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90年中文金曲颁奖礼，与亦舒一起做颁奖嘉宾，颁给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最后一句是：「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1992年我在洛杉矶见到出走两年的许家屯，他讲到六四前后赵紫阳犯了几个错误。一是他在民运兴起时，不该出国访问，把主持中央的大权交给李鹏，以至李有可乘之机；二是他不该在5月16日见苏联领袖戈巴契夫时说，邓小平虽然退了，但中共13大有个决定，在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意见，这就把邓摆到台面上来，而邓的原意是垂帘听政，有决策权却不须负任何责任，在民运沸腾时期说这样的话，等于把责任推到邓身上，不愿为邓挡舆论的子弹了；三是在邓执意要镇压时，他不该辞职，而是应去执行，一来保住权力，二来由他执行会比较温和。

在中共历次权力斗争中，被迫下台的干部，无论多么委屈，也没有一个不作检讨的。包括硬骨头如彭德怀，倔强如邓小平，率直如胡耀邦，下台时都作检讨，承认错误。邓小平文革下台还作过「永不翻案」的承诺。这些检讨就像严厉的父母逼小孩认错一样，即使不是孩子的错。作检讨就是要在家长制中保护自己，让自己有复出机会。但赵紫阳拒不检讨，他在1990年的中共六中全会发出一个书面谈话，反驳所有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并表示人民对贪污、腐败不满，又没有正常渠道去表达，积怨堵塞才会使学运如河流缺堤般爆发。解决之道应该是政治改革而不是镇压，他因为无法执行镇压的决定所以辞职。

这个书面谈话没有向下传达，知道的人很少。爆料者说，许家屯以中顾委身份列席六中全会看过。许说他见到的与会者都认为赵的意见是对的，李鹏是错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写这个书面谈话，就绝了他复出的机会，从此党的「健康力量」失去了支柱。

关于杨尚昆，爆料者说他同许家屯向来有交情，在许提出在香港得到的民运讯息特别是录影带后，他也反对镇压。但他顺从中共党的下级服从上级、最终服从一人的伦理，不得不执行邓的命令。 6月3日，许家屯一直想找杨尚昆联系，过去他通过杨的儿子杨绍明，会立即得到杨的回话，但这段时间杨没有回话。六四后许和杨尚昆见过面，杨安抚许，说要许留任一年。不过没有提他何以没有实现「说服邓」的承诺。

1989年12月中旬，杨尚昆去中东访问，李鹏就在他出国期间，把许家屯叫到北京，当面告诉他要即时退职离任。许提出最好等三个月，待《基本法》公布后，完成这件事再离任。李鹏不同意。等杨尚昆回国，调令已成事实，无法挽回了。这是李鹏再一次乘机做的手脚。

在周南接替许家屯的酒会上，周对他的前任连一句礼貌上的称赞话也不说。许知道对他的清算，即将到来，他的人脉也会遭到清洗。他认为只有离开才有机会为党高层的「健康力量」发声。这是他出走的原因。

八九民运及六四后，我频频上电子媒体接受访问，并当过议政清谈节目主持；我又受邀做中文金曲颁奖礼的颁奖嘉宾。另外还在港台电视剧「狮子山下」的「风风雨雨」中当演员，我在剧中担任一个电视台的新闻总监，剧情是面对九七香港新闻界的困境，我因这故事符合我的忧虑而愿意尝试。频频出镜，使我的知名度大增。翁松燃教授后来在我的一本书中赐序，指我是「突出的意见领袖」和「其他媒体的一个最爱」。以那几年的情况来说，谦虚点可以说是「浪得虚名」，但「虚名」是确实有的，是新闻界的公众人物。

1991年，香港立法局开始了部分议席的直选。中英联合声明定下的政制是「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英国想在九七前就设置好选举机制，但一直受到中共反对阻挠。 91年是直选的起步，香港民主派已经跃跃欲试。当时有朋友怂恿我去参选，但我完全不考虑就拒绝了。民主政制至少要在不可改变的规则下进行，才能确立。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八十多年前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从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来看，即使在被认为最开明的邓、胡、赵时代，都不能摆脱这种「自订规则都例外」的一人独断恶习。六四前后中共高层权力的运作内幕，更使我相信这种恶习只会越演越烈。

我知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够保障自由与法治，但对中国行使主权下能够维持民主制度真是不抱希望。我想我还是留在舆论阵地比较好，毕竟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成熟，以第四权去监督政府也许可以延续得长久一些。

这是内幕之外的我自己的故事。 （127）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