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8rcm 雁塔秦川 2022-02-08 18:07

【法家杂论】之一

商鞅与赵高，是秦史（统一前的秦国与统一后的秦朝）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二，通常也被看做是正反两面的极端。不论是过去人们的“诛暴秦”，还是今天流行的“大秦赋”，无论人们对秦是好是恶，对于商鞅有大功于秦，赵高有大祸于秦，似乎都没什么争议。

而在这两人的行为中，最有名而且无争议或很少争议的大概就是商鞅的“徙木立信”和赵高的“指鹿为马”了。

“指鹿为马”堪称遗臭万年。史曰：

（赵高）“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赵高拉着一头鹿上殿，硬要满朝大臣说是马，谁敢讲真话，说这明明是鹿，就要被他加罪陷害。这逼人昧着良心说假话的“指鹿为马”之恶，是从古至今没有人替他争辩的。

指鹿为马雕塑

尽管过去也有些文人猜测“赵国人”赵高祸秦，是有意辱身陷敌为赵国复仇，“指鹿为马”也被说成“报赵倾秦”的壮举，甚至称颂“鹿马计胜长平战“，“赵高功冠汉诸臣”，“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但这是说他有功于赵（其实也是无稽之谈），就秦国而言赵高是祸害，仍是没有问题的。

而商鞅就是个争议很大的人。有人夸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有人骂他是作法自毙（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而来）不得好死的厚黑学家。有人说他造就了“强秦”，是大一统的功臣；有人指他为“暴秦”的鹰犬，是辱民弱民的罪魁。不过，商鞅的言行有许多。他的不少主张听起来就让人起鸡皮疙瘩，如什么弱民、辱民、贫民、愚民、政作民之所恶不作民之所乐、乃至以奸驭良、什伍连坐等等。但也有些言行颇得后人好评，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所谓“徙木立信”之举。就连一些批评秦制的人，也觉得他这一招很出彩。史称：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这个故事是说商鞅要做些通常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害怕老百姓反对。——请注意，不少人声称反对“商鞅变法”的只是贵族，老百姓是拥护的。可是太史公明明说的是“恐天下议己”、“恐民之不信”，这“天下”和“民”不会只是贵族吧？

照理说，既然大家对你难以置信，你就该做几件好事让大家看看，好争取民心？可是商君大人不这么想。也是啊。商君又不是民选总理，用不着在乎选票、讨好民众。相反，商君书中充满仇民憎民蔑民的话语，甚至主张“政作民之所恶，不作民之所乐”，我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当然，得是皇上高兴的事），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皇上或许不高兴）的事！所以你想，商鞅会在乎百姓的信任吗？他只要百姓服服帖帖——所谓“立信”，并不是信任，而是相“信”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从而只能无条件屈从于我。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商君的妙计是：你们不是怀疑我的做法违背常理吗？我就偏要做一件最不合常理的事让你们看看！

“徙木予五十金”之不合常理，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今天很多人无法想象其荒唐乖戾的程度，总是想把它解释得稍微合理、至少荒谬程度小一点——可见大家的“觉悟”还不够高啊。当年L不是说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吗？如果太荒谬，执行中还是理解不了怎么办？

于是今人往往会把“徙木”的难度放大，而把“五十金”的价值缩小。

比如有人说，这里的“金”不是真金、黄金，而是铜；还有人说这“五十”不是五十斤，而是五十两，甚至只是五十铢。这当然是不经之论。战国秦汉间黄金不仅“为币”，而且当时还严禁“伪黄金”，以铜鎏金作伪要处严刑，甚至黄金成色不足都有惩罚。金铜不分怎么可能？当然，金铜既然都是货币，等价（绝不是等重）的黄金与铜币是可以互兑的（常引的汉价是“一金万钱”）。秦汉史籍中确有以金计值而实际以官定兑价付给铜钱的记录，但是商鞅此举并无这种迹象。就算有，这种等价兑换也不影响其赏额惊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更清楚的是那时金衡通常称镒、称斤，而绝不称两。史记注引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盖汉以前以镒名金，汉以後以斤名金也。镒者二十四两，斤者十六两也。”《汉书.食货志》也说：秦时“黄金以镒为名”。除了24两为一镒外，史载还有20两（赵歧）、30两（郑玄）为一镒之说，总之一镒比一斤更重是无疑的。而黄金称两，则是东汉以后尤其近古才流行的——这就是经济史上有名的“汉金消失之谜”。近30年前我就在《历史研究》上长文详论过此事。学界前贤，如彭信威先生早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货币史》上也论及于此，当代学者如胡珠生、李祖德、杜劲松等也屡论之。所以，太史公记述商鞅重赏“五十金”应当是秦时的五十镒黄金。但为了保护读者的下巴不被惊掉，姑且少算一点，权当做太史公时代的汉制五十斤吧。如果不能证明太史公是昏了头乱写，那“五十金”至少也得是50斤（时衡）黄金，断不能强做他解。

除了贬低赏格，还有更多的人是加大“徙木”的难度。太史公文中明明说的是“国都市南门、北门”，后来却被有的人想象成国都的南、北门，事情就显得不那么荒谬：把三丈之木（按现在的尺度，3丈就是10米长，似乎不是个小木头）从城南搬到城北，听起来还是挺费力的。给10斤黄金（尽管当时的斤也只有今斤的一半重，10斤黄金还是很惊人了）的重赏虽显过分，好像还不是太荒唐。

于是我一查，今天几乎所有“颂秦褒鞅”的影视、画作，都把这事描绘成在高大的城门下立着根又高又粗的巨柱，搬动它好像挺难的样子。

“徙木立信”

但是，扛起这么重的木头从南到北穿过整个都城这么长的路，为什么初时百姓连这十斤之赏都不信？难道秦廷的信用已经破产到如此地步了？商鞅入秦之前，秦的动员力就那么不堪吗？

要知道，秦国并不是商鞅执政后才成为强国，早在春秋时的秦穆公就已跻身“五霸”，商鞅之前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又比春秋时更强，只不过还无力一统天下而已。如果商君入秦之前，秦人都不把朝廷的话当回事，国家动员力几为零，在战国背景下秦还不早就被灭掉了，它怎能长期成为强国？

略加考辨就明白了：其实这次国人之所以开始不“信”，就因为商鞅此举在常人眼里实在太匪夷所思。首先，当时度量衡不同于现在，先秦的一丈约当今丈之半强，若长宽高之比不变而取立方比，“三丈之木”的体积、重量仅约相当今天概念的八分之一，对男子汉而言应当不过是根随手可移的木杆而已。

其次，所谓“国都市南门”决不能妄删一字，当成国都南门。明显地它并不是城门，只是“市门”而已。要知道，当时不像宋代以后城里才有的街市，先秦时城里做买卖的地方只是一个或几个“市墙”圈起来的市场，日中为市，定时启闭。后来唐长安的东西二市和汉长安的九市，就是历史上“闾市”之极，其实也没多大，何况先秦。

更何况，商鞅执政之初的秦都并不在后来的秦咸阳，而在规模很小的栎阳城。加上秦历来只重“耕战”，以商为“蠹”，买卖人都被打入“市籍”视同贱民，因此栎阳小城中的“市”不会比今天县城里一个农贸市场大多少。对一个壮汉来说，把一根不重的木杆从市场南头移到北头，比“吹灰之力”也多费不到哪里去，就这能值10斤黄金之赏？你当这是持戈陷阵杀敌斩将啊？

太过荒唐，无怪乎没人信了。

而无人相信之际，商鞅居然又把重赏一下提高五倍，达到黄金50斤——很可能还是五十镒，即相当于今天13-25公斤，就算秦汉“多金”而后世不及，这么一堆黄灿灿的金子也太吓人了吧？吓人到什么程度？我给你联想一下：秦汉都有战场上斩首赐爵且爵可定价之制。秦的价码无考，西汉的价码相当于斩首一人值十七金（中井积德据《平准书》考）。假设“汉承秦制”，那就相当于把这木杆儿在市场里挪个位置，等于在两军相搏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连着斩杀三个敌军，这是连晋三爵的大功啊！

拿个木杆穿过市场就连晋三爵？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显示“权力万能，我大权在握，什么荒唐事我都做得出来，你们服不服？！”

果然，有个愣小子拿起木杆，大步流星就从市场这头走到那头。人们正等着看笑话呢，不料商鞅立即兑现，真的给了愣小子50斤黄金！愣小子狂喜之余，秦民无不惊掉了下巴：乖乖，这公孙鞅大人果真是权力万能啊，这么荒唐的事，他就是做得出来，服了服了！

后来据说公孙鞅用这一手真是驯服了秦人，绝大多数秦人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就像《商君书》所主张的“愚民”（“民愚，则知可以王”），成了指哪打哪的机器。公孙鞅就此立下盖世之功，受封成了商君。但几年后，商鞅在秦制内的党内斗争中失势。落荒而逃又撞在自己立下的锢民苛法中，“作法自毙”。如此暴秦功臣，竟被五马分尸而惨死。

然而，秦民经商君“蒙启”之后，已经习惯于服了服了，对此绝无异议。于是商君虽死，秦制益张。

直到后来出了个赵高，他“指鹿为马”，什么意思？不也就是显示“权力万能，我大权在握，什么荒唐事我都做得出来，你们服不服”吗？

当年那个愣小子带头服了服了，立得重赏。后来绝大多数人都服了服了，当权者指鹿为马，那就是马吧。当年愣小子拿个木棍招摇过市，你都可以当成挺抢持戈杀敌陷阵般受彼重赏，那今天这鹿，为什么就不可以当成长了角的小马呢？但是商鞅做的似乎还不彻底，仍有些人不服不服，说这明明是鹿呀，怎么可以当成马，就像当年持棍过市，怎么能当成持戈陷阵呢！结果，赵高“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书说得很清楚，赵高正是用“法”（就是商君之法吧）将他们都杀了。于是“后群臣皆畏高”。

总之，两人及两事都是要让大家明白权力任性可以无极限，只要我掌权，无论多么荒诞也必须听我的。不同的似乎仅仅是：商鞅赏顺而赵高罚逆，异止此耳。

不过其实也谈不上异，因为商君自己就是明确主张重罚更胜于重赏的。治国要“重罰輕賞”，决不能“重賞輕罰”，语见《商君书. 去强》篇。他举例说，老百姓或许不爱钱，但都怕死。再胆怯的兵，你抡着大刀在后督战，不冲锋就杀头，他也能豁出来。等他冲上去了，再赏他俩钱，他就习惯卖命了。假如反过来，他缩头缩脑时你用这俩钱让他冲锋，他能干吗？所以慈母必出逆子，孝子那都是棍棒打出来的！仁君对老百姓好了，百姓就会漫天要价甚至犯上作乱。只有暴君下狠手，把百姓的脊梁骨给打断，他们才会乖乖听话。因此，善治国者就要“政作民之所恶”，而绝不“作民之所乐”！

《商君书》

那当初为什么又要重赏徙木者呢？没办法，那时百姓还不知我商君的厉害，大家都觉得徙木十金荒唐，不愿去拿那木杆，我总不能把他们都杀了吧。但后来我以重赏开路，让大家都服了服了，对那不服的“一小撮”当然就必须下狠手了。

所以，“徙木立信”与“指鹿为马”原本一脉相承，那赵高其实也不过是秉承商君遗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发展了商君的做法而已。

其实按史书明载，赵高也确实是商君的出色后学。《史记··蒙恬列传》称：“秦王闻（赵）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又《李斯列传》载赵高自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原来，赵高当年就是因为“通于狱法”被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慧眼识“猪”，把他从太监“厮役”之贱，破格提拔成大内总管的。他作为刀笔之吏，在商鞅开创的“以吏为师”道路上飞黄腾达，不仅“管事二十余年”，还真的在宫中当起了胡亥（后来的秦二世）的老师，“喻之决狱”——教他学法家的学问。前面说过，对于不承认“指鹿为马”的人，他也正是用法家那一手来陷害的。

近年李开元先生大申前已有之的异论，为嬴政与赵高做了许多辩白。他说赵高不是太监，已有学者力驳其非。但他说“赵高堪称精通法律的专才，有家学渊源的法学名家。晚年的秦始皇将少子胡亥的教育委托于他。”如果所谓法学指的就是法家商君之学，那李开元之说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可见商鞅与赵高，实为一丘之貉。怪的是颇有人褒鞅而贬高。今天有人居然说，商鞅“徙木立信”是“树立了法律的权威”，这样说的人好像还很多。我就百思而不解了：“徙木立信”与法律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恶法还是良法，但凡法律都是要能常态实行的。商鞅后来确实立了许多苛法，包括最后令他“作法自毙”的禁徙法，无论好恶那总还算是法。但“徙木立信”能是立法吗？秦人如果个个都可以拿根棍子招摇过市就能向国家要50斤黄金，那秦国还不立即财政破产啊？就像赵高指鹿为马，你当他真认为鹿就是马，会立个法让秦国骑兵全都骑鹿打仗么？

商鞅与赵高

其实徙木立信也好，指鹿为马也好，都只是一次性的淫威展示；商君也罢赵高也罢，都不会以此作为法律，而只是显示一种“我想怎样就怎样”的无限权力傲慢与极度砖制任性而已。无论权力的言行多么荒唐乖戾，多么违背常识，你“信”了（其实应该说是屈服了）就重赏五十金，不信就“阴中以法”杀你没商量。而且权力可以翻云覆雨朝三暮四（这就叫“变法”），无法以情理度之，今天他可以徙木赏金，明天就可以触木斩首；今天可以指鹿为马，明天就会指良为奸， 看你服不服？

所以，徙木立信与指鹿为马这种荒唐事越多，这个国家离所谓的法制（无论是约束权力以保障公正的现代法治，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代理想）就越远。这甚至都不能说是“恶法亦法”。因为无论良法恶法，只要是法就必须常态实行，不能只是一次发威把人唬住就完了。

虎年大吉，开工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