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始，我在《信报》写每周一篇的「星期一评论」。比较在月刊上发表文章，更能紧贴时政。中共在决定收回香港主权后，不断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我的专栏文章，许多都针对中共的宣传。这里就略为介绍其中一篇「交响乐、公厕与核电」。

1986年4月， 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爆炸、释放出大量高能量辐射事件，不久，中国宣布在邻近香港的大亚湾兴建核电厂，引起香港舆论强烈反弹、民情沸腾。中共在香港的党媒和亲共人士则极力强调大亚湾核电的安全。

那年9月，中央乐团来香港演出，《文汇报》新派来的一位副社长在演出次日的头版写了一篇短文，代表报馆同仁和读者向中央乐团表示祝贺，说震耳的掌声和坐在他身后的中大英籍教授伸出大拇指说good, 反映了乐团的水平。他回忆起四十年前在上海第一次听大型交响乐团演奏，台上大部分是外国人，四十年后在香港看到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交响乐团，「不免感触良多」，什么感触呢？ 「如果说发射人造卫星，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话，那么一个交响乐团的成功演出，则是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艺术水平。我谨希望那些以『管理不好公厕』为由，认定中国管理不好核电厂的人士，从昨晚的盛况中得到某些启示。」

这篇短文，把不相干的中国人、外国人、交响乐、公厕、核电扯在一起，正正是以民族主义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的典型例子。

首先，一个乐团由中国人或外国人组成，跟乐团的艺术水平无关。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长期在波士顿交响乐团任指挥，乐团成员大部分非日本人，但艺术水平就体现在小泽身上。这是艺术创作与演绎重「个人价值」的特点。其次，震耳掌声、演出受欢迎，未必就等于艺术水平高。艺术水平还是应该由乐评家去判断。至于说good 的英籍教授，除非他是教音乐的，否则也不能因为他是英籍就认为他具判断乐团水平的能力。

其三，说一个交响乐团的成功演出，「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艺术水平」，则未免抹杀了其他艺术形式的存在价值。交响乐只不过是艺术形式的一种。中国的交响乐水平肯定比不上有深厚传统的苏联、德国、英国、奥地利等国家，但如果你承认京剧、河北梆子戏也是艺术的话，那么中国地方上的一个小京剧团到了西欧都是第一流的京剧团。艺术之所以不能用计量的方式去评断，就在于它的多式多样和多姿多彩。

最妙的是作者的结论，他显然认为有这样高水平的交响乐，怎么会管理不好核电？尤其不同意有人说中国「管理不好公厕」就管理不好核电厂的说法。作者或不知道或忘记，苏联在交响乐方面成绩辉煌，应该远在法国之上，但就偏偏管理不好核电，闹出大爆炸事件；而大亚湾核电厂引进法国技术，等于认可法国的核电技术较先进可靠。交响乐与管理核电，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管理核电厂与交响乐演出好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至于公厕嘛，要管理好并不难，管理公厕的技术水平，绝难与管理核电厂相比。实在很难想像这位副社长如何「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我绝不怀疑位副社长说的是发乎情之言，他从交响乐、公厕、核电中得到不顾事实、没有逻辑的「启示」，是由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爱因斯坦说「好比麻疹，民族主义是婴儿病」。

从副社长四十年前就在上海听交响乐来推算，应该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仍然没有离开婴儿期。

距离写这篇文章已经三十多年，这种婴儿病在专权政治的不断重复宣传洗脑下，已经制造出一个几乎囊括全民的巨婴国，在各个领域、各种场合都千奇百怪地表现出来，即使受到权力最大化的专制政权欺凌压迫，也以能够接受这种压迫为荣。

西方国家经历文艺复兴，注入了与感情平衡的理性主义：不是集体主义的爱国，而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尊重事实，可以计量，怀疑与宽容。尽管绝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也有领导人谈爱国，但他们谈爱国时都强调目的是维护人民权利最大化的宪法。尽管世上仍然有弱小民族以爱国为思想武器去追求独立与自由，但只有极权国家才会以爱国主义去鼓动人民情绪，骑劫民权，使人民盲目地去爱那个将党置于国之上的国家。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假如我们不想看到我们整个文明走向毁灭的话，一个伟大而艰难的责任有待我们来做，就是守护我们的心智，避免爱国主义的侵入。」

香港是长期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地区，香港人过去几年所做、现在及将来要做的，就是罗素所说的守护我们的心智。 （107）

图，大亚湾核电厂自2010年起连续多次发生核泄漏事故，当局和当年苏联一样隐瞒事故，给当地三个镇约10万原居民，每人每月秘密发放1000元「生态保护费」。村民说这是当局「不让讲的」。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