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徐州位于苏鲁交界地带,本来绝大人口都是汉族,除了有些回族外,基本没有什么其他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徐州有18个少数民族,共9000余人。但是短短18年以后,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徐州少数民族增加到47个,共20268人。这期间徐州市人口仅仅增加了30%左右,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多。
为什么少数民族增长如此迅猛呢?是徐州经济发达,像广东那样吸引了各地打工人口吗?显然不是。徐州经济原以煤炭、机械等重工业为主,改革开放后就不断衰落。这些新增加的少数民族,无疑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婚姻迁徙方式而来的西南云贵川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比如江苏“五普”对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怒族、拉祜族人统计显示,其中女性为3116人,而男性仅有227人,不足总数的7%)。
有必要先指出的是,这些以西南少数民族女性为主的远程地域通婚,普遍都是买卖性质的,或者是非自愿、强迫性婚姻。远嫁东部的女性一般具有学历低、年龄小的特点,根据《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作者陈业强教授,对小龙梅所在的福贡县100位跨省婚姻女性所做的调查,只有两人是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其他都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或文盲。
因此,这些女性对婚姻选择缺乏判断能力,即使出于人的本性来讲,也不愿背井离乡来到陌生遥远的地区,她们往往都是都是父母贪图买婚者的彩礼,或者受他人胁迫拐骗而成婚的。
另外,根据专门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流动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的调查访谈,这些远嫁东部的女子,家人一般都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她们走之后也很少跟家里联系,更凸显了这种婚姻的买卖交易性质。徐州发布的八孩母亲调查报告,展示的细节显然符合这些特征。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徐州市人口的民族细分统计(表一),揭示了这种买卖、强迫性婚姻的一角,结合社会学者们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出:
女人在这个链条中始终是牺牲品,尤其是那些外地过来的,她们是这个以繁殖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系统内最卑贱、权利最无法得到保护的人群。这次丰县事件,县政府及当地老百姓对此事的高度容忍,见怪不怪,就是这种病态社会文化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