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關於中大的「是其是非其非」
2019/11/15
近日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寫了一篇《是其是非其非》，內容大概就是斟酌一些外界對「馬料水戰役」的講法不夠客觀。例如「war zone」、「屠城」、「圍城」、「大屠殺」、「日軍清鄉」之類，是「與事實不符的陳述」。
在後續回應，蔡說自己同時也是一位社會學家，必須堅持「專業良知（professional ethics）」——這令我想起早前有一連串關於新疆集中營暴行的報道，有一篇獨立採訪者的新聞因為使用了「資料圖片」(非現場拍攝) 而「被Fact checked」，給說成了與假新聞無異。然後有關考據被國內外的親共五毛大做文章，散播「新疆沒有集中營，是假新聞，勿傳」的說法，成功discredit了對新疆問題的揭露，可謂親痛仇快。「噫，我找到錯處了」。
在戰爭時期，社會賢達對新局勢無所適從，也許發現自己在和平時期的地位建樹並不怎麼濟事，但他們又是好心而矛盾的，希望為革命 (雖然若以上述的醫學標準式文字來說，6月以來也不能說是「革命」) 做點事，於是就慢慢變成「歪風監察者」。看，明明中大還沒有像敘利亞，沒有大屠殺，怎麼能用這種言詞「火上加油」呢？怎能說是日軍清鄉呢？
我不禁「反思」，那究竟要如何形容中大發生的事才夠「合符事實」？現在我們言必「警暴」，也經不起語言分拆。因為「暴力」是個宏觀而抽象的用詞，亦是一個「一竹篙打一船人」的全稱命題，冤枉了其他人。不能說「警暴」，而只能每次單獨而具體地說，警員XXX用防暴槍射出子彈擊中示威者XXX，不能有任何價值判斷的演繹。不能說有示威者在新屋嶺遭性侵，要說疑似是警察的性器官未經同意進出……也就不說得太具體了。
當然每個人對每件事的定性標準不一樣，在比較安全位置和二號橋前線的人，就會對「圍城」一詞有不同想法，但其實亦不必煞有介事地「噫，我中了」，因為這不代表找到了就是目光如炬，而在這個危亡之秋，再目光如炬也不及那個一腔熱血撐著床鋪抵擋子彈的年輕人。但社會賢達的困境是，他們覺得適時指正「歪風」、監護革命，是唯一自己可以做到的。蔡文指出香港人在傳訊時應該合乎事實，但我認為批評亦應合乎比例。在緊要關頭，要求100%的準確是強人所難，等於為難一個販夫走卒不知道法國大革命在甚麼年份發生一樣，無意義。那種「指正」，正是不合比例的批評。
個人覺得蔡文最大的問題不是執著「絕對真相」但又給出了不太合理的「警察使用了介乎 80-120 枚催淚彈」的資料，而是她錯誤將「war zone」、「屠城」、「圍城」、「大屠殺」、「日軍清鄉」的講法，誅心地說成「火上加油」，「處於安全之境，卻在不斷叫人出去抗爭的激動」。也就是知名的「推人去死論」，即「和理非文化體制」出來的人，總是批評各種同情正面看待肢體抗爭的人「推人去死」。
首先形容現場是Warzone，只是表達憤怒和反感，不是要做一個流傳萬世的歷史紀錄，等於鬧「屌你老母」亦不是真的要實行這件事，沒錯盡量合乎事實並且戒絕情緒，可能是不少專業的「專業良知」，但專業不能凌駕人。其他人也不是散播假消息，只是用一般人的形容方法。不符合某個學科或某個流派的要求，就要承受「推人去死」的罪名，其實流露著滿滿的霸權氣息。
「推人去死」的指控當然是反智的，這種講法有點像伍淑清認為抗爭者受到洗腦而抗爭一樣，太過小看後者的主體性。從戴耀廷到梁天琦，都不是煽動者，他們只是群眾需要的領頭人，群眾本身也想抗爭；最後就是一個有點致命的問題：如果文人學者能夠做到煽動群眾革命，那亦是功德，推人去死可能是文人學者唯一的政治事功，如果做不到，那就只能窮則獨善其身，或者，接受在大爭之世，學者文人可以做的確實不多了。
如果說，形容不符合事實是不道德，特區政府現時仍然慌稱香港能夠重新上路、「不能跌入停擺圈套」(暗示現時香港沒有停擺)，也是一樣的不合乎真相。不過有時文人學者又會說，政府一早就已經說謊，但人民還是要正直，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我們不能與怪物戰鬥而淪為怪物。這客觀來說，等於「政府可以不守法，人民卻必須守法」，有權者可以火上加油，無權者則要加倍受到約束。凡是有的，還要賜給他，使他豐足有餘；凡是沒有的，連他有的也將從他那裡被拿走。道德免責權的貧富懸殊，實在太悲哀。這不是一種唯理性論的壓迫演繹嗎？
使用「與事實不符的陳述」(例如「圍城」)，導致火上加油，就是在安全的地方推人去死。這是在滑坡，也是一種不人道也不合比例的嚴格。因為我們現在說的不是大家在叫人去死、叫人玉碎抗爭，至少我看不到，大家只是憤怒、悲鳴，並且責難警察。
維護自己的公信力、說話要滴水不漏，這怎麼都是對的，但在這個時候，是Right for a wrong reason；那些「不夠理性的講法」，是Wrong for a right reason. 小時候看那些親北京和親共的社會賢達在香港討論六四問題，很反智的。在歷史上也有很多人斟酌數字的，「點可以叫北京做大屠殺？」然後記得司徒華反問，咁要死幾多人先叫大屠殺？是的，在2019年的時空我們也可以問，要怎樣的規模才叫「圍城」？要headshot多少人人才叫「屠殺」？我沒有答案。
附：
蔡玉萍：「是其是、非其非」
2019/11/13
今天（十一月十二日）我由下午三點半至晚上十二點半左右也在中大（在二橋、在康本國際、在大學站附近、在信和樓附近），我基本同意中大兩位老師譚蕙芸及梁啟智的報導。
但我想說一下我看到的幾件事。
1）網上有人以「傷者及同學被困山城」或是「警察要趕絕中大生、圍困他們」形容今天。據我觀察中大崇基、四條柱及大學火車站的路障全部是同學起的，因為他們擔心警察會攻入大學。但我沒有看到傷者或同學被困。救護車及同學一直可以自出自入中大。
2）雖然我絕對反對警察在二橋駐守，但我們不能略去一個事實- 在十一月十一曰早上確實有人從二橋投擲大型物品到東鐡路軌。
3）有網民傳閲一貼文說警察今曰向中大射了一千枚催淚彈。但我估計應該是介乎 80-120 枚（約六次，每次八至二十枚）。我的估計可能低了，可能是 200 枚或更多。在六月十二曰警察發射了 150 枚催淚彈。由六月九日至十一月初警察共發射了 6,000 枚催淚彈。很難想像昨天中大一天警察已發射了平均一個月的催涙彈量。其實就算是我估算的百多二百發已是不能接受，因為催涙氣有毒、催涙彈頭無眼，可以造成嚴重傷亡。
4）今天有 50 多同學等受傷了，有 16 人已出院。大部分也應是被催涙彈頭及橡膠子彈所傷。有一個傷勢嚴重。這些都使我痛心。但我不認為用「war zone」、「屠城」、「大屠殺」、「激戰」、「六四」、「日軍清鄉」這些字眼是合符事實的陳述。我全日差不多十小時在校內各處觀察，絕大部分時間大家也可以安全的自由行走，也是示威者在築路障。我想用上述強烈的字眼可能是想表達憤怒的心情，因為我在現場也看到同學情緒激動、痛哭失聲。但我希望大家陳述必須合符事實，不要火上加油。因為只有這樣長久才可以建立公信力。
我今天在中大和前缐傾談，他們一直要求警察撤離二橋，但到晚上警察真的撤離時，同學仍在加固路障，準備如果警察攻入時抗爭。為什麼？因為同學根本不信任警察，因為警察過往說了謊言，又常用言詞狡辯。
但今天，我也看到反修例陣營和事實不符的陳述。最近我常常在想，一個如此撕裂的社會如何可以修復。我們要求有獨立調查是因為社會需要真相。但真相不是只從獨立調查那?來的。真相也掌握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例如我們發放資訊時要 fact check。例如我們在陳述時用詞要合符比例。例如我們可以親自去現場做見證，不要只在鍵盤上以激烈言詞號召。對我來說，那些自己處於安全之境，卻在不斷叫人出去抗爭的激動呼號是不負責任的。
面對政權的謊言及不仁，我們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我們可以選擇以最接近自已觀察到的「事實」挑戰謊言？
說多了，如果冒犯了大家，對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