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金庸获邓小平接见后，政治立场即大改变。 （图片摘自人民网）

《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9月26日发布，习惯于法治的许多香港人，大都认为这就是1997年后会依足实行的「小宪法」。中共也这么说。条文中特别受注意的，是在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说明中所确立的政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关负责。」从常识去理解，这就意味行政机关间接向香港广大市民负责，市民借选出的立法会议员监督政府施政。

另一令香港人感到安心的条文是表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规定将继续有效。」

这两条一是制度的保证，二是国际人权公约的保证。相信「法的统治」的香港人因此对九七后较有信心。也有人提出中共过去有过不知多少对人民的承诺最后都自我背弃，但也有人说中共对国际承诺的遵守记录尚好，但这次是中共对内政策的国际承诺，尚待考验。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共实际主管整个谈判和「回归」事务的鲁平，来港统战，也邀约了我们这些批共文化人晚饭。他不像许家屯般平易近人，有点官架子，他说，联合声明附件一提出的中国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所有条文都是中方提出来的。我随即问：「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这一条也是中方提出来的吗？他迟疑片刻说，当然也不是那么具体啦！这样说就是回避问题了。我想他当时以为我知道谈判的内幕，实际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看这种民主制度的设计，从绝对权力的本质就觉得不可能是中共提出来的而已。

从近年英国解密文件中看到，原来英国当时坚持行政长官要由选举产生，中共拒不接受，谈判陷入僵局，最后妥协为英方接受「行政长官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交换条件是中方接受行政机关对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负责。而两个公约又指明选举必须是「普及而平等」，以为这就可以在制度上对九七后香港的人权作保障。

从中英谈判开始，到联合声明签署，在主权换治权被中共断然拒绝之后，中英双方就在民主保障与行政主导一切的问题上争拗，而焦点就在上面提到的那句话。其后，中国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1985年第一次在北京开会，委员查良镛（金庸）会后在他办的《明报》写了名为「参草漫谈」的连载文章，大意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是法治和自由，「民主」他很喜欢，但会带来很多纷争，香港一直有自由和法治而无民主，也搞得这么好，所以九七后，保持自由和法治就好，民主实在不需要。

我相信这是他在北京体会到的中共意向。我那时在《信报》写「星期一评论」，即以「参参草谈」来回应，表示我不像他那样喜欢「民主」，但自由和法治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自由法治的保障来自它现在的宗主国——行民主制度的英国，若宗主国换了专权政治和人治的中国，再美丽的自由法治的承诺都没有保证。金庸没有回应，却突然邀我为《明报》写专栏。我婉拒了。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我去新加坡旅行。有一晚同几位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学者吃饭，其中有两位台湾来的学者，他们表示，如果香港人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就不该反对中国收回香港，洗雪国耻。来自香港的哲学所学者翟志成回应说：「如果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搞得比香港好，人民自由、安居乐业胜过香港，香港不会有人反对中国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对中国收回很难接受，那么香港老百姓不应该有民族主义的罪咎，相反中国领导人应该有民族主义罪咎。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共产政权的直接间接的统治，却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责他人对共产政权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杀人』，你有权『以理自杀』，但无权『以理杀人』。」

这段话不仅使在座的空泛民族主义的学者无言以对，而且也使我一直牢记到今日。我后来在多篇评论文章中借用他的逻辑，比如：如果过去二十年中国切实按照《基本法》去做，确实如《基本法》22条所言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那么香港不会有什么人起而抗争；如果香港人的抗争越来越汹涌，那不是香港人的罪咎，而是中国掌权者的罪咎；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国、把财产移往外国，却叫香港人爱国，去大湾区谋生，要他们的子女接受国民教育，这就是「以理杀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千多年前的古训，人人会讲，但为权为钱为色，现代许多人早把这古训抛到九霄云外了。于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不少权贵纷纷做了变色龙，每天用堂皇大道理杀人。日前提及曾经为英国做说客的某大员即此中表表者。 （失败者回忆录99）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 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社论、专栏，时常批评当道，立场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湾，持续发表他个人的「失败者回忆录」系列文章，本报从第91篇开始连载，前90篇则连载于《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