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學分析報告

0

 

文革是我們這一代人遭遇的最重大事件,那時我們正當青少年時期,可以説我們的人生觀和政治觀是由文革塑造的。如今我們這一代已经步入老年,然而,文革中所經歷的一切依然是我們刻骨銘心的記憶,并且已經成爲中國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可以説不管是否親歷,現在的中國人都知道文革,但是作爲一場政治運動,文革是怎樣運作的,爲什麽會如此運作,我們這些親歷者當時毫不知曉,後來雖然也曾思考探究,但并非理解通透。文革之後出版過很多有關著作,讀過后腦子裏仍然很多的“爲什麽”。

宋永毅教授最近出版的《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這部著作,為我們理解文革中的“爲什麽”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

我們都知道,文革荒唐透頂,而且是從上到下全社會的荒唐。可是文革爲什麽會那麽荒唐?設想一下,有一個封閉的群體,比如説一個“人民公社“,其社長、副社長、以及其他主事者皆由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擔任,公社裏的全體社員身體和精神都毫無自由,不得不遵從這些人做出的各種荒謬規定,而且還必須絕對服從。這樣的一個公社裏會發生什麽不難想象。很不幸,那就是文革中的中國,整個中國社會當時就是在幾個掌握最高權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控制之下,自願或被迫做著種種荒謬絕倫的事情。

宋永毅這本五百多頁的著作,以當代歷史學研究言必有据的嚴格規範,為文革政治開出了一份病理學分析報告。

病人治國

關於文革,迄今已有大量史料,包括相關文件、回憶錄和各種學術分析,光是鋪排、分析和研究這些資料就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宋永毅的切入角度非常巧妙,他給主導和影響文革走向的重要人物一個一個地開出精神體檢單,很多“爲什麽”的問題,答案就從病理分析中出現了。

此書共九章,前六章就相當於六份病歷分析,毛澤東、劉少奇、林彪、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各佔了一章。這六人地位遭遇雖然不同,卻無疑是文革最重要的人物,他們中有些是主動的,如毛澤東,有些看上去是被動的如劉少奇;有些是文革中專門整人的如林彪、江青和張春橋,有些是專門被整的如劉少奇,有些是既參與整人也被整的,如周恩來;這些人都曾經是“親密戰友”,劉少奇和林彪都曾被毛澤東選爲接班人,江青及張春橋則是毛澤東後期認爲是自己身邊最可靠的人。然而,這六個主導和影響文革政治走向的人彼此之間并無互信,也不敢互信。

這些位高權重的人物,在那樣的特殊政治環境裏,能夠比較放心地信任的,只有自己的配偶。書中第七章,“從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參政現象”,分析了這一特殊的變態政治關係的影響。

在這部歷史學著作中,作者引用了大量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分析,對文革中很多關鍵性轉變點及其“爲什麽”提出了有説服力的解釋,這是本書對文革研究的重要貢獻。

比如,我們都知道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動因是權力危機感,他要清除劉少奇以及其他元老們對他的權力威脅。於是他要整曾經的接班人國家主席劉少奇,還要整彭德懷、賀龍等對他瞭解很深的元老,將他們置之於死地,而且必須讓他們死在自己之前。這種狠辣之中不乏毛澤東精神疾患的因素,他的多疑,他的情欲,以及他晝夜顛倒的生活方式對思維與情緒的影響等等。他其實是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另一方面,劉少奇也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文革犧牲者。宋教授對文革前四清運動以及劉少奇王光美夫妻政治的論述,證明了劉少奇對文革之運動方式及走向的巨大影響。只有充分認清了這種影響,才能看懂毛澤東的多重文革動機。對劉少奇作用的分析,是這部學術著作的一大亮點。

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時真正的風雲人物,他倆在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和其他公衆場合的表演極具戲劇性。他們都是文革初突然飆升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他們面對山呼海嘯的幾十萬上百萬紅衛兵的講話極具煽動性,卻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調的怪異方式。這是人前的表現,那麽人後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醫生都不難診斷出,這是兩個精神疾病患者。這兩個人都畏風懼雨,怕光熱,厭聲響,而且嚴重失眠,重度抑鬱,都有某種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裏症。這兩個人本來是走不到一起的,卻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場荒誕的雙簧,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雙雙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領導者的地位。這是兩個精神疾病患者之間的合作,兩人後來的結局也同樣荒誕。

然而,這兩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黨内鬥爭的老手,他時時刻刻在判斷敵友態勢,江青則除了毛澤東這個靠山,沒有其他背景和實力。他們能合作,因爲他們知道互有所需。他們貌合神離,卻始終要讓外界大衆以爲他們是一夥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臺前不久,江青給林彪拍的那張照片,還在報刊雜志上高調地演示他們的戰友關係。

可是,他們的精神狀態確實影響了他們在生命攸關問題上的判斷。林彪的失誤是安排林立果在空軍崛起,犯了毛澤東接班無後的大忌;江青的失誤是她始終沒有醒悟,毛澤東死後,她有敵無友,必將死無葬身之地。這些低級失誤,都和他們的精神疾患相關。

這些幕後的刀光劍影,當年我在偷聽深諳“黨内鬥爭”之慘烈的父輩們私下聊天的時候已經略知一二,還記得父親在林彪墜機而亡后壓低聲音說的“火燒功臣樓”。如果説,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國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臺卻是我們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澤東死去前就預料到的。毛澤東死後一個月,中國政治的大變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卻都處於“你死我活”的境況,毫無周旋緩和的餘地。這一點,精神上相對正常的張春橋、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點。

分裂人格周恩來

關於周恩來,這些年已經有一些解密文獻、回憶錄和研究專著,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民衆心目中“敬愛的周總理“形象。周恩來為自己創造的公衆形象是“人民的好總理”,是日夜操勞,忍辱負重,愛國愛民,死而後已的近乎完美的人格形象。周恩來死後的“十里長街送總理”,是中共執政后僅有的一幕。我還記得當年看那部紀錄片時,電影院裏一片泣聲。我聽過一些老一輩知識分子和老幹部談周恩來,全都是欽佩和崇拜的仰慕之詞。直到文革結束,周恩來留給我的唯一疑惑,是他叮囑把骨灰撒到江河裏的遺囑。這是爲什麽?真的只是出於對祖國大好江山的熱愛嗎?

現在我們更有把握的判斷,是周恩來知道,他身後必定引起異議和爭議。

如今已經有大量解密資料證明,毛澤東在文革中整老幹部,幾乎都是毛澤東示意,周恩來動手。周恩來以忠心耿耿的表面形象,實施了打手的功能,毛澤東要整人,甚至要致人于死地,是有目的邏輯的,而周恩來忠實執行,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他沒好處甚至有傷害的事也做,而且做足。他在有關處理劉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劉賊可殺”,可謂面目猙獰。他背後的“冷面殺手”形象,與公開的“和藹可親”形象判若兩人。那是爲什麽呢?

那是周恩來的分裂人格,一種精神疾病。宋永毅詳細地講述了周恩來分裂人格的表現。

這種分裂人格的另一面,是“人民的好總理”的幾乎完美的形象。對我來説,周恩來這一章令人震驚的還不是那些壞事,儘管那些是我們以前想不到的坏。發人深省的是,他的完美好形象是怎樣塑造的?中共那麽多老一代革命幹部,除了周恩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表面上那麽好,背地裏那麽坏。即使毛澤東都做不到,十里長街送的只能是周恩來,不可能是別人。

我認爲,周恩來的行爲反映出他的精神變態更典型。他的變態思維,變態情緒,變態行爲,都局限於面對一個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敗了的毛澤東。在黨的早期歷史上,他曾經是毛的上級。那時他借共產國際的背景勢力,曾經讓毛澤東不得不服,記仇的毛澤東記了一筆他到死也還不清的帳。在毛澤東面前,周恩來就是一隻斗敗了的蟋蟀。他對毛澤東的懼怕,服膺,諂媚,是來自内心深處的無意識記憶,是非理性的,是絕對的。所以,他診斷出癌症,毛不點頭,他就不能手術而無怨無悔,難道他會不知道這是毛有意爲之嗎?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來日可數,還給毛寫了一封極盡自辱自虐自賤的求饒請罪信。他擔心毛沒讀到他的信,於是給毛的女秘書張玉鳳寫了便條,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時讀給毛聼。

可是,我們必須看到,只要出了面對毛澤東的這種情景,在面對他人,面對外賓,面對群衆的時候,周恩來的思維言行舉止就一下子變正常了。他的精神變態只對毛澤東一人。周恩來是一個極其善於表演的人,年輕時他喜歡演話劇,還能演女性角色。事實上,周恩來一輩子是個善於演戲的人。他一輩子只怕一個人,就是毛。毛也明白這一點:你再怎麽能,我要你怎麽樣你就不敢不怎麽樣。毛對周的羞辱也是格外變態的。

於是,周恩來的完整形象就是這樣:在毛澤東面前他是個奴顏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則是完美的“好總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幾乎沒有人不認爲周恩來是完美的。

不過,有一個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來。那就是年輕時代的達賴喇嘛。

1968年,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親赴印度達蘭薩拉,采訪年輕的達賴喇嘛。談到周恩來,達賴喇嘛說:“我從不喜歡周恩來。他這個人太精明了。你可以從他的眼睛裡看出來,他的眼睛一直在動,一直在看,什麼都看在眼裡。他是非常聰明的人,但那是一種危險的聰明。”“我相信我跟赫魯曉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來交朋友。其他共產黨人中,我只見過一個人跟他一樣可憎:布爾加寧。正是因為像他那樣的人,使得我的中國之行如此困難。”

如果一個人表演得太完美,那麽這種完美就必定是一種假象。

制度決定人格,還是人格決定制度

宋永毅教授的這部病理分析,呈現了文革中主導中國的那幾個人物的變態和病態。如此看來,文革之荒唐,民衆因此而遭受的苦難困厄,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然而,有一個問題,仍然值得繼續探索:文革政治的病態,是他們親手建立的這個政治制度造成了這些人的精神變態,還是這些病態的人驅動了這個制度的運行?

這也許是屬於“先有鷄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無法直接地回答。但是,如果我們面對未來,思考未來的中國政治制度,那麽,探索文革政治病理學的機制,仍然是一個無法避免的課題。記錄和傳遞文革記憶,探討文革的淵源因果,是我們這一代經歷了文革的人的職責。期待更多的人來參與,從更多的角度進行更多的思考、研究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