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汉唐文武，佛教法力，在历史上从未被化约为「中原」，毋宁其包容乃大，方成气象。现代中国只剩下一个狭窄的「汉」，其实是「民族主义」这劳什子作祟，也是近代耻辱造的孽，而近代的「脱汉」，跟现代化一样无法拒绝，看看历史，便知中共想「大国崛起」，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
所谓「汉化」，sinification，即中国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扩张，西方汉学领域早有的一个说法，也译为「中国化」，对应的词是disinificaion，脱汉。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但并非无远弗届，其间自有其限制。华夏文明覆被四海，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还归功于佛教的法力。汉化的历史积淀，即「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国：韩国、越南、日本。
汉化第一波的兴起，应是汉武帝在西元前一百年征服高丽，佛教被立为国教，中文书写也被引进，国王还设馆教授儒学。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却在高丽无法战胜当地豪强，也使中国不能彻底控制韩国，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贡制度，接受高丽的藩属地位，此宗主关系反而使汉化在韩国达到高峰，中国的技术创新、时尚、礼仪皆在韩国落地，上层社会习儒为荣，而平民阶层信佛成风。
南亚的越南，却在文化上更独立一些。汉唐之间，中国征服越南，并引进其稻米种植，北方的农业和人口增长甚为受益，越南则从中原学来灌溉技术，其农业也受益匪浅。越南对汉化，没有韩国顺遂，其区别在越南人的忠孝观和妇女地位，跟中国有明显差异，儒家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欢迎。中越之间的交换互利，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大米与佛教。
汉化在日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识的（intentionally）选择性吸收。西元六四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日本文人皆苦练中国书法和儒家经典。奈良时期佛教更是盛极，有五大寺，后来唐朝鉴真东渡，于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日本直接、间接从中国传入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晚唐以后自然还有禅宗传入。
综上所述，华夏泽被，皆朝东南：一个岛国、两个半岛。汉文明背后的亚洲腹地，则是游牧人的跑马场，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嘎然而止。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争夺生存空间，即胡汉之争，充填中华两千年史，戴蒙教授的游戏规则到此失灵，农耕人并不占便宜，毋宁是几番夷狄入主，明末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说十三世纪的「蒙古风暴」洗劫欧亚，万里荆棘铜驼。野蛮人有时候也「创造历史」。汉文明在血泊里依旧有「同化」的韧力，不觉自己也被野蛮「同化」了几分，却是无人深究的。
近代化与亚洲的脱汉
东南方濒临大洋的「汉字文化圈」，到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便面临瓦解，因为近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语言运动，连中国本土都有「五四新文化」。汉字书写系统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称为「脱汉」，在东南「三国」又大异其趣，缓急分殊。
如越南，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带来罗马拼音字母，起初也不能与汉字相抗，直到越南独立，特别是胡志明得手政权后，罗马化越南文由国策扶植，遂将汉字驱逐。在朝鲜半岛，北韩情形类似北越，即共产体制于一九四九年全面废除汉字，改行十五世纪韩人自创的「训民正音」；南韩则废止不彻底，夹杂使用汉字不绝如缕，后来政府又颁布「新订通用汉字」千余字。日本又类似南韩，其文字改革初颇激进，有以假名全面取代汉字、罗马字化、限制汉字三种方案，后因混乱而终止，改由政府不断颁布「标准汉字表」，终使千余字稳定在日文里。
这种「脱汉」的情势，也是近代一股潮流，所谓「中心衰落，边缘崛起」，欧洲亦然。颇可玩味者，不只是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在文化变迁中的操弄角色，更是文化认同抗拒的逐级递升——越边缘抗拒越激烈；而且，在一个反西方、反传统、反汉化的链条中，中国只是一个次中心，位置尴尬，却也暂时被冷战的新格局掩盖着。有一个所谓「共产主义阵营」关系，临时替代了中国与韩、越（皆为北半部）的历史关系，而且是旧式宗主关系的复辟；而在冷战的另一侧，即「工业东亚」，三十年前的「亚洲四小龙」，也是一个神话，此四地的经济发达或因缘于冷战超强博弈之偶然（如韩战），亦不过是国际资本运作的残羹剩饭，却过度解释为「儒家文明现代化」，继而又作「民主转型」的延伸叙述，其实台韩两地只具跛足民主制，而港新两地从未有过。冷战外壳褪尽，中国大陆的帝国旧姿态必然再现，当它面对破碎的「汉字文化圈」，也只能望洋兴叹，却惟有一个台湾，因为跟它的文化关系更加暧昧，而逃脱不了。
台湾「认宗归祖」的尴尬
在汉文明的地缘文化上，东亚的台湾离北京最近，政治分离殊为不易，若某种机缘凑巧，或能走掉，但它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只剩徒劳，其中是否也包括文化认同的抗拒呢？这是本文所感兴趣的。在这一路向的话语中，南岛语族的再发掘，自然提供了辽阔的想像空间。
一九六四年在台湾发现的「大坌坑」，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绝对是文化认同的强大原初资源。哈佛考古学家张光直诠释：「在中国有两群早期农业文化平行发展：一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另为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前述戴蒙教授已指出，一个农业发生的中心，便意味着一脉文明，台湾岛与整个华夏文明，竟平起平坐了，令对岸的「统一」话语霸权大打折扣；设若一个庞大的海洋文明在台湾找到了「祖庭」，这个岛上的总统再去「遥祭」远在陕西的黄帝陵，就有点勉强了。
但是，关于台湾文化上的「认祖归宗」，又有时间上的另一种「遥远」：调头转向认同那万顷碧波里的南岛语族，自然是台湾原住民的归宿，可对于无论四百年前，还是六十年前来到此岛的两拨大陆族群来说，也似乎有点勉强。这遥远，是四百年与七千年的距离；或许，把南岛族群赶出大陆的，恰是四百年前过来的那个族群的祖先，即华南人呢？而七千年前就分叉了的两个文明，是不能由你任选一个的。
「去中国化」，是否即指台湾人要去走一趟「脱汉」，即「汉字文化圈」那三国曾走过的路？能走得通吗？把文化认同当作政治分离的铺路石，是一件斩筋拆骨的事情，末了也只能构筑一座海市蜃楼；将汉字书写系统，当作中国「大统一」的替罪羊去攻击，纯属幼稚思维。还不要去说，一个族群抛弃它唯一拥有的一个书写系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即使看一看韩、越、日三国的前辙，便知轻率拆卸文字书写系统（「文字改革」）的后果是什么，如韩国人的后代，已经无法阅读他们祖先的典籍。 「脱汉」后的韩国，还生成一种「黑色幽默」，近年来不断跟中国人争夺汉文化「祖宗品牌」的专利权，声称诸如活字印刷术、针灸、围棋、粽子，甚至汉字，都是他们发明的，而引起被民族主义充分喂养的中国愤青们暴跳如雷，唯有令人喷饭而已。
这个岛屿，面对一座大陆，背靠一片大洋，夹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痛苦。一个是她无法抛弃的根柢，一个是被她遗忘了几千年的起源，两厢都由不得她。然而，不偏倚一侧，取两厢之利，方为上策，如何运用中华文明滋润的智慧，拆解大陆的欺凌，回首亲昵那无言的大洋，即善用「南岛关联性」，重构「南岛共同体」，她才美丽得起来。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