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我写那篇《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源于那一年邓小平锐意要闯物价关，闯出大祸。讲到放开物价这件事，不能不想起1988年用笔名为《九十年代》提供好几篇经济分析文章的杨小凯。他那时已经预言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社会对价格放开的承受能力很有限，认定必会导致物价狂升，社会动荡。实际上，那也是八九民运提出「反官倒」而引起社会共鸣的根本原因。

我是1986年认识杨小凯的，那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访问香港时我邀请他参加我们杂志200期座谈会，后来我们还有过两次私下交谈。 1988年时他为《九十年代》写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经济文章时，已获博士学位并在澳洲蒙纳殊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经济系任教了。其后他的学术成就突飞猛进，2002、03两年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非我所能认识。只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2002年说：「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是杨小凯所做的。」可惜天妒英才，在2004年他在澳洲因肺癌去世了。

所谓价格放开就是政府取消对物价管制，物价全由市场调节。这本来是所有实行市场化国家行之有效的应有之义。为什么中国社会就承受不了呢？杨小凯的文章说，因为中国的制度结构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政治集权和资源国有。两者结合，就产生了等级授权、等级特权和资源配置受等级操控的状态。在毛泽东时代，干部虽有特权，能够享受特殊待遇，但特权和关系没有成为可由金钱交换的商品。改革开放后，特权和关系就商品化了。

他举例说，比如放开价格前一包香烟国家牌价是8角，有关系的人就要以1.5元向香烟管制者购买，其中7角是用来支付管制者的关系索价，然后这关系人再以每包2.2元卖给小贩，烟摊小贩的卖出价是2.8元，赚6角。关系人之间也存在竞争，有些人可能花一两天时间送礼、打关系，白白花了时间金钱也得不到香烟。此外，管制者还要贿赂或变相贿赂有权委任他或撤换他的高一级管制者。于是，国家牌价与百姓真正能够买到的黑市价就存在差价。这差价就是特权与关系户所得到的好处。

中国这种特权和关系的商品化结构一直延续了数十年。

黑市价尽管高于牌价，但既有管制的牌价存在，黑市价就不能不有所抑制。一旦物价放开，政治权力与市场结合，价格没有了牌价限制，而资源继续国有，就出现了没有底线的官员倒卖，即「官倒」。于是，买卖权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通货膨胀，以致抢购风潮就纷纷涌现。民怨沸腾，超越了社会的承受能力。放开物价肥了特权官员和被称为「倒爷」的倒卖者，百姓受层层盘剥，吃尽苦头。八九民运的主要诉求是「反官倒」，「争民主」。根源在此。

小凯的文章有许多经济学的数据和论点，这里只能就我记得的概括谈谈。

讲起杨小凯，可以说是一个奇人。他原名杨曦光，文革初期是红卫兵，1968年他19岁，写了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中央文革指为反革命，判刑十年。杨小凯说，他进牢房时，见到一个在墙角蜷缩的老人。老人说，你是杨曦光吧？小凯说，你怎么知道？老人说，我算着你也该进来了。他劝诫杨小凯不要沉浸在红色革命思想中，要学习数学，学习经济学，研究真正的科学。老人叫刘凤翔，杨小凯说他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者。那时，许多大学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在牢里，满腹学问却无用武之地。杨小凯向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虚心请教，学习了比大学课程更丰厚的知识。家人给他寄了些书，包括马克思三卷《资本论》，亚当·史密斯《国富论》，和在狱中被他翻烂了的英文字典。十年牢狱出来，别的青年都虚耗了生命，杨小凯却苦读和受教了十年。

1978年他在湖南大学旁听一年后，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1982年获经济学硕士，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 1983年受到在武汉大学访问的美籍经济学家邹至庄赏识，推荐他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此进入国际经济学领域的殿堂。尽管他英年早逝，却在有生之最后20年，成就了学术辉煌。

至于在牢狱中对杨小凯启蒙的老人刘凤翔，原是《湖南农民报》的编委，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狱中1970年被指为「极右分子」遭枪毙。

文革十年中的青少年，绝大部分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教养而只懂得政治斗争的权力争逐者。但想不到也有因为坐牢而最终成为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人。由此证明，即使环境恶劣，仍然可以在恶劣环境中找到自己。上述杨小凯的故事，大部分是他跟我说的，也有小部分是我从其他人的叙说中看到的。 （122）
图，经济学奇才杨小凯。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