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记忆:文革时代下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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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我家住在北京北郊清河附近。那时交通不便,进城的车只有344和345路。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一班车,到了德胜门还要倒车。所以一旦全家进城,总要逛个大半天时间,中午就要下馆子。

城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王府井、西单、前门三个地方。在王府井最常去的饭馆是八面槽的萃华楼。萃华楼位于力生体育用品商店对面。进门是一个四合院,前院房间改造成相通的六间餐室。萃华楼是老字号,北京的八大楼之一,前身是东兴楼。经营山东菜系。开口笑馒头很有名。品尝过萃华楼的招牌菜有:芙蓉鸡片、葱烧海参、锅巴虾仁、糟熘鱼片、油焖大虾。芙蓉鸡片,是用捣成肉泥的嫩鸡胸脯肉、再加蛋清过油烹制而成,外观如雪,尝似豆腐,清香鲜嫩,美味可口。有一次在丈母娘家吃年夜饭,我曾经做过这道菜。颇受好评。我小姨子从来不吃鸡,吃了也说好,最后才告诉她是鸡肉。在萃华楼还吃过一道三鲜竹荪汤。味道极鲜美。后来自己买了干竹荪试做,却怎么也做不出那样的味道。

还有一个饭点是东安市场南口。那时叫东风市场。从王府井大街拐进东风市场南口是一个天井,右边一溜平房卖包子,左边是个西餐厅-“和平西餐部”。迎面是湘蜀餐厅。再左拐是一个大棚,大棚内是东风市场的南门。西餐厅也是老字号。以前叫吉士林。文革反资反修后,西餐厅变成了快餐部,只卖咖啡、牛奶、奶油蛋糕和土豆沙拉和论扎卖的生啤酒。没有时间吃饭时,我们就在这里买面包和沙拉做午饭。沙拉是俄式的,土豆、鸡蛋白加各式蔬菜用生蛋黄调制的色拉油搅拌而成,很好吃。东风市场南门一层是个小吃部,在这里吃过记忆中最好吃的白斩鸡。

湘蜀餐厅是个大众餐馆,又位处闹市,非常上座。那时代下馆子有一个特色,就是等座。服务员不管带座。新食客一进饭馆,先打量正在就餐的食客,瞅准一桌快吃完的,就在椅子后面站立,表明此桌候补席已经有主了。看吃的和被看吃的,都很不自在。在湘蜀餐厅吃饭,很少有不等座的。

吃客多是外地人。我父母是军人兼教授,能够不时进城下馆子改善一次。62年我家在西安赶上困难时期,国家给高级知识分子发票到指定的饭馆打牙祭。下馆子也就是每人一碗面条,上面有一片肥肉。

家搬到重庆后,国民经济有好转。但到城里吃饭,要下山坐很长时间的车。所以每次进城,都是盛大节日。有一次下馆子,我先吃完,就在桌下钻着玩,猛然从座位下面站起来,正好服务员在收盘子,我把服务员手中的托盘顶掉,砸在桌上,碗盘砸碎一桌。妈妈吓唬我,要把我留下来赔偿。最后赔了餐馆20元。

那时还没听说过重庆火锅。最有印象的是担担面(重庆人叫小面)。上学路上,经过一棵大黄桷树,树下有卖小面的摊点。有时来不及吃午饭,家里给一角钱。小面八分钱一碗。碗里一勺酱油,一小勺猪油,滚烫的面条捞入碗内。加上辣油,葱花,碎芝麻花生,香味扑鼻。再加两分钱,就能升级到荤面:加一勺炒肉末。

文革开始后,天府之国很快就陷入了物资匮乏。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缺肉少油,饭量大增,粮食不够了。我们家第一次按定量做饭。越是定量,兄弟姐妹都要吃足定量,越发吃不饱。

后来家里去了江西的干校,我们就在上饶城里住校。经常冒充铁路职工到附近的铁路职工食堂吃饭。铁路食堂的饭菜品种多,价钱也便宜。也常去下馆子。常去的饭馆有两个,一个是市中心的第一食堂(那时的饭店都叫食堂)。印象最深的是三鲜酸辣汤,三鲜者,肉片,炸猪皮,笋丝也。另一家饭馆是信江桥头的回民食堂。在那里最喜欢吃的是牛肉炒年糕,再喝二两当地的名酒“信江春”。饭毕,微醺地在街上走。花上一毛钱,买一个上饶有名的刚出炉的肉馅芝麻烧饼,边走边啃。

到北京后,上了高中。有几个好友。一次在校办工厂学工,晚上护厂值班,睡在学校里。先是精神会餐,后来约定大家一起去下馆子。毕业前夕我们十一个人,踏雪骑车到北海、中山公园游玩。中午在前门淞沪餐厅吃饭。我出20元,其余人量力而行。叫了十几个菜,七八瓶青梅酒,小香槟、五星啤酒。烂醉而归。

后来又去颐和园玩,中午在园内饭馆听鹂馆吃饭,七盘八盏,同样大醉。最后一次是到老莫-北京人对莫斯科餐厅的叫法。去老莫吃的不是味道,而是感觉。光滑的大理石地面,高房顶,大圆柱,镀银餐具,雪白桌布。墙上的俄罗斯油画。餐厅供应的是俄式西餐:奶油烤鱼、罐闷牛肉、罐闷鸡、黄油、果酱、面包、莫斯科红菜汤。后来90年代又去了一次。只有墙上的小熊油画还能勾起依稀的回忆。其他感觉一点找不回来了。仍旧点了奶油烤鱼、罐闷牛肉等。味道极差,价钱极贵。连小盒的黄油、果酱都要收钱。

毕业后去插队,肚里油水少了。偶尔回家,就和朋友上五道口商场的饭馆下馆子解馋。沙河、阳坊镇里的小饭馆都去光顾。那里都是家常菜,4-5元四个人就可以吃上一桌。有一次奉命进城写稿,住在前门附近电力局招待所,特意到都一处吃烧卖。口感稍腻,不甚喜欢。第二天在前门一个小饭馆里,三毛钱买了一碗卤鸡头就啤酒。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头。

文革时食物的极大匮乏,供应紧张也可以在下馆子上体验。饭馆很少。几乎所有的饭馆都是人满为患,要等座和排队。北京是国家的门面,有特供保障。到了外地,解决吃饭就是个大问题。

插队时曾经驿马星动,被派到天津出公差买电视。记得天津找饭馆也是难事。第一天走了两条街,才找到一个饭馆,只有包子。第二天吃早饭又找了半天,天津市的饭馆好像除了包子不卖别的。包子就包子吧,可是吃包子也要排队。排得不耐烦,上前去问什么时候才能排到。说还要等一个半小时。于是再往前走到一家海河饭馆,只卖馄饨。吃了两碗还是不饱。只好又买了个面包。天津的乞丐很多。吃午饭时,有一小女孩碰碰我,伸过一张纸条,上写来津上访,请帮助几两粮票和几毛钱。我给她三毛钱,她才走。

插队回来上外语学校,这是师范性质。师范学校即吃饭学校。吃饭是免费的。每月都会退些饭费。于是不时和几个较好的朋友去下馆子。比较常去的是甘家口餐厅和白石桥的新疆餐厅。新疆餐厅的烤羊肉串是那时的北京独一份。

77年,文革刚结束,我和一个朋友暑假出去游玩。感觉外地供应很紧张。想吃饭也没地吃。诺大个济南,竟然找不到一个像样的饭馆,只好排队买大饼。我们两人在济南一天的早中午饭,只花了六毛钱。济南也有很多要饭的,都是大小伙子,一言不发,走到面前就伸手乞讨。早上我们把没吃完的半碗面条给了他们。还有一个拄拐的老人,蓬头垢面,脚面浮肿,非常可怜,于是给了他一点儿钱。爬泰山登顶,玉皇顶饭馆只有花生米、炒豇豆、馒头供应。

后来到青岛,火车站饭馆很大。但早饭只卖粥,饭馆很脏,服务也很差。中午只卖面条。面条下到锅里,服务员半天就是不捞,把排队的人都等烦了。饭馆里一大本菜谱,却只有两三种,而且要等很长时间。街头巷尾都是买炸的鱼头鱼尾和小杂鱼的,很多人排队购买。不知道好的鱼肉到哪里去了?在青岛、烟台这样的沿海城市饭馆里吃不到任何鱼。在烟台车站食堂吃饭,排了半天队,买了两个菜,等了半天才来了一个,吃完饭,第二个菜还没来。催了好多次,惹了一肚气。旁边有一人,认识服务员,叫了一桌菜,很快就上菜了。

从烟台坐船去天津。船上伙食很差,只有清汤面,还吃不饱,我们只好以在烟台买的苹果充饥。海员的伙食是鱼和面包。在船上饿了一天,到秦皇岛就迫不及待地找饭馆,但是饭馆里也只有面条和馒头。而且面条特咸。第一家饭馆只卖饺子,说要等一个半小时,到第二家饭馆,也只有饺子,一个老头抱怨已经等了半天,饺子熟了都走后门了。最后一家饭馆,只有米饭和粉条。又到山海关。饭馆里的菜单很热闹,但只有面条,花卷,馒头和一样菜。我进到厨房看了看,厨房有肉和鱼,不卖,留着走后门用。回到天津,饭馆里只卖面条。

排队和走后门是物质紧张时期的两大特色。

这样的时代,现在居然还有人留恋。

—-思芦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