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民族区域自治,抑或复合宪政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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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九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民族划分政策,中国被最终划分成56个民族,同时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多方面的差别待遇。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从1954年起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至今日,面对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这两项做法长久而言是缓和、消融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还是不断地累积危机?不认真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严重事件,以后还将发生,并且以更大的规模,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

就像阶级成份划分一样,中国的民族划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遗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他的这一定义是中国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斯大林根据共同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等四个要素来确定一群人是不是能够构成一个民族。但是这样的定义没有可操作性。这个定义没有说明多大范围、多大程度叫“共同”,它排除了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权利,不能回答同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区分不同民族的经济形态,没有涉及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如何处理。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四标准,“中华民族”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民族。按照这一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应该重写。

不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问题。而且“民族”这个概念本身语义不详,含混不清。我们甚至无法为中文的“民族”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最接近的就是“Nation”,但是这个词多指 “国家”。如此翻译,在不懂中文的人看来,五十六个民族同样可以指五十六个国家。

理论上不通,实践上行不通

前几年,我和几位朋友结伴去探访鲜卑人的发源地嘎仙洞。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的鄂伦春族自治旗的阿里河镇附近的山中。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该自治旗是以鄂伦春族为主体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因为该旗是国内最大的鄂伦春人聚集地。当地的鄂伦春族朋友告诉我,该旗境内居住着鄂伦春、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回、满、朝鲜等21个“民族”,总人口约30万人, 其中鄂伦春族2050人, 仅占总人口的 0.7%。于是,我心里冒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30万人口的区域要由一个仅有两千多人口的族群来自治呢?为什么不是境内的21个民族来共治这个地区呢?如果由两千鄂伦春人来主导其余30万人,那也算不上是自治,而是一个民族领导其他民族。如果两千鄂伦春人并没有主导其余的30万人,那又如何称得上“鄂伦春族自治旗”而忽略其他更多更大的族群?其实,在中国的许多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名义上自治的民族在当地的总人口上常常不占多数。

民族区域自治只能停留在名义上,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行,操作上无法实现。或者说,实行起来后果更严重。如果要两千鄂伦春人“自治”当地的三十万人,这是自治吗?为什么要由那么少的人口来“自治”那么多的人口?如果实行这样的民族区域自治,那就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这样的政治制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就算是鄂伦春人在当地人口中占大多数,若要使由鄂伦春来自治的话,那也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

如果说“民族”的概念含混不清的话,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则名实不符。在中国还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因为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可行性。中国的五大自治区都是有多个“民族”构成的,怎么能指定某个“少数民族”来“自治”这个地区呢?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排他性的,不是包容性的,是静止的,不是动态的,不能适应该区域人口的变迁。况且,中国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管理体制同样贯穿“民族自治”地区。但大一统与“自治”却是不能并存的。换句话说,有大一统在,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治”。
为什么汉人不能自治?

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相反,自实行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反而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在不同族群间划出只有作弊才能逾越的界限,在各族群之间实行差别待遇。这样不仅造成了族群之间的鸿沟,而且还区分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这就把族群间的差异与隔阂固定化、永久化,造成族群的敌意与对立,并最终从摩擦走向冲突,促使民族间的矛盾不断的升级。自从实行所谓的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以来,民族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发恶化、激化。我们不能不问,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吗?

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满意,但是被执行者都不满意。它做到的不是让相关各方都满意,而是都不满意。不仅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而汉族人和汉族地区却得不到这一权利。其他“民族”都能自治,唯独汉人不能,是汉人能力低下,不配自治吗?这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所必须回答的追问。造成各方都不满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成功的政策。

我不仅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我更主张从法律上取消民族的概念。民族的概念不成立,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所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是否要保留民族区域自治,而是在于是否要继承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所以,对民族区域自治,要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一起否定。要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可取,必须先证明斯大林的民族学说正当。

从子虚乌有到无中生有

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不划分民族的。在古汉语中,“民族”不是一个正式的概念。“民族”作为一个正式的术语是近现代从日本引进的。不仅在中国古代没有民族的概念,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对民族做法律的划分。在香港澳门、台湾,也不实行民族划分的制度。易而言之,中国的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

因此,为了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的民众共融共处,应该在政治和法律上取消“民族”的概念,并相应取消民族身份划分,取消户口、身份证和个人档案中的“民族”栏,取消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划分与称呼,实行人人平等,把保留和守护各族文化传统的权利还给各族群民众。政府的职责就是尊重并保护这一权利。

应该取消名存实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代之以全国各地一律实行地方自治,由各地的公民,无论哪个族群,自主管理地方事务。

放弃区域自治,走向复合共和

在所谓的自治区域中,不论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都是违反共和主义与宪政民主的。最合理的政治制度,是由聚集在一起的各个族群的人共同治理当地的公共事务,而不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更不能把不同族群的人排斥在当地的公共事务之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果真的落实,必然要产生排他性,并最终酿成悲剧性的冲突。而复合共和与宪政民主的最大优越性之一就是在于它能够把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包容在一起。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宪政民主与复合共和的反动。是排他,还是包容?这是衡量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根本尺度。而且在不同族群之间实行法权上的差别待遇,违背了普世人权的原则。

我反对民族区域自治,但是,我并不反对自治,而是绝对主张自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族群都自治,大家合在一起共治,组成一个复合共和(即联邦)。所以,我反对的不是自治,而是反对基于族群不平等的自治,反对以虚构的民族界限划线的假自治。

也许取消民族与民族区域自治不是能够一蹴而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名存实亡,应代之以全国各地一律实行地方自治,由各地的公民,无论哪个族群,自主且共同管理地方事务。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是自主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是自治的,那么这个社会便是自(主)治(理)的社会。如果有若干个自主治理的自治体联合起来组成并共同治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共治的联邦国家,即所谓合众国。所以,联邦主义的复合共和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可以说就是等于:自主+自治+共治。从复合共和的角度看,复合即是分治,复合共和由分治的成员体组成;共和即共治,复合共和中的所有成员都有权共同参与管理联邦及其相关成员体的事务。在复合共和中,每个公民都可以进行各种纵横交错的结社活动,从而能够更充分、更有效地实行自治。这也是复合共和的一个妙处所在。唯有循着这一思路,中国的族群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