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忆录:香港前途问题带来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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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港督麦理浩与邓小平会晤。 (图片摘自网路)

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来港开记者会,时任记者的刘慧卿提出一个火辣的问题:英国不只是把香港的土地交给中国,而且把500万香港人交到一个共产政权手上,这在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戴对这问题看来早有准备,她的回答是:「我相信绝大多数香港人的确欣然接受这份协议,你或许是唯一例外。」

不过,当时更有一个犀利的提问是英首相没有准备的,那是在香港工作的美国记者Linda Jaivin 提的,她问: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邓小平是否告诉他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如果是,为什么英国不把在讯息告诉香港人?戴卓尔夫人迟疑了一下说:我不知道邓小平跟麦理浩谈过些什么。 Linda后来对我说,她被这个无耻的回答唬住了,竟没有追问:你不是应该知道的吗?她说她恨自己当时没有即刻追问。

Linda 的提问更重要而且涉及未知事实的本质。可惜大多数报导都没有提及,但我记得。

到底麦理浩在1979年有没有从邓小平口中得知中共对香港前途的立场?据麦理浩后来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当时不是首先由他提出1997这问题的,邓小平也只是重申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1997前会作出商讨。据后来解密文件显示,麦理浩提出,因为现在新界土地不能批出超过1997年的年期,因此是否可以在卖地契约上说:「若1997后的政治环境不变,契约会继续有效」。邓小平很敏感或早有准备地说,中国拥有主权,九七后香港仍然搞资本主义,请投资者放心。没有直接讲收回,但中国主导主权的含义很清楚。按约办事的英国这个法治国家,唯一的选择是与中国商谈九七后的安排。

邓小平或没有明说,但英国政治人物应该意会到未来的可能变化。于是,那一年,最大的英资公司怡和洋行,已悄悄将部分资产移至其他地方;汇丰收购美国密兰银行,使之变成国际化银行。英国开始酝酿新国籍法,将英籍人士分成两类,第二类是在英国没有居留权的「英国海外国民」(BNO),香港近300万英籍人士即属此类。 1980年,香港开始提出政制改革,准备设立区议会。这些动作都不能不说与为九七作准备无关。

另一方面,据1997年时已经退休的新华社(即中联办)副秘书长黄文放在《九十年代》撰文透露,当年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成立五人小组,黄文放是成员之一。他说中共本来并没有想过要收回香港,而是想绕过九七这个年限,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但英国逼北京表态,坚持要就九七问题谈判。对中共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因为收回香港容易,但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则殊不容易,他承认,当时中共阵营内也有不少人反对收回香港。但在民族主义思维主导下,邓小平也一言定音,大家只好在收回这大前提下绞尽脑汁。

1981年初,哲学教授劳思光发起组织「香港前景研究社」,邀我参加。参加者不多,还有胡菊人、董千里、陆铿、孙述宪等。主要目的,就是想研究和提出些意见和建议,让香港在97后可以维持某种形式的英国管治,包括主权换治权、仍然留在英联邦等。我们都深知道,不管中国如何信誓旦旦的承诺,不管有怎样完善的文本设计,在一个没有法治自由传统的国家统治下,都不可能守得住法治规则,香港的自由、人权会逐渐或快速沦落。

那几年,我的主要精神,都放在香港前景问题上,编辑杂志、写文章,大都离不开这个话题。

戴卓尔夫人说,「绝大多数香港人欣然接受这份协议」,绝非事实。 1982年5月底民调显示,98%的人希望维持现状,64%的人选择中国拥有主权而继续由英国管理,42%的人接受香港成为特区,37%的人希望香港独立,26%的人接受香港归还中国。 1984年联合声明发表后,因不少人相信明文规定的法治传统,这比例有一些改变,但仍然每年有以万计的人离开,用脚投票以示不信任中国的承诺。

1980年至1986年,每年约2万人移民,及至1987至1989年,移民人数升至3-4万人。不过,许多人并非举家移民,而是全家移民后,先生先回香港继续赚钱,太太就带着孩子留在国外,那时有个流行的名词,把这叫做「太空人」。

那时一些小国也纷纷用「卖护照」的方式吸取香港人取得外国人身份作护身符。那时美国领事馆签证处主管告诉我,说有人持南太平洋小国东加王国的护照来拿美国签证,但护照上写明这人没有居住在东加的权利,护照只允许他住在东加主岛之外的一块大石头上。

这样的护照香港人也要买,可见港人当时的恐慌程度。 (失败者回忆录96)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 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社论、专栏,时常批评当道,立场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湾,持续发表他个人的「失败者回忆录」系列文章,本报从第91篇开始连载,前90篇则连载于《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