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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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西方文明的领先与突破,本来就是一个偶然,「文明高级」是假议题;2、同其他文明有「先知」一样,西方出的先知多一些,现代化以后没先知了,西方也跌入凡尘,可能更乱套也说不定,因为自由和开放,不像东方(东亚和中东)习惯于控制和奴役;3、社会优秀其实很简单,只因为教育优秀,现在教育一塌糊涂,欧洲早一些,美国也步其后尘。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执世界之牛耳,美国好不起来,人类也休想。 】

有本书叫《二十世纪知识史》 (The modern mind by Peter Watson),将佛洛伊德奉为现代西方第一人,也说人类进入现代之际遭遇了三次挫折:第一次是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第二次是达尔文发现人类并非超越于动物界,而是与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生物演化”自然法则;第三次即佛氏,发现我们头脑里有许多未知的、潜意识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力量。

若论”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居然是所谓”现代”的一个缘起,而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这场意外的大厮杀,以其血腥而引领了西方所有蓓蕾初开的科学门类之幸逢其时、大显身手。 1916年7月,索姆战役(battle of Somme,966公里,从比利时海岸穿过法国到瑞士的漫长战壕)一打响,十一万英军在十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第一天伤亡六万人,超过两万尸首横卧无人区。英军总共损失37万人,平均每天七千人,战后英军有一半人的年龄在19岁以下,人称”失去的一代”。

说它”意外”,是因为1914年正是十九世纪将西方文明引向峰巅的起点。 “这个文明,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质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

但是这个文明在四十年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没人相信它还能存活。作为它崩溃的后果,又有两股浪潮兴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伴随着动乱和革命浪潮登台,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六分之一面积。自由资本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联手,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段”资””共”合作时期不啻为二十世纪最诡谲的一刻——若无共产主义(苏联)付出的代价,西方自由主义政体恐难存活于法西斯主义;二战后也因为苏俄的存在和刺激,资本主义才获得灵感,幡然图新。若不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和苏联。

犹太作家莱维(Primo Levi)说得最精粹: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

由此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痛恨摇滚乐,认为是野蛮,尤其对于儿童,潴留于性、仇恨、讨好、伪善,没有任何高尚、庄严、深刻和细腻,”我觉得它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之对艺术难以再产生热情,而这就是liberal教育的实质。”他还说这跟毒品完全一样。他也申斥女性主义,一种新的心理学(行为科学),年轻一代热衷一切事物的平等,却又特别在种族方面。

他以教师的经验,观察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的品行明显改变,学校也随之变得更糟,他写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五十年代相比于混乱的欧洲,美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十六十两个十年的繁荣造就的学生,爱冒险且认真,有理想和知识渴望,是大学的主要氛围。从六十年代晚期衰落开始,并且也是美国文明的衰落。

他说自由和理性,这些今人享受的礼物,都是靠前人思考、搏斗而来的——不像毒品文化和街头文化——是深刻、理智、平等获得的,其作为智性是整体性的。

许多社会科学的理念的发现和再发现,主要是德国思想家介绍的,如黑格尔、康德、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一个严肃的生命,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选择:理性/革命,自由/匮乏,善/恶,自我/他者,此即文学所谓的”悲剧”。他也调查,哲学家如柏拉图、阿里斯多德、罗素、洛克等,在学生中间还有多大影响;他也批评大学玩忽职守,割裂理性,自保于日益”政治正确”的世界:

『哲学的本质是放弃所有权威,而独钟于个体的理性……大学必须蔑视公共见解,因为它必定使之得以自保,去探索甚至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技术、人文,专注于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他们具有科学的综合视野并致力于整体的秩序,如此便有助于保存那些在民主制似乎被忽视的东西。 』
布卢姆遭致许多同行的憎恨。

以赛亚•伯林1997年临终前不久,答BBC记者问一生中何事令其最惊异:

『我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这个世纪之糟未曾有过,野蛮无人性,毫无理由地毁灭……但假如我们把眼光从恐怖丑恶移开,则人类智性趋势之深远发展也是明显的,科学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道德权威。科学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技术进步,其哲学影响却常被忽略,它不像宗教和政治理论那样许诺改善全球人类的条件,而是逐步、渐进地向个人提供对生活的强大的控制手段和自由,没有什么”两难”、”异化”。 』

——作者脸书

富察 1月13日 19:00
#我被这本书撼动了
西方的自杀,或者更准确的翻译为西方文明的自杀
如今一定有人会说莫瑞的发言极度菁英主义。可是菁英主义怎么了吗?如果菁英主义,是指你相信是非黑白之间、杰出与懒惰之间有客观标准,那我也是个菁英主义者。如今真正的问题不是菁英,而是我们的菁英烂掉了。思想好到有点不合时宜的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聪明学者派崔克.迪南(Patrick J. Deneen)说:
我的学生全都脑袋空空。他们每个人都很亲切、很可爱、很可信、其中大部分还很诚实、善良、正派。但他们的脑袋里几乎什么都没装,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知识、前人传承下来的智慧,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我的学生是西方文明的巅峰,这个文明几乎遗忘了自己的一切过往,对自己的文化几乎完全漠不关心。
这件事不光发生在圣母大学身上,也发生在他教过的其他菁英学府身上,不管普林斯顿还是乔治城大学都一样。这些地方的学生都很聪明,「都是考试达人,在每一科拿A都有如砍瓜切菜(换句话说几乎没有人需要全心钻研任何一门课);」而且「履历优秀至极,是金字塔的顶点、宇宙的主宰、是管理美国和全世界的主人翁。」
但你如果问他们一些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