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忆录:「庚申改革」的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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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改革」方案是根據鄧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內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但這四個字,從未在中國公開的報刊出現過。(美聯社)

「庚申改革」方案是根据邓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内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但这四个字,从未在中国公开的报刊出现过。 (美联社)

1981年《七十年代》被迫脱离天地,正值中共不久前提出大幅度政治改革的时期。那时在中共内部提出一个叫「庚申改革」的方案,因1980是庚申年,故名。方案是根据邓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内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其后收进《邓小平文选》,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但对原讲话已经作了大幅度删节,改革的目标和一些具体措施也不见了。

在邓小平8.18讲话不久,就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廖盖隆提出一个六万字的报告,在第四部分,就是「庚申改革」,长达一万八千字。讲明根据邓小平讲话所作出,因此有主流派的权威性。 《七十年代》从某渠道取得这个讲话的油印本,并于1981年三月号全文刊登。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文革后,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已经突显,邓小平、胡耀邦等开明改革派经过文革的教训,深知制度问题的严重性,除了经济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之外,也亟欲作政治改革。他们已经掌握实权。而当时的社会气氛,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尤其是年轻人。因此,这是中共作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

「庚申改革」开宗明义讲改革的目的就是民主化,而且肯定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且是最终目的。推翻了中共过去认为民主只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手段的说法。

「庚申改革」的内容很广泛,除了批判主政以来的种种弊端之外,更提出一些重要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绝大部分在《邓小平文选》中没有出现。

首先提出要大幅度修改宪法,使宪法能够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具体做法第一条,就是把三千多人的全国人大的人数削减到一千人,分两个院,一个叫区域院,由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代表组成;一个叫社会院,代表各阶层、各企业的利益。两个院共同行使立法权,互相制约。并指出三千多人每年开一次会,根本无法议事,被人指为「橡皮图章」也是事实。改为两个院后,开会要多些,时间长些,要真正议事。人大常委现在三百多人也不便议事,将来两个院的常设机构应该只有六、七十人,都是年富力强的,而且是专职,不做其他工作。

司法就定下三条原则,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法律的特权;二是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受法律保护,随便抓人、抄家、刑讯要受法律追究;三是司法独立,党委不能干涉。

行政方面过去一直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委说了算,而且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改革要厉行党政分工,党只通过党员在行政部门发挥政治影响,不能代替行政部门执行政策。

「庚申改革」特别提到要有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工会的领导者要通过选举产生,不能由党去委派。遇到工人与企业管理层发生冲突,工会要代表工人权益去谈判。此外,要在全国和各地建立独立的农会,领导者也由选举产生,独立运作去代表农民利益。

「庚申改革」更提出党和政府决定,除了国防外交的机密之外,原则上把一切告诉人民。新闻记者独立报导新闻,评论工作者独立发表评论,要求和鼓励对党和国家发表批评建议。

此外,还有企业、事业管理民主化,基层实行直接选举,等等措施。

上述提到的这些,其后都未见执行。只实行了收进《邓小平文选》中建议党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

还有不少没有执行的,包括方案指保留毛泽东遗体的决定错误。但至今毛遗体仍保留。

「庚申改革」大概1980年11月在各级传达。有不同政见者在民间刊物作回应。

当时中共开明派大概对改革的实行很有信心。我那时觉得虽然方案中多处强调党在各领域的政治领导,但领导层至少看到制度上的问题所在,会大致实行方案所提出的改革。但想不到的是几乎完全没有执行,全部无疾而终。最关键的原因,我认为是一个由列宁式政党建立的国家,很难做到「党政分开」,即无法避免党插手以至代替行政、司法、立法。

这样好的时机,又有真正想改革的领导人,政治改革都无法走出哪怕一小步,就知道建国政党加上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和人民的奴性,中共国的政治改革是不会有希望的。从那时起,尽管胡耀邦、赵紫阳轮流站在最高权力地位,尽管其后每一个新领袖上台就有些人看好,尽管经济发展就有论者说会带来政治改革,尽管每一次中共大会都提到「党政分开」,实际上就是永远摆脱不掉以党代政,而中国的政治气候、人民的权利、自由和法治,已经远远倒退至1980年之前了。

「庚申改革」这四个字,从未在中国公开的报刊出现过。它的流产,使我从此对中国的政改绝望。 (失败者回忆录102)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 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社论、专栏,时常批评当道,立场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湾,持续发表他个人的「失败者回忆录」系列文章,本报从第91篇开始连载,前90篇则连载于《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