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如何保护「闹事」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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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十年砍柴公号 文史砍柴

对清华大学来说,梅贻琦是“永远的校长”。犹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王世杰之于武大。

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中成立较晚的一所学校,直到1928年才由留美预备学堂升格为大学。这所大学自成立后就朝气蓬勃,学风健朗,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且颇多桀骜不驯者。国民党政府当时企图在清华园里推行“党化教育”,多数学生和教师起来反对,进而驱赶校长。对清华的发展有着相当贡献、在教育界颇具人望的罗家伦亦不安其位,被学生赶走。在美国负责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临危受命,回到中国,于1931年10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沉默寡言,常常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但是心里有主意,一旦认定的事情,必定坚韧不拔地执行下去。清华大学在他的领导下,迎来了黄金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华北三校一路南迁,最后落脚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其中三校长之一的梅贻琦主持常务工作,其呕心沥血、大度宽容的工作态度,深得三校师生的赞颂。

今人知道梅贻琦,大概多半是因听说过他那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长久地受到后世人的敬重,当然主要原因是他的高洁人品,他的治校成绩。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在何种复杂的局势下,他都把保护学生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

梅贻琦任清华大学的前六年,清华的教学、科研成绩斐然,但清华园不是桃花源,日本的鲸吞蚕食之图谋,已昭然若揭。“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沦陷,山海关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前线。日本军队犹厌不足,在华北屡屡挑起事端,平津地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执政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屡屡退让,让广大学子特别是热血沸腾的清华学生颇为不满,他们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认为其软弱、腐败,不能领导全国人民。

清华大学学生、该校地下党的领导人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地下室里写就《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篇文章一句震动全国的呼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成为揭幕“一二•九运动”的动员令。

对于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梅贻琦先生一直持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据黄延复、钟秀斌所著《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中说:

梅贻琦对于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就在那次校长就职演说会上,他说:“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量,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虽如此,可一旦有清华学子因参与救亡运动面临被拘捕的危险时,梅先生就会想一切办法营救自己的学生。

如果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领头高校,那么“一二•九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头者是清华大学。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学生示威运动中,北平的学生和政府的军警爆发剧烈的冲突,国民党政府命令军警大肆拘捕“闹事”的学生,清华大学自然首当其冲。

那时候军警对梅贻琦这样的学界领袖还是比较尊重的,先礼后兵。他们首先请梅先生主动开列一个参加“闹事”的学生头目名单,算是给足梅先生的面子。梅贻琦真的开列了一个闹事学生姓名及宿舍号的单子,军警按图索骥去抓人,发现上当了,梅先生给的是两年前的住宿名单,军警一个人也没抓住。而私下里,梅先生向蒋南翔等人通气说,“我们保护不了你们了,你们自想办法吧。”暗示他们快逃。

治安当局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27人的“黑名单”,1936年2月29日,根据2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的《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治安当局派500多名军警突袭清华抓人,把蒋南翔、方左英、姚依林等三位学生领袖抓获,暂时关押在工字厅,再去搜捕其他学生。校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闻讯后,紧急动员了几百学生聚集到一起抢人。清华学生将停在西校门用来准备装载被捕学生的三辆警察砸烂,还把前来找梅贻琦校长交涉的北平市警察局局长陈继庵扣留了。一部分学生冲进三位学生领头人被关押的地方,用刀割断绳索救了出来。

500名军警进清华园,一个学生也没有带走,空手而归。不过也得敬佩当时治安当局的克制,军警未开枪,没有引起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多年以后,已身居领导人高位的蒋南翔回忆这一幕说,“是因为清华有民主的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来,也是出于民主的传统。”

梅贻琦是一个爱国者,并不主张“两耳不闻窗外事”。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动员西南联大的学生给并肩作战的盟军做翻译,或休学参军。抗战期间,有800余名西南联大的学生参军或参加服务抗战的其他志愿活动。正在西南联大学机械工程的梅先生独子梅祖彦应征入伍做翻译官,梅先生的女儿梅祖彤应征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梅贻琦是国民党员,后来还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折不扣的高干。应当说,他是拥戴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的,并不赞成学生挑战政府的权威。但一旦学生真的面临危险,他又毫不犹豫把救学生当作第一件大事,其他分歧可以先搁置不顾。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何兆武在一篇文章《纪念梅贻琦校长》中说:

我有个姐姐是北大化学系学生。1937年春天,她参加一次游行,被抓了起来。关了两天以后,我父亲就收到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一封信说,你的女儿被抓去了,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尽量把她保出来。过了几天,我姐姐果然被保出来了。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都是保护学生的。比如,五四运动期间,政府当局抓了学生,校长就去保。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我的孩子送到你的大学学习,你就该负有保护他(她)的责任。

梅先生对于参加政治运动而受到当局追究的学生,也像蒋校长一样是尽力保护学生的。

可见在那时候,梅先生如此做远非孤例。

附转:

梅贻琦高清版

—— Esther 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