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讲基督教，有个潜台词没讲，一块血仇万丈的土地，却是一块没有宗教和超越性的地界，哪知今天图图主教走了。
假如用中文诠释「宽容」，不易找到准确的概念和含义，那就让我们用「图图主教」的名字就足够了，他在中文里跟「宽容」二字同义。他从种族隔离的黑白仇恨中创造出和解的「南非模式」，成为人类最新的普世价值之一，当然对镇压、饥饿、屠杀、欺凌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仿佛是一份天外飞来的精神财富，但是你会发现，在血淋淋的中国现当代，和解与宽容，大概是最难履行的价值。
一、「大和解」，谁跟谁？
进入「六四」这个话题中，你就会发现困难重重。
年年岁岁说六四，岁岁年年语相似。后来出了一个“和解”说，所谓“握手言欢”也，那是一桩双方的媾和，却无需借鉴谁家模式。可是，谁跟谁和解呢？中共想跟咱和解吗？ “和解”之谓，不说有乞求之嫌，至少也是“自作多情”，仿佛中共已作困兽犹斗，你若不“和解”它，它便要玉石俱焚似的，又似乎当年被镇压的一方，死乞白赖不肯给它一个台阶，它好下来，保全颜面，哪有那么回事嘛！
“南非模式”也罢，“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也罢，都是好东西，可咱就是使不上，所谓“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南非模式”的操办人是图图大主教，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衬垫在那里托着，才有“赎罪”“宽恕”这些超越性价值的介入；又如圣雄甘地的印度法宝，那背后也是佛教的价值支撑，诸如不杀生、来世等等。对债孽深重的中共来说，这些绝对都是好东西，可它就是不肯让人家发展，灭杀还来不及呢。设若这个十年里它放手让家庭教会（据称已近上亿信徒）发展，或者江泽民当初不去围剿“法轮功”（也算佛教的一支吧？），那么当下中国便早已有了“和解”的土壤。
缺了宗教这一环，便只剩下法理的解套。六四这场危机，在法理上只有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双方的角色和位置，既不能互换，也不能均摊（各打五十大板），说到底，对“和平请愿”施以暴力的责任，一丝一毫都无法归咎于请愿者的“不妥协”，而只能由掌握暴力的执政者来承担；也唯有因循法理的裁决，才能实现“公正”，消弭六四积累的全部怨恨。
假如把以上两个不同的环节一锅煮了，就会出现今天的一个思路，也是不少人一直在鼓吹的一个观点：双方都有错，激化是两边的“坏人”挑拨的，这为官方将来的“方案”提供了一个解套的思路，最后给邓小平一个“听信挑拨”的轻微定论，李鹏是肯定要成“替罪羊”的，他自己都很清楚；只要为邓解了套，赵紫阳也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也能获得赔偿，然后江胡两届自然顺理成章。
如今鼓吹“大和解”的人，就是在一锅煮，用心是好的，可你煮得成吗？还不要去说，这法理的一环，当局也没兴趣，因为六四引起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已被它的“经济起飞”所化解，它可以不理睬这个“公正”问题，而扔给民间和受害者去咀嚼，谅你们也闹不到哪里去。这二十年的事功，叫当局的功利心大振，于是离那非现世的宗教越发远去了，想拽都拽不回来的。
同样令人沮丧的是，“和解”的价值和文化之稀缺，民间也是照样。直到今天，谁看到那群“广场领袖”们，有意愿为这场悲剧承担他们自身的责任？他们被营救到西方之后，大多在长春藤名校受过最好的教育，可是教育是教不出伦理和信仰来的，所以他们二十年后还躺在指责对方的摇篮里晃悠，甚至，他们至今仍不肯说出真相来。他们实在不比江胡两届“先进”了多少。也难怪，从毫无人文熏陶的一个世道里成长起来的“八九”一代，怎么可能会有所谓“妥协”精神呢？
不过，这跟和解不和解不搭界，他们有错而无罪。在这场冲突里，学生们毫无政治经验，这主要是指他们没有大规模街头运动的操作实践，只有一腔热血和幼稚，或许可作另一些层次，比如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思想史的分析。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政治操作，至少是1949年以后，就从来没有街头运动的任何经验积累，只有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派性对立和武斗）模式可以借鉴，所以这场广场抗争只有静坐和绝食两套把戏，而那是文革的遗产，又由于时间上的稍纵即逝，拢共一个半月约45天，学生领袖们甚至还没能学会文革模式，即有效地操作广场上的民意表达和决策。
官方难处，还有一层。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说，“六四”乃是一个所谓 point of no return，无返还的终点，一旦越过，便成为新一段历史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的麻烦早已不那么单纯了。当局因六四杀人而将中国拨向“激进走资”一途，以至公平倾斜、社会分裂，二十年下来，整个民族伤痕累累，怨怒深重，岂是解套一个“六四”就能挽救的？在这个纵深的意义上，邓小平正是祸首，即使“六四”这笔帐能饶他，后来的帐又叫谁去担？所以“积重难返”四个字，便使“六四”环环相套，要么解决它所连带的一揽子危机，那就是二十年的总帐；要么拖着它。
二、邓小平恐惧吗？
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当下中国，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对此的解释，一向认为中共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
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帐，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N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于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三、受害者与加害者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着，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加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着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幸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于饥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加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 “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稣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在“加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加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着，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征性赔偿，虽然她终于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征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加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于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未闻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四、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
受害者加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于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于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于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于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加害者的全球现象：「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加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降临中国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