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泊高马,宇观世界——严家祺答姜福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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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简介

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研究所。1979年2月,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严家其做了“废除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理论务虚会1979年2月4日《简报》全文刊出),担任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曾在赵紫阳、鲍彤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1989年“六四”事件后遭中国公安部通缉,流亡法国,同年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后长期定居美国,在国外出版了《第三共和》、《联邦中国构想》、《霸权论》、《普遍进化论》、《国家首脑终身制》、《全球财富论》等10部着作和1000多篇文章。妻子高皋在纽约曼哈顿一医院长期当护士。(据维基百科等)

学习与思考,批判与创新是严家祺的生命亮点,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新秀,积极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他发表的大量政论文章,直言敢言,屡闯禁区,深深影响着希望“告别专制,走向共和”的各界人士。我就是受严家祺民主思想影响者之一。

近日,经与严家祺书面沟通流,提出几个问题,严家祺分别做了回应。(为避免重复叙述,部分问题截取已发表的文章。)

问:一九七九年您已在体制内工作,并参加了当时着名的”理论务虚会”.但很少有人知道您同时也参与了”七九民主墙运动”,我们在编写《一九七九纪念文集》时,才了解到这一点,并有幸请您作序。您能否讲一下当时情况,还有您怎样逃过审查?

答:在理论务虚会上,《人民日报》一位出席者,就当时西单“民主墙”的情况做了发言,并为会议提供了一篇几万字的长篇文章,刊登在会议《简报》上,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的各个“民刊”的情况和观点。《北京之春》是“民刊”之一,筹办《北京之春》的会议是在社科院后面的“北牌坊胡同”刘万勇家召开的,因为我写《四五运动纪实》一书,认识了当时是团中央委员的王军涛,筹办会我也就去参加了。当时内部发行一本书,书名为《布拉格之春》,讨论“刊名”时,我提议为“北京之春”。周为民和王军涛是《北京之春》的主编和副主编。在文革中与我一起编《长城报》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厂的情况,他几天内就印好了一期排版铅印的《北京之春》。邵明瑞现在90多岁了。因为理论务虚会系统介绍了西单“民主墙”,我就毫无顾忌地拿了几十份《北京之春》发给与会者。七十年代的西单“民主墙”,在北京只有一种“民刊”是铅印的,也只有一种“民主墙”刊物,进入理论务虚会会场,这就是《北京之春》。我也把“废止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文章送给《北京之春》,以笔名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第九期上。

理论务虚会是胡乔木、邓力群与会议大多数人分歧的开始。会上有人批康生署名(文革前)的文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邓力群在《简报》上发了一封信,说这篇文章是他提议写、他出的题目,他与许立群合写,最后由他定稿。邓力群建议用康生名义发表,康生勉强同意了。邓力群在这封信中虽然认为“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发。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负责,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帐上。”

但也正是邓力群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邓力群与康生的关系和一贯的政治态度。当会议的多数人兴高采烈地“批毛”时,胡乔木、邓力群却不高兴。邓力群在前几年在香港出版的《十二个春秋》里说,“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据邓力群说,邓小平“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对理论务虚会中的一些激烈批评毛泽东的言论,邓小平是不满意的,但因会议开始时他说“不设禁区,不下禁令”,鼓励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时找不到藉口制止“批毛”的进一步发展。魏京生在西单墙上贴出了批评邓小平“独裁”的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成了邓小平扭转政局的一个藉口。在魏京生贴出大字报后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邓小平就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从这时开始,中国政治气候大变,在西单墙上发表批评邓小平言论的魏京生被抓进监狱,西单墙遭到封闭。

我所在的哲学研究所奉命调查我与贵州“启蒙社”以及《北京之春》的联系,哲学所党组织决定暂时不给我从“预备党员”转正。由于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在恢复工作前曾经长期遭受冤屈,他对我的问题,调查了一下,说没有甚么问题。邓小平谈“废止终身制”后,胡乔木、胡绳找我谈话,同意我从哲学转行研究政治学,就这样“放”过了我。我一直以为去赵紫阳那里是鲍彤让我去的,20年后,才知道是胡乔木提名我去的。

问:严先生,在你的八十年生涯中喜欢提新概念,引人注意。七九年底和八0年初的全国“理论务虚会”您提出了“废止终身制”这个词,很快邓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终身制,并启动了干部体制改革。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答:“理论务虚会”是全国性的第一次“非毛化”会议,从1979年1月18日开始,到4月3日结束,中间因春节和中越战争,休会了一个多月。会议组成了由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胡绩伟、周扬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100多人住在北京京西宾馆,除了星期天外,天天开会。胡耀邦在开幕式上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会议讨论要面向实际、解放思想、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第二天,周扬从邓小平家里赶来,传达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当时规定,每个人的发言全文刊登《简报》,《简报》编辑未经发言人同意不得删改,而且在第二天每个人就可以看到前一天会上所有人的发言。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在会上以《领袖与人民》为题,做了一个发言,说“实践证明,‘人民必须忠于领袖’的原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必须抛弃它,而代之以‘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原则。”在理论务虚会自由的气氛下,1979年2月3日,我在会上就《废止党和国家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终身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2月4日在《简报》上全文刊出。于浩成、黎澍也谈废除终身制,肯定我的发言,在《简报》上也刊出了。

废除终身制是对“政务官”来说的,1980年,我参与了张友渔筹建中国政治学会的活动,北京大学教授龚祥瑞也积极参与了筹建工作。李慎之、于浩成、陈为典、赵宝煦、许崇德都参与了许多政治学会的筹建工作。王沪宁不为人注意,总跟在王邦佐后面,不声不响参加活动。北大的龚祥瑞为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提交了一篇《如何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的论文。他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来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也就是实行“文官常任制”,所谓常任,就是“按照法律任命”、“没有任期,无过失不得免职”、“实行退休制”。按照龚的说法,中国的干部也要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我接受龚祥瑞的看法,在《光明日报》宪法草案座谈会上,讲了“废止终身制的两个含义”,也就是说,以法律任命的文官,要实行常任制。龚祥瑞是李克强的导师。在反右中,龚祥瑞批判他自己的导师钱端升和同学,长期被人瞧不起。在筹备政治学会期间,我多次听人谈起这事。但我发现,在全中国,在政治学会中,当时没有任何人政治学、法学水平超过龚祥瑞。我所尊敬的张友渔、李慎之,都无法与他相比。“六四”后,我听说,他完全直起了腰,在北京和各地到处宣扬宪政法治、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等理念。

问:能否讲一下你主持的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特别是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时,如何在”四个坚持”的紧箍咒中,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的夹缝中寻求突破并献计献策?

答:我从来按自己的想法写文章,当时不容许说的话,用一种更大的概念来表达,或者展望未来,把政治问题“非政治化”、谈“政治科学”,而不是“当前政治”。1979年,写了一篇《王朝循环原因论》,在《文汇报》内刊上发表了,写《专制主义的两个特征》,社科院院长马洪说写得好,要我与他一起访问日本,会见了中曾根康弘首相。我不赞成国家元首外另设国家军委主席,用“比较宪法”分析,在社科院《要报》上刊登了我的长篇报告。《光明日报》讨论1982年的宪法草案,也公开发表了这一看法。这样的事做了很多,在社科院没有人批评我,我没有创造理论的想法,结果,1989年“六四”后对我算了总帐,《人民日报》用一版的篇幅(1989年9月22日),发表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实际上谈不上什么理论。

问:在八十年代整个国民自由民主意识都比较欠缺,包括知识界也相对薄弱,而您的民主自由思想十分深刻,令世人瞩目。能否透露一下您思想深刻的主要根源。

答:根源是学数学物理学对科学的四个信念。

科技大学的五年学习,我们每个学生都形成了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一种信念。1988年5月10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我对科学的四个信念》一文。这篇文章是大学五年学习心得的总结,这篇文章谈科学,既排除了不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又排除了不属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在大学时期,进入数学系,选择的是物理专业。在工作时,进入哲学所,不研究哲学,选择政治学。在我心目中,数学与哲学,根本不是科学。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使我看到了科学发展的两条途径。在自由选择权受到种种限制的中国,在专业选择上,我坚定地要按自己的心愿选择。这篇文章,是我转向政治学时发表的,写的是“对科学的信念”,要表达的是,“对政治科学研究的信念”。

我对科学的第一个信念是,科学家必须是修正主义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相同的。对科学家来说,当理论不能解释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时,他从来吧会感到沮丧,在他看来,这不是理论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的新起点”。(《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

中国科技大学五年的学习,在我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我后来转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我自然地队教条主义、对坚持一种不容修改、不容动摇的理论有本性上的反感。科学是在不断的修正中进化的,“科学精神”就是“修正主义”精神精神,这就是我对科学的第一信念。

我对科学的第二个信念是,对新发现的,或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不管它多么新奇,多么难以理解,对科学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否则人类就不能探索。我们对待周围世界的基本态度是,首先要承认一切现象,包括难以理解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科学的使命就在于去认识它,发现它的规律性。那种遇到新的、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放弃理解的努力,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我对科学这一信念,对我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的政治学知识是从世界史中积累起来的。当我看到各种复杂离奇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时,我既不惊讶,也不恐惧,我怀着自然科学家那种态度,把这一切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最强有力的人,也不过是存在于地球上的一颗“颗粒”,最复杂的现象,总只存在于空间中一个有限范围。最难忍受的事物,迟早会成为历史。对“非理性现象”,我坚信“理性”的威力,可以去理解它、认识它。看到政治上的各种悲惨事件,我铭刻心中,力图寻找事件背后的制度和人性根源。

“科学的概念是明晰的,真理是朴素的。这是我对科学的第三个信念。”(《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在物理学史上,人们把“动量”和“能量”概念区别开来,不知经过多么艰巨的努力。科学概念不是杜撰的,而是对实存事物、现象及其规律性的一种反映。

“我对科学的第四个信念是,在科学面前,没有一个具体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目标的选择本身需要依靠科学”。“对科学来说,人可以创造条件、改变条件来解决人所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光明日报》1988年5月10日)所以,科学是人类乐观主义的泉源。

在大学时代,当时并没有明确地表述过对“科学”的四个信念,这是我离开科大、已经在哲学所和社会科学院24年时发表的文章中的话。对每一个科大学生来讲,上述四个信念,是普通常识,没有新奇之处。这四个信念,在我踏入中国社会科学界时,这些常识指导着我写作和生活。

问:您的《普遍进化论》一书视通万里已超越现有的物质世界和现象世界,把生命拓展到无机物和人造物,实际上涵盖了进化、自化(自洽)、转化(突变)等等,触角伸向整个地球与宇宙秩序的关系。它是否已超越了社会生物学的范畴?

答:《普遍进化论》的主要思想不是“社会生物学”,而是说,在“物质世界”和我们每个人的“观念世界”外,还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规范世界”,也就是“超验世界”.E?O?威尔(Edward Wilson)在1998年出版了《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一书。他主张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契合起来,他说:“研究人类的状况是自然科学。威尔逊认为,如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可以”契合“起来,那么,填补空隙将成为一次麦哲伦式的航行。

我用三年时间写出了《普遍进化论》一书,2009年由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

【图】2009年纽约出版的《普遍进化论》

五十年前,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数学系,专业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在毕业前夕,我首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人民日报》1964年3月26日)。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时没有社会科学院),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哲学社会科学。然而,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探索,《普遍进化论》一书,是这篇文章发表四十五年后的延续,又是我怀着对“形成周围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从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对“进化的统一理论”的探索。2009年《普遍进化论》出版时,我很高兴,自以为是,以为进行了一次思想世界中的“麦哲伦式的环球航行”,现在知道,自己还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漂流,就像我32年流亡,不能回到祖国和家乡一样。

问:注意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您多年最关心的问题。2011年您提出《中国面对6条道路走不通》,你又提出以”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提出“联邦制”将是中国“国家结构”的最好选择。有人认为你联邦制的设想过于理想化,难以应对未来复杂的国情,另外联邦也是先有邦,才有联。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答: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是两大目标,在100年后的今天,只实现了三分之一,在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和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都接受了、采用了科学方法,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部分学者中,还没有科学和科学精神。民主在今天的中国,依然遭到践踏。这与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情况,有些类似。当时的工业革命,法国就是在专制政治的大环境中实现的,没有人奢谈民主,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成为潮流。既然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第二次、第三次就必然出现,就要有人出来提倡,慢慢就成为潮流。

联邦制也一样,在北京时,我谈了可以用联邦制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当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用“一国两制”来统一中国时,我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自然会想到研究各种和平统一的途径。从俄国史中知道,“一国两制”并不是邓小平的独创,我开始研究联邦制问题。早在16世纪,俄国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就在俄罗斯实行了“一国两制”。伊凡四世在掌握绝对权力后,开始还自我约束,到后期20多年中,变得无所顾忌,冷酷残暴、随意肆行。他在34岁时,为自己创设了“一国两制”,称为“奥普奇尼纳”(Oprichnina),这是一个特别、例外、完全由沙皇一人自行管束的特辖地区。这一实行“一国两制”的沙皇特辖区,开始时只有莫斯科王宫和一些小镇,后来扩大到俄国全部领土的近三分之一。1986年,邓榕来建国门政治学所见我,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把1982年出版的《国家政体》一书送给了她,她说要给她父亲邓小平看。我提倡在联邦制下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还以为是在社科院从事政治学研究为中国和平统一做好事,没有想到引来了邓小平不高兴。1989年3月,香港《九十年代》月刊说:“严家其引起中共高层不快的言论,主要是他在香港提到与台湾统一可考虑采取‘联邦制’的方式。这一说法,被认为是违反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先是邓小平说,严家其比刘宾雁还要坏;继而,在谈到苏绍智问题的时候,邓小平表示,苏绍智不处理,严家其要注意。”

2022年,台湾海峡上空将乌云密布,习近平为了颠覆共和、登上皇位,就要在20大前制造紧张局势,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威胁,这样,就有助于抑制共产党内外的所有不同声音。我提出联邦制不是为了否定“一国两制”,而是为中国和平统一多一种选择。而否定“一国两制”的是习近平。香港的“一国两制”从去年到今年,被习近平完全摧毁了,但与习近平的愿望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与中华民国一起成为历史,这为未来的联邦中国开辟了道路。

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国家,但名义上有共和,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勉强可以算得上共和,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第二共和。联邦制的中国,将是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中国,就是第三共和。这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联邦中国构想》大的线索。

【图】1992年出版的《联邦中国构想》和《第三共和》

问:在《全球财富论》一书中您理论分析和现实批判二者兼有。您的”分级总帐本”和”全球总帐本”的设想,击中了金融寡头的软胁,为彻底解决资本高度积聚和垄断的顽疾提供了能性。本书的意非凡,实际上超越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请您谈一下该书的缘起和要点。

答: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和大萧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总结金融风暴和大萧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研究怎样用政府的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政府的经济政策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收入政策。研究经济学还有第三个角度,这就是宇观经济学(Spacescopic Economics)角度。与宏观经济不同,宇观经济学分析经济现象时,把经济现象看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忽略政府政策、忽略市场交易的策略,忽略大银行与股票小投资者之间的区别。从地球上空,或人造卫星这样的高度,来分析研究全球金融及其未来趋势。这个宇观,与天体物理学的宇观不同。天体物理学的“宇观”,要离开地球,走出太阳系,要从10万光年、10亿光年、100亿到1000亿光年这样的大尺度来观察宇宙。而经济学的“宇观”,对天体物理学来说,是微乎其微,微不足道,只是航空高度、卫星高度,观察地球表面的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这种观察,不同于宏观经济学,可以明显区分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人类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有自主行为能力,可以在局部范围内按人的意志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中的现象,可以分为“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人为现象”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引起的现象,是人的有意识行为。例如,一个人的投资行为,一种商品定价的改变,是“人为现象”。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是“人为现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或所谓“贸易战”,也是“人为现象”。1972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改变了金融世界的秩序,并不是尼克松的个人意志造成的,是二战后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使作为实际货币的黄金数量无法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结果。所以,是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

【图】2019年出版的《国家首脑终身制》和2020年出版的《全球财富论》

从宇观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发展是技术和制度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微观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到1929年第一次全球性大规模金融风暴时的经济学,一次次企图排除政治,把个人占有财富看作头等大事;宏观经济学,注意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凯恩斯出现了,把国家财富的增加看作头等大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出现了“非凯恩斯化”,把分析计算每一项投资各期现金流的折现值视为重要目标。而宇观经济学,由于站在高空或太空观察地球表面,不关注每一项投资的财富现值,不关注个人到国家经济体的金融积累,而把全人类经济发展和全人类的福利看作头等大事。金融产品和金融资产的存在,不是永恒现象,而是人类社会中有千年历史、但终将消逝的现象。《全球财富论》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中心内容是“全球金融恒等式”、“金融自循环”、“全球总账本”。

全球经济体是在债务问题上,对外星和宇宙空间,是一个“债务孤立系统”。人造卫星和太空探测器,还是地球上属于某一国的国家资产,在外星殖民前,全球经济体没有对外资产,也没有对外负债。对全球经济体来说,全球总金融资产恒等于全球总金融负债,这就是“全球金融恒等式”。这一简单的真理,用数学公式表示为:全球总金融资产- 全球总金融负债= 0(Global financial identity),简称GFI恒等式。

根据GFI恒等式,全球经济体的总资产= 全球总实体资产+ 全球总金融资产–全球总金融负债= 全球总实体资产全球金融恒等式也可以表达成:全球经济体的总资产= 全球总实体资产

问:2019年你和王丹等人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受到一些人的诟病,主要质疑是:儒家文化就算是糟粕和精华并存,从渊源上讲,它也总比不上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先进文化,对此,您有什么回应?

答: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发生的运动,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并没有完成。刚才说,只完成了1/3 .在中国,科学精神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了很大发展,而儒家的糟粕继续保留着政治领域和部分文化领域,民主还在被践踏。

希腊精神,建立在相信真理、正义存在的基础上,用明晰的概念来分析事物,不喜欢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与儒家、道家和佛教很不相同。中国特色,就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一种观念。六四大屠杀后,中国大地上,没有了正义。

儒家不谈神,注重现世生活,是人际关系的游泳术。儒家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中国人生活在西方社会中,也无法消除自己身上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后,在有民主法治的国际环境下,按儒家的方式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可以发扬光大。儒家文明可以成为连接基督教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的桥梁。

问:在您的八类作品中,涵盖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当诸多领域,包括一些理论创新和新潮问题。你自已最满意的是哪几本?

答:我过去的作品,思路不开阔,没有多大创新。我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点一点学来的,我写的书都有局限。1986年我在《天津青年报》上写过一篇《“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的文章。想不到,这篇文章是为自己写的。1989年和2019年的两次大难,把我的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在1989年前的中国,是第一人生。1989年逃出了中国,环境和人际关系发生大变,进入了第二人生;2019年在华盛顿,濒临死亡而重生,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局部变化,进入了“第三人生”。

2019年,我在华盛顿做了一次心脏大手术,沿着胸部中线切开,十天内三次全身麻醉,从死亡边缘重生。心脏病是30多年因不能回到中国、长期郁闷而经常喝酒造成的。心脏手术后,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改变了三分之一。从医院回家后,一面休息,一面不断整理我以往的手稿和资料,把以往保留的大批剪报,丢弃了70 %,有几十个大口袋之多。简简单单、平平常常过日子最好,不仅不要保留无用的物品,而且要丢弃无用的资料。现在心脏病没有好,听力减弱、安静站立时经常感到地面在振动,但大脑没有问题,更加乐于思考。我决定在这“第三人生”中,以“大尺度世界观”,以跨学科方式写作。现在感到时间已不多,2020年,是我最努力写作的一年,5月,台湾翰芦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全球财富论》,从6月开始,连续写作7个月完成了740页的《命运交响乐》。“不可选择谓之‘命’,不可控制谓之‘运’”。一个人的“命运”如此,一个国家的“命运”也一样。《命运交响乐》在正在印刷之中。

今年一年,已感到体力不支,力不从心,除了在为《新世界观》一书的写作准备外,主要时间在修改15前出版的《霸权论》。《霸权论》把国家视为“地缘动物”,谈从地中海争霸、大西洋争霸,到21世纪后的太平洋争霸,谈21世纪下半叶“世界联邦制”的前景。实行世界联邦制不是“全球一国化”,不是建立一个“一国化的世界中央政府”,不容许这个“世界中央政府”对全人类的财富进行“权威性分配”,未来的世界联邦制是在保留国家的情况下的联邦制。

明年(2022年)的工作是写一本《新世界观》。其中会谈及数学和哲学为什么不是科学,谈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系统阐述物质世界、观念世界、超验世界的理论。当然,政治学还是我的本行,我要用这一世界观来分析中美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前途。

问:王炳章是海外民运的少数派,曾被视为异类,遭到排挤,在“和理非”一面倒的大环境下,民运要有自已的目标,自已的节奏,自已的路径,否则与共产党的同路人无异,因此勿需讳言革命。您在海外民运这一类17篇文章中有五篇是写王炳章的。你可否谈谈你对王炳章的看法?

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会上,我谈了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在当年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摘要发表了,留下了记录。我讲的是,研究政治学,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使政治制度化,要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一个国家,要尽可能把国家大事以“非政治化方式处理”。律师制度、文官制度、任期制度、实行法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非政治化,都是“非政治化”的途径。从到赵紫阳的“政改办”,到1989年天安门运动,我被卷入了政治,我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卷入或参与政治的人非常多,这个国家就开始有问题了。文化大革命,全中国卷入了政治。我是学者,不是革命者,也不喜欢什么“告别革命”,我反对“暴力革命”,如果讲革命,我主张“和平革命”。“议会民主”是“和平革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1989年民阵成立,我担任主席,是一种责任,是为了抗议六四大屠杀,为中国结束一党专政、推动组党运动的努力。1993年海外民运的大分裂,是我家庭和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的妻子开始在曼哈顿Cabirini医院作护士工作,我给巴黎、纽约、香港报刊写稿,除了政治评论,还写了许多跨学科文章。纽约没有“民阵”、也没有“民联阵”的组织,除了参加悼念“六四”的集体活动外,我不参与纽约民联的活动。在纽约,有几次见到王炳章,总是一人走来走去,我才想到,王炳章和我都是海外民运大分裂后,被民联、民阵抛出的“碎片”。王炳章对我十分友好,我也以友好态度对他。2003年2月,深圳市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每想到王炳章的无尽苦难,感到万分心痛,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他回到加拿大家中。

问:薄家父子思想和个性一脉相承,八十年代薄一波曾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大发雷霆。薄熙来虽然在狱中,总有一些人对他抱有期待。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答:一九八六年时,胡耀邦是总书记,政治改革这样的事按理说应由总书记主持,但邓小平要总理赵紫阳主持。一九八三年三月,邓当着赵紫阳和胡乔木的面,批评了胡耀邦一些做法。一九八六年七月,邓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赵紫阳组织一个班子,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赵紫阳弄不明白,邓小平为什么不提议胡耀邦,而提议他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所以,赵紫阳在邓讲话后未作积极反应。邓小平再次提出后,赵紫阳才开始组建。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总理牵头,中央顾问委员会、书记处、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有一人参加,由五人组成。薄一波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五人小组。另外三人是胡启立、田纪云、彭冲。鲍彤、周杰、贺光辉和我是”五人小组“下面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负责人,”政改办“的实际领导是鲍彤,我没有起多大作用。温家宝、胡乔木、邓力群、高扬也参加了多次会议。另外有几十次会议是”政改办“邀请各方面人士听取意见。其中有教授、学者、大使、部长、省市委书记、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员。我记得,尉健行、阎明复、李锡铭、李长春、许士杰、邵奇惠、李慎之、龚祥瑞、俞雷等人都到厂桥参加过我们的会议。

薄熙来垮台前,对中外媒体记者会上,两次说“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使我想起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开会。会前几分钟,赵紫阳还没有到,已经到的人坐在会议桌前聊天。会议桌是长方形的,一边是彭冲、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另一边是鲍彤、周杰、贺光辉、陈一谘、吴国光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这一天,我座位离薄一波很近,斜对着他。彭冲兴致勃勃地谈起《深圳青年报》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我们大家听着默不作声,突然,薄一波发起飙来,绷着脸、大声地、气冲冲地说,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不允许,要追查!登时谈笑风生的气氛就一扫而光,彭冲也收住了笑容。

赵紫阳每次都是正时到会场,他坐下来就说,到时间了,我们开会吧。薄一波接着赵紫阳的话说:“让彭冲先说一说,深圳要邓小平退休。”这时,彭冲一反刚才的态度,严肃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报》的事情。薄一波要赵紫阳去处理这件事,赵紫阳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说,会后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去处理。这一天讨论了“干部年轻化”问题,在薄一波发言时,他突然转脸对胡启立、田纪云说:“现在青年人难以上来。我们活着,你们难以上来。启立、纪云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薄一波说“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十分刺耳,我就记住了。后来查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也有这句话。

(2021.12.22日)

民主中国2021-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