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东的父母都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她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母亲临行前把刚刚2岁的廖晓东交给了战友，并留下嘱托：“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一定要把她教育成对革命有用的人。万一我在战场上牺牲，就请你帮我带好孩子。”

　　那是1949年，小东的母亲也永远留在了南下进军的路上。刚出生还未知世事的小东，从此成了烈士遗孤。养父母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前辈，深知战友之托的沉重。他们没有溺爱孩子，带给她的是严格的教育，使她最早戴上了红领巾，年年的三好学生，这给养父母带来了很大的欣慰。但，历史改变了她的命运。

　　1968年，“文革”高潮中，北京传来一个伟大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号召像一阵飚风，吹遍了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

　　时已高中毕业的廖晓东情绪非常激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伟大领袖的号召。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兴奋地向父母讲述起这几天同学们纷纷报名上山下乡的消息，中学生已经停课了，大批大批的学生被军用卡车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听了这些消息，父母沉默了。父亲含蓄地告诉她：“上山下乡，我想你不要去了吧，你的情况特殊，能不能让你的弟弟妹妹代替你呢?”

　　廖晓东很奇怪：“爸爸，革命行动是可以代替的吗?”

　　父亲的劝解没能阻止住廖晓东的选择，她的一位好友徐丽也来劝她：“你的行动虽然伟大，但不现实。全国那么多的知识青年，全部涌到农村去，农村承受得了吗?”

　　“你怎么能这样理解这场伟大的运动呢?”对徐丽的话，廖晓东感到好笑，“跟我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吧。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长在红旗下，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会大有作为的。”

　　徐丽反而被廖晓东说服了。很快，她们被安排第一批上山下乡。

　　临行前，父母特地召集全家人为她送行。母亲眼睛里浸着泪水，久久望着抚养了不到20年的女儿：“孩子，爸爸妈妈都支持你的选择。只是……等待你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往后的路怎么走，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信告诉我们……”

　　1968年5月1日，劳动节。当廖晓东和121名同学集合好准备登上军用卡车的时候，她看到送她上车的父亲扭过头去，她分明体会到了父亲的伤感，虽然是背影，但感觉告诉她，父亲的眼里有泪花…… 喇叭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用泪水模糊的眼睛，望了望已经渐渐远离的生活了20年的城市，心里说：再见了，青岛。

　　卡车把她们送到诸城县的桃林公社。她们被召集在公社的会议室，革委会主任非常热情地接见了她们。

　　“同学们，你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桃林公社的贫下中农非常欢迎你们。希望你们积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廖晓东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主任决定让她到山洼村去落户。主任特别告知，这个村里的祖祖辈辈都住在山腰上，从来没有人进过城。廖晓东一听，非常高兴，立即收拾东西坐上了送她们去的拖拉机。

　　拖拉机经过十几里山路，在一座大山面前停下，司机告诉她：“村子离这还有五、六里，拖拉机已经开不过去了，余下的山路，只能用双腿走了。”

　　他们折腾了一个小时的山路，终于找到了他们要去的村子。村支书领着村里的贫下中农，站在村口迎候。看到这些朴实的面孔，廖晓东心中一阵温暖。到家了，她想。

　   大雪封路，不能出工，公社号召在农村开展忆苦思甜运动。

　　忆苦大会先由村支书作回忆：

　　“咱山洼村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全村没有一个农民有地，全是种地主家的地，交地主的租子，吃不饱，穿不暖。”

　　老支书顿了顿，又说：“我从小给地主放牛，没过好日子，这个咱村都知道，我不多说了，下面轮着丁法同志讲。”

　　当时在山洼村，丁法家算是苦大仇深。

　　廖晓东问一位坐在身边的农民：“他父母怎么死的?”

　　那位农民拭了一把眼泪：“旧社会逼的。兄弟俩人现在都是光棍，30多岁的人了……”

　　“那……为什么是光棍呢?”

　　“家里太穷，难啊。”

　　廖晓东脑子“轰”地一声：“象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因为穷而没有人要呢?”

　　丁法已经讲完，领着社员高呼口号。

　　廖晓东忍不住了，转身问徐丽：“徐丽，你听见了吗?这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因为穷而没有媳妇?”

　　“怎么?你想嫁给他?”

　　“为什么不能呢?”

　　徐丽还要说什么，廖晓东已经猛地站了起来，大声道：“贫下中农同志们，社会主义是光明、伟大的社会，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可刚才，我听说这位最穷的贫下中农30多了还没媳妇，这是个当主人的样子吗?这样典型的贫下中农代表怎么没人嫁呢?我现在郑重宣布，我要嫁给这位贫下中农代表。”

　　会场哗然。

　　廖晓东的举动太富有戏剧性，使忆苦大会的气氛顿时变得令人窒息。

　　徐丽猛地拉了一把廖晓东：“你疯了?”

　　“不，我没疯。”廖晓东倔强地说，同时眼里含着泪水：“这样的贫下中农打光棍，我感到心酸。我的选择无怨无悔。”

　　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情促使廖晓东做出了这种选择，连她的好友徐丽都不能理解。

　　于是，会场再也不是忆苦思甜的气氛。“向廖晓东同志学习、做一个新中国的好社员”的呼声响成一片。

　　面对这些狂热的山洼村农民，廖晓东更坚信了自己的选择。

　　悲剧的帷幕就这样拉开。

　　晚上，廖晓东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怎么，要走了?”徐丽问。

　　“我想明天就搬到丁家。”

　　“什么?你真的疯了?”徐丽大叫一声。

　　“我知道，你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但我却坚定相信自己没有错。徐丽，农村跟城市没有什么差别，在哪里都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青春。农村虽然艰苦，但却是锻炼我们的好地方，你要理解我。”

　　“我不理解，我越来越不理解你，不，我几乎不能理解这个社会了。你这是舍身取义吗?这不是战场。战场上的董存瑞炸碉堡是真的，但有一个前提，那是当时桥下只有他自己，无奈之下的壮烈牺牲。黄继光呢?因为他担负着爆破任务，碉堡炸不了就完不成任务，他没了爆破器材，只能以身体去堵敌人的枪眼。你不同，不是你廖晓东同志非嫁给他不可。你此举有什么意义?救世主?”

　　徐丽忍不住趴在廖晓东的肩上哭了起来：“晓东，我反对，真的反对你今天的选择……要真是那样，我受不了，我心理上会失去平衡的。”

　　“别说了，徐丽，你相信，我会生活的很幸福。”

　　工作组的两名同志把山洼村发生的近似戏剧性的情况马上向公社做了汇报。于是，公社书记带着一干人马来到了山洼村开了现场会，并现场发给结婚证。

　　她结婚的日子定在了五·一。

　　县广播站播出了这一喜讯，在全县知青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于是全县人民包括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们，都知道山洼村有个好榜样廖晓东。

　　五·一这天，她戴上了大红花，被人送到了丁法家。

　　丁法家只有两间草屋，炕上只有一床破棉被。她一进门，就见丁法的弟弟抱着那床破被往外走。廖晓东问：“你去哪儿?”

　　“只有一盘炕……我到别人家去睡。”他满脸通红。

　　“这样，你把我的被子拿去吧。”廖晓东把自己的被子递给了他。

　　“这哪中?”他弟弟吓了一跳。

　　“拿去吧。”廖晓东硬塞给了他，夺下那床破被。顿时，一股酸味顶得她喉咙难受，直想吐。“千万别这样。”她心里说。贫下中农能盖，我也能盖，我不能怕这酸味儿。

　　那床破棉被在廖晓东怀中似乎很沉重，廖晓东每走一步都能闻到那股冲人的酸气，她差点憋出眼泪来。

　　天黑了，廖晓东要点灯，丁法告诉她，他家从来不点灯：“睡觉点什么灯?”说完脱衣上炕，于是一股臭气又顶得廖晓东恶心，原来是丁法的脚臭。

　　“你洗洗……”；“洗什么?”；“洗脚呀”；“洗什么脚?”丁法很不耐烦。

　　廖晓东不敢再说什么。她想找个脸盆，但没有。“咱们家的脸盆呢?”

　　“用那玩意干啥?没有。”

　　“明天我把我的从知青点拿来。”说着她脱下外衣。

　　“你怎么这样睡呀?”破被下面，丁法赤条条光着身子，廖晓东吓了一跳。

　　“庄户人家哪有穿衣服睡的，就你们城里人事多。”丁法发火了。

　　廖晓东不习惯了。棉被的酸味，炕上的脚臭，还要光着身子睡觉，农村的习惯和城里真是差别太大了。一时间，她的心里有一些酸楚。“适应吧，和贫下中农结合，就要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此处删去72个字）她这样想着，咬牙强忍着，为这个贫下中农光棍汉献出了一个少女的全部。

　　

      丁法家的生活很贫苦，每顿只能喝上半碗地瓜干汤。

      不到一周，廖晓东明显消瘦，面色发黄，徐丽关切地问：“是不是生活太苦了?”

　　廖晓东答：“是自己没有好好适应。”

　　“适应?”徐丽不满地说：“都适应成这个样子。”

　　廖晓东真诚地说：“这说明我与贫下中农更近了。”

　　不久，廖晓东怀孕了，但她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干活。下工后还要挺着个大肚子为丁家做饭。丁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廖晓东不得不在煮地瓜干时掺上一些榆树皮，饭熟后，她把地瓜干捞起来给丈夫丁法，自己捧着碗去吃树皮。

　　过去她从未吃过树皮，而现在她的手里就端着这东西，她咽不下去，咬不烂，只得悄悄吐出来，既怕丈夫看见，又不舍得扔掉。

　　丁法看见，“哼”了一声：“告诉你，你既然是来当贫下中农的学生，就得尝尝贫下中农受的苦。”

　　廖晓东心里一震，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地主的鞭子，我长在新社会，没有尝过这种苦，我愿意尝尝。”

　　“什么啊? 你把我当成了地主？！”丁法气的朝她猛踢了一脚。

　　第二天，廖晓东没有出工，她肚子疼的厉害。

　　徐丽出工时没有见到廖晓东，只看到丁法。

　　徐丽不解。她来到丁法家查看，廖晓东躺在炕上，见到徐丽，止不住流下了泪水。

　　“徐丽，是不是我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不够深?”她很委屈。

　　徐丽不答。她气不过，转身离开，去找村支书告状。

　　村支书闻之也很惊奇，对徐丽说：“这个丁法，怎么能这样?我要狠狠批他。”

　　“狠狠地批他?”徐丽一声冷笑。

　　“那，你说咋办?”村支书问。

　　“离婚，让他们离婚！”徐丽狠狠地说。

　　“你说什么?”村支书吓了一跳，“他们的婚事，在上边是挂了号的。”

　　“就算在全世界挂号那又怎样，是悲剧就应该结束。”

　　“悲剧?你说什么呀?徐丽同志，你这不是破坏……反动吗?”

　　徐丽两眼冒火了：“你们忆苦思甜讲家史，你们听过她的家史吗?她的亲生父母都是长征老红军，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她的养父母也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前辈。她是烈士遗孤，是独苗。老书记，你扪心自问，你们对得起她吗?”

　　傍晚，村支书返回了山洼村，当晚召开社员大会。会上，村支书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公社批准山洼村成立小学校，山洼村的孩子们从此可以进学校念书了。村支书还宣布，公社批准廖晓东和徐丽同志担任教课老师。

　　廖晓东没有去开会。丁法散会后回来盯了她好久，问：“你的父母是红军?”

　　“是，他们都牺牲了。”

　　好久，丁法又说了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能吃老本，要再立新功。”

　　廖晓东用力地点了点头。

　　原来的知青点改为小学。山洼村不足40户，孩子不少，二十多个。没有板凳，孩子们自带板凳，没有黑板，用粉笔写在墙上。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廖晓东和徐丽为开学的事忙得很高兴。只是，廖晓东越来越行动不便了。

　　徐丽逗她：“你还是注意点身体，千万别累坏了，影响了小贫下中农的成长。”

　　转眼到了五·一。一大早，廖晓东感觉不适，肚子疼得厉害。

　　本来今天是她们下乡三周年的纪念日，知青们想在一起开个座谈会，她疼得实在动不了，便央求丁法：“你去找徐丽来。”

　　徐丽赶到时，廖晓东已经躺在炕上昏过去了。“是分娩，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快把她抱到学校去。”徐丽对丁法说。“这儿的卫生条件这么差，你们家连块干净布都没有……。”徐丽不再理会丁法，上前去抱廖晓东。

　　她抱不动。此时的廖晓东脸色发黄，又苏醒过来。她用手胡乱地抓住徐丽，疼得哭起来。

　　邻居家听说廖晓东要生孩子，跑来几个老大娘帮忙。孩子总算呱呱落地，是个男孩。

　　孩子落地，廖晓东兴奋地给儿子命名：“五一。”这是她人生的写照，五一下乡插队，五一结婚，又逢五一有了儿子。

　　丁法家住房困难，又没有别的女人，再说坐月子在农村看来是件大事，在徐丽的再三要求下，廖晓东抱着五一回到了知青点，也就是现在的小学，由徐丽负责照顾她的生活。

　　廖晓东作为知识青年的先进代表，开始轮回到各个地方去汇报思想、介绍经验，于是，她只好自己带着孩子。

　　她本来自己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但公社领导说思想升华不够，又给她修改一番，使经验介绍的更生动，现在抱着的孩子就是与贫下中农结合的产物，等等。使参加听讲的同志都激动流泪，不少知识青年自发地问：“一个女同志能做到的，我们男同志为什么不能做到?”于是，全县不少知识青年都主动与贫下中农的子女结婚落户。

　　连续的劳累、奔波，使廖晓东身体明显消瘦，巡回结束回到山洼村后，整个人瘦了一围，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家里的很多活又在等着她。

　　丁法很不满意。

　　也许以前他也曾把廖晓东作为知青的先进代表而对她尊敬。一旦她成了自己的老婆，在山里人眼中，性质就完全变了。况且丁家有许多需要女人做的家务。这些天廖晓东一人抱着孩子在外面演讲不归，家中又恢复了以前的萧条，自然令丁法极为不满。

　　“你整天忙乎什么?”丁法对回家的廖晓东直白地表达心里的情绪。

　　“公社里安排的。”在万人会场上声如震天的廖晓东，在丁法面前却永远不敢抬头。

　　丁法不听她解释，“啪”一个耳光送上：“告诉你，山里人看不惯一个女人整天在外溜溜乱转，不顾家。”

　　廖晓东抱着孩子默然流泪。这是自己的丈夫，她不敢再说什么，说也没用，既然自己作出了选择，那么就不要后悔。

　　三年后，廖晓东又怀二胎。山洼村又恢复了旧日的平静。

　　作为知识青年后来又成为农民妻子的廖晓东，已经被山洼村的贫下中农接受。在他们眼里，她肯嫁给农民是她的伟大，而留在山洼村则是山洼村的光荣。就在她担任了山洼村的团支部书记、进了山洼村的领导集体之后不久，知青中开始有人返城了。

　　徐丽一阵欢喜：“悲剧快结束了。”徐丽告诉了廖晓东。

　　廖晓东感到奇怪：“怎么，会有人想到回城?我们当初不是立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吗?怎么有人变了?”

　　“此一时彼一时嘛。”徐丽有些得意：“这是潮流，当时下乡是潮流，现在返城也是潮流。”

　　“我可没这么想。”廖晓东急了，“咱们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怎么好反悔呢?再说，农村也离不开咱们。”

　　“地球不会停止转动。”徐丽大声说。“你感到你现在的家庭很幸福吗?”

　　“这不是一回事，我立志在农村，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幸福。”廖晓东回答。“我不但自己留下，而且要动员全体知青都一起留下，我们现在走了，算什么?当初我们怎么说、怎么做的?贫下中农同志们会怎么想?我们不要被一时的潮流所迷惑，我们是毛主席号召下乡的，现在回城，这不是否定吗?”

　　徐丽打断她的话，“我问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意义你想过没有?”

　　廖晓东一怔，欲言又被徐丽止住。

　　“我再具体一点问你，你下乡这几年除了成家立业这些不下乡照样都必须经历的人生外，你得到了什么?”

　　“你怎么能用这种患得患失的观点来衡量这场政治运动?”廖晓东提高了声音，“要走就走，不要说些右倾言论来影响别人。”

　　徐丽很失望：“我们的思想误差太大、太大。”

　　廖晓东不等徐丽说完，迫不及待地在桌子上挥笔疾书，不一会儿就满怀激情地写出了一份《倡议书》。

　　“给，这是我的倡议书，你们看看，我就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议全体知识青年战友们不要被返城的风潮所左右，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廖晓东不听徐丽的劝阻，坚持把这份倡议书送给了村支书，委托村支书尽快派人送到公社。

　　公社非常重视她的倡议，况且廖晓东是知青中的先进人物。于是，这份倡议书被送到县里，接着，县广播站播出了这个倡议。

　　廖晓东的倡议书在知识青年中极有号召力，不少下乡知青把她视为知青的光荣。于是，一场返城与留乡的大讨论在知识青年中展开了。

　　徐丽被批准回城。本来第一批名单中有廖晓东，但公社把她的名字划掉了，因为怕打击了她的积极性。

　　徐丽的决定，对晓东影响很大，她知道自己无力挽留这位战友，只得默默地替她整理行李。

　　徐丽见她挺个大肚子来送她，心里很不好受：“快了吧?”

　　“最近几天的事了。”廖晓东答。

　　大队为欢送两位返城的知青举行欢送会，请了不少贫下中农代表参加。许多贫下中农流着眼泪，拉着徐丽的手，久久不能放开。他们忘不了知青们带给山洼村的好处，农民们不会说大道理，只能一句一句重复着那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别忘了咱山洼村的老少爷们……”

　　村支书从公社找了一辆拖拉机把徐丽的行李装上。廖晓东坚持要送，于是也上了拖拉机。

　　拖拉机在山路上摇晃着行驶，谁也不说话。

　　走着走着，廖晓东突然感到肚子疼了起来，脸色惨白。

      徐丽连忙对司机喊了声：“快，先去医院！”

　　到了医院，一检查，是提前临产。

　　手术时间很长。待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徐丽急切地询问医生：“怎么样了?”

　　“大人小孩都平安。只是，病人很虚弱，严重营养不良，需要好好休息调养。”

　　“大夫，拜托您。”徐丽流泪说：“她就是山洼村的廖晓东啊。”

　　“什么，廖晓东?”大夫也大吃一惊，“怎么会这个样子?她不是青岛知青吗?一点也看不出来，而且，她的营养，还不如一个农村妇女，她丈夫家一定很穷吧?”

　　徐丽流着泪，没有回答。

      廖晓东故居

　　山洼村的农民们用地排车把出院的廖晓东接回家中。

　　徐丽对丁法很气愤，因为在廖晓东住院期间，是她日夜照顾陪伴，而做为丈夫的丁法却没有踏进医院的大门一步。贫下中农就是这种感情？且不说有没有一点夫妻情份，简直没有人情。

　　几天后，廖晓东家里来人了，是她的母亲。

　　尽管廖晓东的母亲有思想准备，但现状仍使她目瞪口呆。

　　她并不在乎丁家的贫穷，只是不忍目睹憔悴的女儿。临行前，除了车票钱外，余下的全留给了女儿。

　　“妈，你别难过，以后会好起来的。请你告诉爸爸，作为女儿我很不孝，离开家好几年了，一直没回去看看他老人家，请他原谅。”廖晓东劝慰母亲。

　　“家中你不要牵挂，我们只是担心你。孩子，这里的条件和环境，要想走出贫穷，难如登天。你别劝我了，你要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们也不会伤感。只是，你不同，你这样生活，我们怎么安心，怎能无愧于死去的先烈们?”

　　不久，过分的劳累和虚弱使廖晓东又一次病倒了。当她迈着艰难的脚步走进医院时，医生确诊她肝硬化。

　　面对疾病，她很坦然。她把诊断书藏起来又回到了山洼村。她甚至想到自己是个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知青，千万不能因为有点小病而影响工作，导致贫下中农认为她娇养。

    廖晓东遗像

　　

      终于有一天，她坚持不住了。

　　医院诊断，肝硬化脱水，偏僻的公社医院无力为这位坚强的知青手术，她被送到60里以外的县城。

　　在县医院苏醒后，她坚持要回到山洼村。但是，任她怎么解释，却没有人再相信她，因为那份诊断书已经为她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了。

　　县里的领导闻讯赶来，医院的负责同志提出转青岛的意见，县委领导当即同意，并指示要全力以赴。

　　病床上的廖晓东闻知要转青岛的消息，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吃力地握住县领导的手说：“不要……给国家……浪费钱……不要去青岛。”

　　病房里的人们潸然泪下。当时是“文革”后期，人情味似乎比较冷淡，但人们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良知。在她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她一定想去看看养育她的故乡青岛，一定想去看看她经常嬉戏玩耍的大海和沙滩，更会想起抚养她长大成人的父母。但，她拒绝了，原因太简单：不要给国家浪费钱。

　　30年后，很多人无法忘记她这句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遗言，心里常常浮起一种苦涩的伤感。据说，她的病如果早一点治疗，用现在一桌酒席的钱就足够了。

　　廖晓东的病情日益恶化，县里的领导强行送她去青岛医院治疗，但权威的大夫流着泪摇了摇头：“已经迟了……”

      廖晓东纪念碑

　　1974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她忽然显得有点精神，于是对陪床的人说：“我今天感觉好点，我想回山洼村。”

　　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希望和要求。

　　1974年农历正月17的下午，她告别了她熟悉和热爱的世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时年27岁。

　　她留下了一个3岁的儿子和仅有6个月的女儿。

　　追悼会上，县里请来了她的父母。抑制不住感情的父母在会上大哭：“孩子，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死去的父母呀！”顿时，会场上哭声一片，天空也落起了雨，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会场。

　　追悼会后，她的骨灰被埋在山洼村的大山深处……2011年，青岛知青重聚诸城，共同出资，为她立了一座碑，上书“青岛知青廖晓东纪念碑”10个大字。

 

      跋：谨以此文，祭奠那一代“知识青年”逝去的芳华。不要说什么青春无悔，当初你没有选择，现在就没有资格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