」。今春我无意间寄身于此，也料想它必定是古都陨落中刻意遗留下来的一个假模假式的装饰品，称它是一件「祭品」都不过分。它是国内现存最大最早的城垣角楼。
这角楼叫我想起一对夫妇来。他们曾经唱道：「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他们曾献策于「新统治者」，北京不要搞工业、限制城内建筑不得超过三层、政府行政中心不要叠加在古城之上，特别是，保存紫禁城和古建筑城墙城楼。但是，在这些建议中，只有紫禁城保留下来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在一九五○年曾做了一个杰出的设计「故都的项链」：将城墙顶部十米宽的空间，变成花圃和园艺基地。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绿地，供划船、钓鱼和滑水之用。一个全长达三九‧七五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一个挽救城墙的天才构想，出自才女林徽因。
八〇年代接触梁思成题材后，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最后的故都》，但留下一个疑问；很诧异梁思成屈服于专制颟顸，只有对自己「洗脑」，丝毫没有反抗，还在反右中入了党。这不可思议，与他对中国古建筑的醉心不协调，难道是一种性格上的软弱？
读林徽因的资料则迟至我出国后，也读得更难过。梁、林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苦，颠沛流离大西南，特别是李庄那九年，对他们是一个彻底的幻灭，所以抗战后对国民党深恶痛绝。难道他们不知道内战是共产党非打不可？那个时期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一边倒是普遍性的。可是没有资料显示他们在共产党极权底下有过再次的幻灭。梁思成从精神上被征服是明显的，但林徽因呢？看不到资料。唯有一篇他们儿子梁从诫的回忆，刻意突出他母亲「思想改造」的一些资料，尤其是林给梁的两封信说她如何被史达林所感召，以及如何对自己「改造」，读了令我很震惊。只有第一次幻灭，此后在更剧烈的精神奴役下连第二次幻灭的能力都没有，这是非常悲剧性的。尤其在林徽因的个案上，她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而又不极端的极有教养学识的天才，竟也是这种结局，让我更唏嘘不已。也许她的早死才能解释。
梁、林的好友费慰梅有一本英文传记《梁与林：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出版（台湾译本《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我在海外寂寞中亦读得饥渴，虽然对于我的疑惑帮助不大。但此书有耶鲁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序，写得大气磅薄；余英时先生还手把手地教我将其中一段翻译出来：
『如果我们从高远处俯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总是很难不把它看成为惊人虚掷的一个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在一个时期是有些实业家贪婪而玩法﹐在另一个时期则是极端的国家集权﹐两者一先一后﹐把大多数人推入贫穷的深渊﹐试问平衡经济又将如何发展？经常流离失所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文字检察官最无想像力但又横行的世界；创造性的特立独行﹑知性的探索﹐又如何可能广泛的流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好像自始便支持了上面这些悲观的醒思。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打乱并摧毁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 』
仅仅是虚掷、浪费吗？同情梁、林的费正清夫妇，则要到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后才对「中国革命」有所醒悟，也是一个悲剧。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未解的迷思。在倾颓的中国废墟里，梁、林的灵魂又将怎样诉说呢？ 2000年余英时曾为文，称八九年以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经》。他说此话如今只对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人才有意义。中国一方面是「软红十丈」的花花世界，另一方面在早已无「神」的「神州」，知识份子仍被「先锋队」视为「乱源」。更甚者，十年的威逼利诱，不少知识人已去为「先锋队」摇旗呐喊，剩下的也七零八落了。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1953年的诗句复见于新千禧年伊始之际，这不是「天地闭、贤人隐」又是什么？
摘自《寂寞的德拉瓦湾●北京城墙东南角楼》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