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3月 28, 2024 4:41 上午

【按:徐州铁链女,不过冰山一角。红色帷幕底下,白骨皑皑,冤魂累累,这次近乎全民被惊醒,可是我看到那些向妇联呼吁或谴责的声音,就知道大部分人除了愤怒,就是没辙。无数的奴工、奴童、女奴、老弱病残以及杨改兰们……中国等待呼救的阶层、等级、类别有多少?女性是不是压在最底层?让我们梳理一下铁链女身后铺垫的一部女史,也许更有意义。 】

秦香莲上访团

在这种体制下,女性利益团体对男性主导的国家政策又能有多少干预呢? 1980年新婚姻法实施所引发的离婚潮中,一群北京的离婚女性曾组成”秦香莲上访团”,将告状信径直递到中南海的胡耀邦手里,胡却批示为了社会稳定,要妇女顾全大局,妇女联合会也出面劝说这些”秦香莲”接受离婚,六十几件进入诉讼的离婚案,无一例外地以拒绝离婚的女方败诉告终。

郑州一位败诉的女子当堂服毒自杀身亡,娘家抬着她的灵柩示威,妇联也替她诉冤,但都于事无补。这次离婚潮第一次从体制中剥离出男性——”陈世美”,逼得女性也去找自己的历史对应”秦香莲”,这时人们发现这个体制竟也去找它的对应物”包青天”,并毫不留情地拿陈世美开铡﹙监禁一批离婚男性),作为婚变受害者的女性的”报复主义”一度还得到体制的支持,却丝毫没有改善女性的弱势地位。一场溅血的”阴阳大裂变”所完成的,只是一次性别的历史还原,把源于五四的”女性解放感”一扫而光,由此激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中国女性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是同传统的男性中心结构,被剧烈的文化变迁和一场暴力革命天衣无缝地镶嵌进旷古未有的一种体制中有关。这个体制吞食了整个社会,以绝对权威宰制性别制度,衍生出非常奇妙的”中国特色”﹕父权家族社会党国化(”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阶级”身份篡改和取代了”性别”身份,有性之人通通”中性化”(”不爱红装爱武装”),妇女在这里被社会化的实质,并非西方女权论者所指出的处于次等地位,而是这个性别团体从整个话语系统中被抽空,只剩下一个彻底”被解放”到了无性、无身的女人。

白毛女:无身无性的躯壳

非常奇妙的是,这番恐怖的改造是靠文学来完成的。在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历史视野里,传统中国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只是一个由士大夫寄寓他们情怀与哀怨的”空洞能指”(香草美女、美女狐化),这是三纲人伦秩序所导致的,但五四新文化颠覆了这个秩序,在”弑父的一代”文化中,短暂的”五四新女性”仍不过是男性大师们(鲁迅、茅盾)笔下的”男人的复制品”,或”一具承载男性欲望和浅薄快感的空洞躯壳”(丁玲)。

延安文学再次颠覆五四,以”大众之神”重塑超越性别的”革命权威”,女性从此消亡。延安文学的经典之作『白毛女』留下了消亡的全部记录,女性文学专家孟悦对此有精采的诠释:这本是一个农村姑娘被富家人性强暴的故事,却抽空了所有性别语言和性别压迫的情节,只留下一个关于压迫的空位,由阶级斗争来填补,于是,一个姑娘的身体标记和性别处境都痕迹不留地被代换成”受压迫阶级”的象征,性别压迫的残酷及其所能引起的同情,也一并被”阶级压迫”偷换而去,女性再次成为一具承载暴力革命合理性的空壳。于是,这个无身无性的躯壳,才可能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再被体制以种种革命、建设、改革的理由任意利用和蹂躏。

因此,有别于西方女权论述的”中国妇女学”创始人李小江极聪明地作了这样一番描述﹕

一,中国妇女解放是一场革命而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因而不可能走上西方女权运动的道路﹔

二,中国妇女解放有”立法超前”性质,因而女性主体意识并未觉醒﹔

三,妇女在这个社会里被城乡、脑力体力和职业分割成素质悬殊的农村妇女、城镇女工和知识妇女三个层次,从贫困愚昧的群体到精神素质超越男性的个体,需分层研究。

当然,这种女性研究还不是女权运动,但它的本土化和不激进两个特色,却显示了极高的智慧。这就是西方文化女性主义强调的女性所特有的直觉、调和与综合能力。

西方最政治化的女权运动,在中国却是远离现实政治,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体制的力量(各级妇女联合会)。在当下中国多事之秋如何保存女性主义于学术之中而不被政治风暴戕害,则需更高的智慧。

1988年由于选举竟使得最后一名女政治局委员从中国的最高决策圈里消失,此事引起的震荡使女性主义者本身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力争配额,另一派则认为,女性参政者自身女性意识薄弱,掌权后迎合男性,同女性划清界限,这样的落选并非坏事。她们主张不同男性玩”照顾性参政”,而著力于女性群体参政意识的觉醒,达到能力参政。

民主女神﹕一尊偶像同女性的关系

大陆政坛没有女性的任何声音,这个现实,并不因为1989年天安门曾竖起一尊女神像,并且是由一个女大学生挂帅同一群老光棍抗衡了震惊世界的五十六天而有丝毫改变,女性以西方民主程序在中国参政还有极遥远的路要走。

这尊女神像,极偶然地贯通了一部四九后六十年”女史”,其肇端于”六四”后的一部纪录片《天安门》,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导演是美国纪录片女制作人卡玛•韩丁;而这部片子之前,更早批评柴玲的人,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波士顿就指出,政府是被学生逼急的,邓小平没有退路。在这里,对学生女领袖的批评者也都是女性。

卡玛的另一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则诠释了前六四的女史:文革爆发之初曾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带上红袖章的一个著名女红卫兵,蒙着脸在镜头里说话——三十年前就是她那个中学里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云,而邓小平有个女儿也是那里的一个女头头。据说卡玛自己当年也是一个女红卫兵。

如果照毛泽东的说法,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蒋介石和闹文革,只有后面这一件属于”六十年”之内,而这场文革的”旗手”也是一个女姓。最后,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也是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但她从来不曾是一个红卫兵,今天看来,这点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

其实,假如中国真有一部当代女史的话,那里是没有一尊女神像的,而只有”失踪者”。也是一部纪录片,片名《寻找林昭的灵魂》,制作人胡杰在片首自己出场说:

『五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女学生,在上海提蓝桥监狱里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量勇烈的充满人道激情的血书,最后被监狱秘密枪决的故事。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停止了思想,并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是这个女孩开始进行了独立思考,在狱中,当她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情况下。她用发卡当笔,刺破自己的手指,在墙上、在衬衣上书写血的文章与诗歌。这个故事使我最后作出一个决定。放弃我的工作,去远方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 』

林昭殉难,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68年,她的母亲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的五分钱子弹费,这比中世纪还要野蛮。林昭死在中国人只懂恐惧的时代,那时他们还没学会冷漠。但从林昭被处死的上海龙华机场,到坦克履带碾压的北京长安街,中国依然黑暗,距离并不遥远;可是林昭妈妈许宪民,到再也不肯沉默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国露出文明的晨曦了吗?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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