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毛主的习”·习近平的权力路(37): 陈良宇离心分权模式辨析:政治文明的另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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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宇 (美联社)

内容简要:1,陈良宇抗上性质:离心分权;2,中国政治文明化的三种失败的模式;3,在野中共分庭抗礼典故;4,陈良宇面对国务院大一统治理。

本系列用了六集、超过113分钟的音频长度,超过两万四千字的篇幅,陈述了陈良宇一案的真实情况,目的不仅是为陈良宇个人鸣冤叫屈,也不仅是为了以他的冤情证明中共内部派系之间权力斗争的残酷。如此重笔着墨陈良宇的个人命运,是因为打压陈良宇打压的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另类方式。陈良宇因对抗胡温中央政府遭到打压,他的对抗方式代表消解中央极权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不止一次,却没有进入当代中国政治理论与观察领域。

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在了解中国当局掩盖的陈良宇一案的幕后情况之后,这一次我们讨论陈良宇一案的意义。这一集先分别检阅未能成功的中国当代政治文明转型的三种方式,并回顾抗战时期中共采纳的与民国中央政府分权方式的历史。

我们从陈良宇一案的性质说起,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陈良宇行为及其事件的理解。

陈良宇抗上性质:离心分权

关于陈良宇一案的性质,迄今公认的说法大致有两种:在中国当局严格的新闻管制[1]中,陈良宇一案被定义为清除中共高层腐败现象,西方媒体依新华社口径报导,中国民间一致叫好。至今依然有中国良民百姓因权力阶层高度腐败的普遍现象,而认定陈良宇就是一个被清除的中共腐败贪官。着眼于中共内斗黑幕的海外评论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帮派之争,是胡锦涛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以清除腐败为藉口铲除陈良宇及其背后的上海帮势力[2]。大多数中外异议界认同这一结论。

根据陈良宇一案被官方掩盖的事实[3],本节目认为中国当局的说法不成立,陈良宇腐败案是一起冤案。本节目认为第二种看法,即胡锦涛为树自己权威打压上海帮,是对陈良宇一案的客观总结和事实描述。不过这一描述囿于中共权力集团轸域,没有看到其中积极的政治含义。

发生在上海市委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与胡温政府之间的争斗,从中共权力集团局部看,类似狗咬狗的权力之争,与国家、百姓利益无关,但是考慮到陈良宇所代表的地方利益和民众利益,同時从中国大陆行政区划的地缘政治学角度來看,具有积极的而且重要的政治意义。

陈良宇2006年9月被双规,具体原因是他直接抵抗中央强制一刀切的社会低保和劳保发放标准[4],而实际上起于更早的200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全国统一实施的宏观调空计划,也就是始于他抵抗中央大一统治理(后详)。陈良宇的抵制行为本身,是一种独特的方式,这种方式简单说来就是分权而治,放在中国地缘政治环境中更具体地的表述就是:大陆东南沿海与内陆在分治与竞争中,实现权力由单极极权向双级(或多级)分权的转型,从而打开中国通往政治文明的大门。如果不考虑具体操作方案和可能发生的不确定因素,单从地缘政治学考虑,这是一种在中国可行的、有效的政治文明转型方式。

为要说明这个结论,我先简单回顾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其他三种已经失败的政治文明转型模式。

中国政治文明化的三种失败的模式

首先是民众街头运动导致专制政权直接垮台方式的失败。1989年4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后,全国以北京为中心,十几个城市卷入,学生为主体的街头抗议和广场静坐乃至绝食,坚持近50个日夜,史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在上个世纪苏联专制集团解体的街头抗议潮中,中国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站在了东西方阵营冷战结束的大门口。这次政治民主化浪潮的直接结果是东欧和苏联九个国家实现政治转型,超过四亿人口(约4亿4千万)从奴役制度下获得解放,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最终被枪弹坦克镇压,功亏一篑。这是中国近代民主运动历史上波澜壮阔、悲剧深重的一次失败。

其次是经济改革启动政治改革方式的失败。1978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朝野上下包括西方世界,人们满怀希望,期待市场经济改革孕育中国的中产阶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认为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主力军和法治建设与自由权力的推动者,中国社会将由此走上政治民主化之路。然而多年过去,西方社会学概念中的“中产阶级”并未产生,涌现的是一个权钱勾结的特权阶级[5];中国的专制制度也没有在自由市场中削弱,削弱的是政治改革的动力和可能。也就是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其专制制度也因此获得经济支撑而得到巩固。打击是沉重的,完全颠覆了西方对共产主义世界的认知,以东柏林贫穷现状为证,指出共产主义不允许发展经济的断言[6]被中国的经济改革所打破;“贫穷是共产主义的温床”这一冷战时代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断言,也被中国走向富裕、离开温床却依然拥围共产主义的事实所消解。

第三次失败是中共权力换代导致和平转型的失败。2012年末太子党习近平上台,自然带出政治更新的希望。当其时,权贵瓜分国有资产,权力集团的腐败势不可挡。固然贪婪根植于人性,腐败因此是世界现象,不过就如同第三世界解决温饱后,蛋白质过剩导致的富贵病——糖尿病的患者比例远超发达国家一样,经济腐败也总是在第三世界的暴发户身上找到最佳出口。在此情形下,习近平厉行整治腐败的举措再度点燃了全体华人尤其知识界和有自由民主诉求的红二代们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和期待。有迹象显示,他上任最初一两年确实怀有此心,处于等待观望状态[7],他甚至安抚近侧期待改革的内部人士:“……我们会慢慢来”[8]。不过虽然每有“大老虎”落网都引发庶民欢呼,习近平却一直没有改革政治的任何措施出台,中国腹地关于他将实行政治改革的窃窃私语逐渐销声匿迹。几年过去,中国政局逆转,表明他已放弃此想;专权愈演愈烈,证明其上任之初的政治改革念想已经转为巩固专制权力的实践。这当然是一党专权的势所必然,但也证明,习近平这个政治新星终归是平庸之辈,即便天时地利人和,他也不能创造历史。

在野中共分庭抗礼典故

对应殖民主义时期国际丛林政治原则中独树一帜的“美国例外论”,中共建政后四十年书写了“中国例外”的专制奇迹。虽然如此,这个庞大的极权躯体有一条软肋尚未触动,这就是分权而治。无疑,对极权最有力、最直接的削弱办法,就是分散权力。

在中国国体更新历史中,这并非神秘处方,也不需“望闻问切”,这是权力性质的内在逻辑。在民众运动导致专制政权直接垮台的方式失败、经济改革启动政治改革的方式失败、权力换代导致和平转型的方式失败之后,这是第四条潜在的、走向政治文明的道路。

我们先搁置价值判断(是非对错),来看一个民国时代在野中共试图与战时国民中央政府分权的实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合法化,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了国家的军队。但实际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借抗战之机抢占地盘、扩张实力。在席卷华北之后,毛泽东又制定了继续扩张的计划,要求共军与国民政府争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他认为,凡长江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统应该控制在中共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再有几年,便可能控制小半个中国。但这种建立国中之国的策略遭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抵制,命令共军退到黄河故道以北去。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15万精兵计划”,要调动15万共军精锐部队,沿河西走廊打到甘肃西部去。他在党内讨论时说:“你(们)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为此目的,毛必须得到斯大林批准,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斯大林很精明,他知道毛泽东是想把苏联卷入,但二战已经开始,斯大林要防德国,又要防日本,生怕两面作战,只有中国一致抗日,把日本牢牢拖在中国,才是苏联的最大利益。因此,斯大林严厉制止了毛泽东[9] [10]。如果不是因斯大林阻止未能实施,这项“锦囊妙计”将可能导致中共与国民政府在中国大地上分权而治:形成苏共支持的中共乘国家外敌入侵之为危,占据半壁江山,从而削弱抗战中流砥柱国民政府的权力和地位。

另一个例子来自中共内部,这就是造成新四军军部被剿灭的“皖南事变”的背景。

抗战当头,中国团结一致争取国际社会援助,是重要抗战方针。蒋介石生怕发生内战,命令新四军全部开到江北去,与国军脱离接触,防止没完没了的“摩擦”。毛泽东也命令新四军军部撤到江北去,但新四军实际上的第一把手项英不情愿。项英历史上的地位比毛高,长期与毛不合,当时毛已经把新四军主力全都调去了江北,交给了刘少奇,皖南剩下的仅仅是一个军部。项英因此不愿到江北受毛泽东的气。毛还要撤销项英任书记的东南局,要项英过江后就去延安。这等于一下子剥夺了项英的党权、军权。项英从前就不买毛泽东账,曾要在皖南开创一个“第二延安”。现在毛泽东和蒋介石合起来逼他北渡长江,他就想趁机南下,躲开毛泽东的势力范围,到黄山、天目山、武夷山地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国民政府有令在先,只能向北,不准向南。皖南悲剧由此发生。这是一个分庭抗礼的例子:项英跟毛泽东分庭抗礼。[11] [12] [13]

这里只谈削弱权力的方式,若作价值判断,则中共自抗战、内战到治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是党的利益至上,为此可以践踏国家民族利益。这个党若要不作恶少作恶,除了解体,只有对其实现权力制衡。

陈良宇面对国务院大一统治理

1949年中国易帜以来,这片古老大地争取政治文明的努力屡受打击,有过间断,但从未中止。“全則必缺,極則必反“[14],这是宇宙间的平衡法则决定的,是人类社会的正邪轮转因果决定的,是人性中的天然良知决定的。

2005年4月,全国各省市大员齐聚一堂,聆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指示。国务院认为中国当时经济已经过热,尤其是大规模基建工程与项目过多,而且房地产业开发过火,温家宝总理决定中央出手干预,实施宏观调控。陈良宇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

下次这个时间,我们要看陈良宇抵制中央的具体行为,并把它放在上海近代独特的地缘政治与文化中考察,从而理解陈良宇抵制国务院大一统管理的方式的深在含义。这是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我们下次再见。

注释:

[1] 参见本系列第34集:“天下哪有这样的贪官”:陈良宇案情真相披露

[2] 参见RFA 2006年8月16日:就开放杂志12月号内容采访金钟 (一)

[3] 参见本系列节目第31、32、33、34、35、36集

[4] 见本系列第32集:保民益救下属引火烧身,陈良宇事件始末

[5] “1.5亿‘中产阶级’的半数以上年均收入8000美金”。参见民报2019年5月2日:【台湾看天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转向

[6] 参见1963年6月25日: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听讲台的演讲

[7] 参见《李锐日记》2013年至2014年/胡佛研究所

[8] 《李锐日记》2014年3月17日/胡佛研究所

[9] 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版

[10] 赖小刚:苦撑待变:南京失陷到皖南事变期间的蒋介石/转引自吴景平编:《民国人物的再研究与再评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06-01版

[11] 参见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2]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 /源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四版

[13] 参见张双智: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与项英的战略分歧  ——从新发现的白艾笔记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04)

[14] 《呂氏春秋·博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