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3月 28, 2024 5:13 上午

【按:曾慧燕转告我「《纽约时报》刊登父子文章」,提到我在中国「领着儿子朝教育『神殿』跪下」,他们则「用脚选择了逃避」,其实我们这些三十年前的流亡者都有儿女,子女陪着流亡并读书成人,个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仅要经历美国那炼狱般的教育淘汰制度,还有心灵成长的微妙,其中辛酸皆不足与外人道也,我则心疼苏单失去妈妈的孤苦成长,在书中写下这一章,忍不住贴它出来。 】

「白大褂典礼」(white coat ceremony),在儿子入读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内大天井举行。苏单说「必须穿得非常正式」,我们吓傻了,翻箱倒柜找不出一件合适的衣衫,夏装西服我是没有的,衬衣只找到几件十年前在台北买的,那种紧身型的,也顾不得了,打上领带就算「正式」了;傅莉则更无出门衣裙,只好以「女性可以随便些」自我安慰,凑乎一件短袖。我俩与世隔绝十年,「衣带渐宽」不自觉,社会的形式化于我们已经陌生——其实到了大天井现场才发现,很多人都穿得极简便,反倒是西服革履者寥寥无几。

会场上黑压压坐满了人。我推着轮椅上的傅莉,靠边找个地方停下,朝学生席里寻苏单。后来找到了他那颗方脑袋,见到个侧影,穿了件黑衬衣,打着领带。典礼是几位医生先说些告诫的话,然后学生自己胳膊上挂件白衫,依次鱼贯上台,由教授们套上那白衫。一百多号新生,很费些时间,家长们可以目睹学生一个个走过。我看女生几乎占了一半,有色人种则占一半强,可知高教领域的性别、肤色景观已大变。苏单他们这届新生是2007级,一届学生多达140人,而那白大褂只是件白上衣,胸前别一块有名字的黑牌,比傅莉设想的医生长褂短了一截;据说那是故意的,即告诉他们:你比医生还差一截。

苏单在行列间身材匀称而稍嫌壮硕,中等个头,一望而知是那种聪明的亚裔男生。我临时买了一次性相机,竭力去抓拍他的身姿。这孩子有今日殊为不易。在理论上机会平等的这个社会里,他其实必须战胜无数的限制、盲目、无助、怯懦、先天弱势、不幸等等,才挣扎到这个台阶上来,我们一点都帮不上他……。浑浑噩噩十几年,我和傅莉俩并不知道儿子是怎么经历了美国那炼狱般的教育淘汰制度。

我只朦胧记得,他在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自己开车去考场。 「爸,我是第一个赶到的,三百道题,要考八个小时。」事后他像坐了一趟加勒比海游轮似的向我汇报。那是进医学院的全国统考MCAT(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要本科平均成绩(GPA)37分以上,才有资格去考。所谓资格,是西方训练制度最严厉之处。医学院的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一。儿子从一家普通的州立大学去考,他所面对的录取比例就可能是千分之一了。这么激烈的竞争,不是只靠苦读书或什么「笨鸟先飞」就能应付的,这孩子的智商不错。

苏单读医学,被解释成因为他妈妈车祸而终身残疾,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不是,而是有看不见的其他原因。我们这个儿子,大约很小就开始承受一种压力,一般性的是来自母亲的严厉,更无形的来自父亲是一个公众人物。哪怕「六四」屠杀后的「全国通缉令」、中央电视台大批判等等,都变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压力,输进他的单纯记忆里。后来到了美国这么个疯狂竞争的社会,无形的压力也迫使他不敢稍微示弱或者有一点点苟且。 1997年秋《离魂历劫自序》出版时,他正被新兴的互联网勾去了魂,也要准备考SAT,大概没细读;英译本2001年春出版时,他已经大二,读得很仔细。他跟我说:

『觉得你用的一些词太大了,不好理解,所以又回过头去读中文版。 』

——「词太大」在英文里指那些不是生活里的用词,而是那种跟价值、道德等相关的词——他还说许多同学看他拿着这本书,也在网上看到一些评价,都想找他借书;「关于一个同学的家庭故事,大家都有兴趣。」他来往的那个圈子,大多是亚裔男孩女孩,不是打算读医就是读法律,他能选择的空间其实也很小。

(空一行)

他进大学第一年那张笑得很开心的留影,以前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视为珍品的是另一张,在普林斯顿运河村,我们那间居室阳台外的水池旁,一株大柳树下,他刚发育成一个男人,体魄浑实,脸庞丰腴、沉静,压抑的笑意,不再是孩提的单纯,而微微带点忧伤。当时大概是他高中的最后一年,被惶惑期和家庭灾难轮番侵袭的可怜男孩。我真是太喜欢儿子这个姿态了,把那张底片拿去翻洗了好多张……。

我的心情,一直被这个姿态俘虏着,竟然对他另一个姿态的出现毫无觉察。两张照片的时间距离,既是儿子的人生嬗变,更是我的心理写照,我们并不活在同一层天。时隔六七年了,再翻出这两张底片来,拿去放大6×8,又费心去找这特殊尺寸的镜框,装帧起来,效果出奇的好。开怀大笑的那张,放在傅莉电脑桌上,一张漆黑的大桌都似乎跟着他笑起来。大柳树下的,放在卧室傅莉的床头柜上。晚上躺在床上跟她说起这张照片,我又有了一番新的解释:

「有句话叫『女大十八变』对吧?那是做父母的一个会心的隐秘,对这个孩子所独占、拥有的发现,一生只有一次。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让父母获得这个发现,常常孩子好像再也变不出来那种惊喜,于是就担忧和痛苦……,我们因为车祸,也错过了这个发现。后来我才从这张照片里找回来那个发现,所以特别喜欢。妳却再也不会有了,这是挺大的一个损失。」

并不是女儿才有「十八变」,男孩也一样。苏单小时候长得好玩,憨头憨脑,很招人。到七八岁那会儿,却白嫩得像个女孩,又爱撒娇。他注定要有一个从这种娇滴滴里蝉蜕出一个男子汉来的过程,也有「出落」的那一天。谁知道恰好在车祸后的那几年里,他十七八岁那会儿,正是男孩子最叫人讨厌的岁数。我们则讨厌也没觉得,他的蝉变也没觉得,真是可惜呀!

掐指算算,他十七、八岁,约在九八、九九年间,也是车祸后五、六年时,我正疯狂地四处求医之际。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周遭友朋每每都在感叹「你们家出落了一个小伙子」,只有我们懵懂未知。例如旅居伦敦的好友嵇伟来看我们,见了苏单就说:「你们有这么好看的一个儿子呀!」——她曾在「六四」后从上海专程去北京看望傅莉母子,据说那会儿苏单正像个女孩似的偎依在妈妈身边。又如针灸师鲍医生从纽约过来给傅莉针灸,也见了苏单,回去后来电话说:「见你儿子第一眼就喜欢,是那种成熟的男孩……。」我却纹丝没被打动过,甚至有种少见多怪的感觉,或者觉得她们是找一句安慰的话来说说而已。

——「杨家有女初长成」,那总会降临每一个家庭的亘古滋味,我俩就这样错过了。

还有一层在我心里默默传递的,是爷爷奶奶对这个孙子更深的牵挂。 「六四」两年后,傅莉坚意出国来寻我,也要带走苏单远涉重洋,我妈妈事先知道后万般不舍,每天跑到小学门口等孙子出来,拉着他的手就哭;奶奶不要说看不到孙子的「出落成人」,更知道再也见不到了。果然孙子还没走,她就倒在街头。爷爷接下奶奶的思念继续想孙子。有一次,他在北京家中找出一张奶奶平时写稿子的《光明日报》稿纸写道:

『苏单:这是你的奶奶留下的旧稿纸,你奶奶去世已经九年多了,我利用这旧稿纸给你写几句,你就把它当成我们两人给你写的,因为你的奶奶也一定会同意信中的观点。你还记得吗?你的奶奶是多么喜欢你呵!

…………』

(空一行)

儿子接了她的衣钵,傅莉似乎只有暗喜,更多的却是担忧,仿佛在她记忆中毛手毛脚的小子,怎么能操手术刀?我对儿子其实也有点惋惜,因为他大学选修英美文学,课程要写六篇作业,他得了五个A,连那位老师都问他:「苏单,你为什么不读文科?」而且,无论什么考试,他的英文总是比数学分数高,主要是写作得分多。

医学院读到二年级末,他顺利通过医学博士考试,然后就逐一轮科实习。最好玩的是他在妇产科实习,告诉我们他已经参与接生了五、六个婴儿,傅莉听得有点荒诞感。接着他说他要确定专业了,五个月之内必须定下来,不能拖了。我们虽丝毫不懂医学这个行当在美国的情形,但当妈的毕竟曾是个医生,我们也须依据常识给儿子一点建议,我按照傅莉的指示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给他:

『关于你的专业,应考虑:一般而言,你比较喜欢做一个普通综合型医生还是专科医生?再进一步,你更喜欢常规手段还是高科技辅助手段的治疗?又进一步,你更倾向单一专科还是复合交叉专科?尽量不选择要么是太新的不成熟的、要么是太旧的面临淘汰的部门。传统外科需要好身体、好视力和灵巧,因而受年龄限制,一般五十岁就太老了。你有没有这样机会:一个欣赏你的专科医生愿意你当他(她)的徒弟? 』

儿子的回复是:

『我想做的专业:肠胃科、泌尿科、矫形外科、眼科、普通外科、整容外科、放射科。 』

我的天!傅莉就怕儿子干外科,他还偏就喜欢做手术。傅莉学医时,因为麻利、干练,加上十指纤长,外科主任逼她干外科,但她自知视力不好,坚拒这一行。 ——不过后来我们知道,如今美国医院里的手术,大部分是用电脑(机器人)做的。

后来苏单选定泌尿科,大概一则病人多、市场大,二则是高科技治疗手段。但他到纽约一家医院实习泌尿科一个月之后,却带回来坏消息:说一位泌尿科老医生告诉他,现在美国当个医生已经不合时宜了,不仅工作时间长,很多医生还买不起保险;更叫人沮丧的是病人也不再尊重医生,跟五〇年代以前大相径庭。所以他正考虑毕业后是马上去做实习医生,还是另作选择;比如再去读个别的博士学位。

这个变化是我未料到的,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太精明了点?当初选择读医是不是盲目了点?我想试着跟他说任何专业都会有其特定的困境和麻烦,但后来打住了,觉得也许应该让他自己去面对真相,找到出路。他刚进入医学领域的第一步,怎能不遇到挑战呢?他第一次有了一种他自己的幻灭,一如我们年轻时代在中国的那种政治幻灭。对他的幻灭,我却首先看作是自私,认为当个医生哪能没点奉献精神,实在是迂腐得很。试想一个被美国训练出来的学生,还怎么要求他们放弃自我,他们又怎会不首先很现实地度衡自己的选择呢?毋宁他们已经被选练成这样了。

苏单还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大约是2002年春天,张广达教授夫妇应余英时先生邀请,从巴黎来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五十年前他们在燕京大学曾是校友,却没见过面。有天张教授老俩口请我们吃饭,张夫人徐庭云对傅莉说,这么些年她先生一个人在外流亡,她只好信了主,把先生托付给上帝。

——摘自《寂寞的德拉瓦湾》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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