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记者，散文作家。出生于白俄罗斯，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等，201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我记住了。当时我年纪还非常小，但是我记住了一切……
我还记得和平的日子里最后一段时光——妈妈经常在晚上给我们读童话，读我最喜欢的童话——小金鱼的故事。我也总会向小金鱼随便提出些愿望：“小金鱼啊……可爱的小金鱼……”小妹妹也会说出自己的愿望。她用另外的方式请求：“奇迹出现，天遂我愿……”我们都希望能去奶奶家过夏天，希望爸爸也能和我们一起去。他是个开朗快活的人。
妈妈和爸爸以为我们都睡着了，可我躺在妹妹身边，在假装睡觉。我看见，爸爸久久地亲吻着妈妈，亲吻着她的脸庞、双手，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以前爸爸从来没有这样亲吻过妈妈。他们手拉着手，走到院子里。我跳起来，跑到窗口——妈妈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放他走。爸爸挣脱开她，就往外跑，妈妈追上去，不想让他走，还叫喊着什么。当时我也大声呼唤着：“爸爸！爸爸！”
妹妹和弟弟瓦夏都醒了，妹妹看见我在哭，她也喊叫起来：“爸爸！”我们都急忙冲出去，跑到台阶上，喊叫：“爸爸！”父亲看到了我们，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双手抱住了头，转身走了，几乎是小跑着走的。他害怕回头再看一眼……
阳光照耀着我的脸，那么温暖……至今我都无法相信，我的父亲在那个早晨去打仗了。当时我还非常小，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预感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当时我还非常……非常小……
在我的记忆里，它们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战争——就是失去爸爸……
后来我记得：黑暗的天空和黑色的飞机。我们的妈妈伸着手臂，躺在公路的附近。我们哀求她起来，可是她不起来。她起不来了。战士们把妈妈裹进了遮雨的帐篷，埋到了沙土里，埋在了她倒下的那个地方。我们喊叫着，哀求着：“不要把我们的妈妈埋进坑里。她会醒来的，我们还要赶路。”有几只不知名的大甲虫在沙土上爬来爬去……我无法想象，妈妈怎么能和它们在泥土里一起生活呢。将来我们怎么找到她，我们怎么才能再见面？谁会给我们的爸爸写信？
有一位战士问我：“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而我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名字。“小姑娘，你姓什么？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直到深夜，我们都坐在妈妈的小土丘边，直到后来有人抱开了我们，让我们坐到了一辆四轮大马车上。满满一车都是孩子。运送我们的，是一位不知干什么的老头，他沿路收留了这些孩子。我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子，一些陌生人分头领养了我们，我们便各自住到了各家各户。
后来我记得，夏天到了。阳光明媚的夏天。一位陌生女人抚摸着我的头。我哭了起来。我开始说话……说到爸爸和妈妈。爸爸如何离开我们，如何跑走，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我们一眼……还有躺在地上的妈妈……沙土上爬动的那些大甲虫……
女人抚摸着我的头。那一刻，我仿佛觉得：她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1] 这里的年龄都是指讲述者在事情发生时的年龄。
- 摘选自《最后的见证者：101位在战争中失去童年的孩子》，[白俄罗斯]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晴朗李寒 译，中信出版集团
战争中没有女性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战争是一种很私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如同人类的生命一样无边无际……
有一次，一个女人（她曾经是飞行员）拒绝与我见面。她在电话里解释说：“我不能……我不想回忆。我在战场上三年……那三年我就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身体像死了一样，没有月经，也几乎没有女人的欲望。我那时还是个美女呢……当我后来的丈夫向我求婚时……当时已经是在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他说：‘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运儿，嫁给我吧。’可我当时只想哭，想大哭一场，还想打他！怎么结婚啊？就在这当口？周围就是这副样子，我们处在黑色烟尘、破砖烂瓦中间，就这样结婚？……你瞧瞧，我都成什么样子了！他是第一个让我做了女人的：给我送花，向我献殷勤，花言巧语。我多么想要这些啊！我等待了多久！我真是差点没打他……好想打他……他被烧伤了，有一边脸颊还是紫色的，我看出他是懂我的，他脸颊的那一边流下泪水，沿着新鲜的伤痕流淌下来……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竟然回答他：‘好的，我嫁给你。’”
“请原谅……不能……”
我当然理解她。但这也是我未来书中的宝贵一页，哪怕是半页。
原文，原文。到处都是原文的记录。从城市公寓到乡村小屋，从大街上到火车里……我处处倾听……我变成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在这所有的时间中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所阅读的，是声音。
我记住的只有一点：人性更重要。在战争中，确实是有某种比历史更加有力量的东西在掌控着人。我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要去书写生与死的真相，而不仅仅是战争的真实。要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在一个人的身上，到底有多少个人？又如何在本质上保护这个人？毫无疑问，邪恶是有诱惑力的，恶比善更加高明，更加诱人。我日益深沉地陷入了无尽的战争世界，其余的一切都在悄悄退去，变得比平常更平常。这是一个雄心勃勃、掠夺成性的世界。现在我明白了战争归来者的孤独，他们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天外来客。他们拥有别人没有的知识，那些只能从死神身旁去获得的知识。当他们试图用语言文字表达什么时，就会出现大祸临头的感觉，就会变得麻木起来。他们愿意诉说，别人也应该愿意理解，但一切都是那么地无能为力。
她们总是处于和倾听者不同的空间里，她们被一个无形的世界所包围。在我们的谈话中，至少有三个人参加：一个是现在的讲述者，而同样也是那些年月的当事人，还有一个就是我。我的目标，首先是获得那些年月、那些时日的真相，绝不能有感情造假。如果说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讲的都是同一场战争，那么经过几十年后，他们当然会有所改变，因为人们已经把自己的全部生活注入了回忆，在战争中融入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们这些年的生活，他们读到的书，他们遇到的人，最终还有他们的幸福和不幸。我与他们单独谈话，或许还有别人在一旁。家人还是朋友？怎样的朋友？前线战友是一类，所有其他人是另一类。文件是活生生的存在，它们和我们在一起也会有变化和动摇，但是从没有尽头的文件中，总是可以得到些什么，那是我们现在，或此时此刻正好需要的新东西。我们要寻找什么？最多见的不是战斗功勋和英雄行为，而是小事情和人性，那才是我们最感兴趣和最亲近的。比如，如果我很想知道古希腊人的生活和斯巴达人的历史，如果我很想了解当时的人们在家中都交谈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去打仗，他们在离开爱人前的最后一个夜晚，都说了些什么情话，而她们又是怎样送战士上前线，怎样等待他们从战场上回来……那么，我不会希望去读那些英雄和将领的故事，我会只想知道普通年轻人的遭遇……
历史，就是通过那些没有任何人记住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讲述而保存下来的。是的，我对此兴趣浓烈，我想能够把它变成文学。讲故事的人至少都是见证者，但又不仅仅是见证者，他们还是演员和创作者。完全没有距离地贴近现实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的感情存在于我们与现实之间。我明白，我是同各种说法打交道，每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版本，正是从所有版本中，从它们的数量和交叉当中，产生出时代的特点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形象。但我不希望人们这样评价我的书：她的主人公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这只是故事，充其量只是故事而已。
我不是在写战争，而是在写战争中的人。我不是写战争的历史，而是写情感的历史。我是灵魂的史学家：一方面，我研究特定的人，他们生活在特定的时间里，并且参与了特定的事件；另一方面，我要观察到他们内心中那个永恒的人，听到永恒的颤音，这才是永远存在于人心中的。
有人对我说，回忆录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而仅仅是没有经过艺术家之手提炼的粗糙生活。絮絮叨叨的谈话每天都有很多，就好像散在各处的砖瓦，但是砖瓦并不等于殿堂！我的看法则完全不同……我认为，正是在这里，在充满温情人情的声音中，在对往事的生动表达中，蕴含着原创的快乐，并显露出无法抹去的人生悲剧。人生的混乱和激情，人生的卓越和不可理喻，它们在这里没遭遇任何加工处理，十足原汁原味。
我在建造一座感情的圣殿……用我们的愿望、失望和梦想，用我们曾经有过，却又可能被遗忘的那些感情，去建造一座圣殿。
战后，我的父母对我解释过战争，但是我自己却无法向我的孩子去解释。必须寻找合适的词汇。我们最不喜欢战争，更难以为战争找到正当性。对于我们来说，这无异于谋杀——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就是。
我想写的是这样一本战争的书：让人一想到战争就会恶心的书，一想到战争就会产生反感、感到疯狂的书，要让将军们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书……
我的男性朋友们不同于女性朋友，他们对我这种“女人的”逻辑感到惊诧。于是我再一次听到了男性的争辩：“你是没上过前线的啊。”可能这样说更好些：我不曾被那种仇恨激情所驱使过，我的观点太过正常，太过平民化，也太过怯懦。
在光学上有“采光性”的概念，说的是镜头采集捕获图像能力的强弱。女人的战争记忆就是按照自身情感张力和痛苦，而呈现的最强采光性能。我甚至要说，女性的战争远比男性的战争更加恐怖。男人们总是躲避在历史和事实的后面，战争对于男人有一种行动、理想冲突和各种利益的诱惑力，女人却只被感情所掌握。还有，男人从小就准备好了，以后他们可能必须要去开枪。而对女人是从来不会教这些的……她们从来没有打算做这类工作……她们记住的是另一些事情，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但女人能够看到男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我要再说一次：女人的战争，是伴随气味、伴随色彩、伴随微观生活世界的战争：“上级发给我们背包，我们却把它改成了裙子。”“走进征兵委员会大门的，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姑娘，当她从另一扇门走出去时，就已经穿上了长裤和套头军装，辫子剪掉了，只剩下短短的刘海儿……”“德国人朝村子扫射了一阵又离去了……我们来到那个地方：被践踏的一堆黄沙上，有一只童鞋。”有些人（尤其是男性作家）不止一次地警告我：“那都是女人们对你虚构的故事，是随口胡说的。”可是我相信，这是不能臆造的。是抄袭谁了吗？如果这可以抄袭，那也只能是从生活中抄袭来的，生活本身就是会有这类的奇幻。
不论女人们说什么，她们总是有这样一种思维：战争，它首先就是一场谋杀案；其次，它又是一种无比沉重的工作，然后，那也还是一类普通生活：她们照样唱歌，照样恋爱，照样烫头发……
但是思维的中心永远是：如何不堪忍受，多么不想去死。更不能忍受和更不情愿的就是杀人，因为女人是带来生命的，是奉献人生的。她们长久地在自己身上孕育着生命，又把这些生命抚养成人。所以我很明白，杀人，对于女人来说，是更加艰难的。
- 摘自《战争中没有女性》之“写战争，更是写人”，[白俄罗斯]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吕宁思 译，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