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暗杀与屠杀的制度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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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日,蔡英文踏进“蒋经国古迹”七海文化园区,说了一句“蒋经国坚定保台”,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这不过是一句争取蓝营的选举语言,或是说给对岸习近平听的一句硬气话而已。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脉络中,蒋经国自有他的位置,从威权走过的不同路径,令人们有不同解读,非常自然;但是拿国民党跟共产党比较,台湾人心里也明镜儿似的,我这裡不比别的,只比较“子弟接班”一项,蒋经国就比邓小平“开明”,看看对岸那个“习大大”,台湾人就觉得幸运吧。】

一次暗杀,令蒋经国废储;

一次屠杀,令邓小平立储。

台湾民主运动史家杭之再谈“美丽岛事件”,有一句话对大陆颇有教益:‘台湾民主化以后,有一个人造的“神话”,说台湾的民主化是蒋经国精心布局,一步一步引导,有序开放转型而来的。这“神话”让对岸一些倾向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羡慕得很,希望中国这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学“蒋经国”。

我至今记得,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一股“新权威主义”思潮,诠释中共在“邓小平权威”下,也可以“从上而下”推行政治改革,甚至六四屠杀后,这种浪漫幼稚,还蔓延过一阵。这个政治学假说的背后,支撑了东亚经济奇迹、儒家文化圈民主化、大中华崛起领先等一大套架构,总之是避开“民主制度”中国(汉族)可以领先群伦。

而今面对六四血光之灾,以及今日习近平的高压型威权统治,中国学人有何颜面目视他们当年的言论?
今天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比较政治学: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太子党。

1985年8月16日与12月25日,蒋经国两度公开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蒋家成员接班”,“蒋家不能也不会参选下任总统。”

蒋经国就这样终结了蒋孝武的接班梦。

蒋孝武一旦失去“储君之位”,蒋家就没有第二个人替代,整个国民党就失去“独裁”地位。

这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一个特色呢?

国共两党,都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式政党,当年都由斯大林派“保姆”来中国组建。这类政党无论有多少差别,他们都绝对没有“子弟接班”这个规矩,你看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里面,有所谓“太子党”吗?

所以,中国虽然可以从欧洲引入“马克思政党”,但是一定会掺进“封建”因素,逃不脱“家天下”的桎梏。

真实历史是,蒋孝武疑似刺杀江南的主谋,整个案情爆发之后,竹联帮的中坚分子、外号“白狼”的张安乐就一口咬定是蒋孝武下令;加上长期以来他自己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与情报单位关系密切。下手枪杀江南的董桂森于被捕后,在美国受审时,也斩钉截铁地指出,是蒋孝武下了诛杀令。

有文称:蒋经国为堵众人悠悠之口,终于决定把蒋孝武调离政治是非中心的台北,担任“驻新加坡副代表”。1986年2月17日,台湾外事部门正式宣布“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蒋孝武为“驻新加坡副代表”。次日上午,蒋孝武就搭机前往履新。从此,再没有与蒋经国见面。

蒋经国就这样给出了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终结前提,台湾的民间在野政党最终可以走向政党轮替。
可是,在对岸大陆,同样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却由于其领袖的“合法性恐惧”,而对和平示威的学生运动实施坦克机枪的血腥镇压,由此带来彻底丧失合法性的更大危机。

我在《鬼推磨》中梳理过,老佛爷(邓小平)垂帘听政酿出京师屠城大祸,这厢另一个“婆婆”陈云,细思恐极,深觉江山有废倾之虞,定调“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开启太子党权力来源。

在下一本书《瘟世间》裡我也分析,邓后江泽民、胡锦涛两届“闷声发大财”,在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之下,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场更惊人的腐败,而所谓“官二代”(江胡两届)的腐败,向太子党提供了一个集权的合法性来源。

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2012年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靠亲信王立军残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红”的文革手段,向胡锦涛挑战。最终,却是另一个太子党习近平踏著薄熙来的尸骨登顶,习的权力问鼎之路,也是一场场反腐的结果——习上台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因腐败而被整肃,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如果说“发财”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后六四),那么“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后开放),第二个颠覆了第一个,然而横竖都是它“合法”(legitimacy)。

照此来看,东亚威权不会自动走向民主,在台湾“刺刘”是偶然的,我称之为“刺杀的制度意义”;在大陆,八九学潮虽有其社会根源,但是爆发、退潮、平息、镇压的偶然性都存在,中国的倒退不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