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九七前一年，各地游客蜂拥来港观看殖民地最后的日落，街道到处出售与九七相关的商品。

在1997香港主权转移的前一年，我在台湾出版了《香港1997》这本书。书中就香港九七后种种可能，分30个问题作预测性分析。二十多年后，香港一位大学的助理教授给我写信说，他将此书给学生作为阅读资料，读过的都表示，我的预测「难以置信的准确」。

在台湾举行新书发表会的情景仍然清楚记得。我讲到自1980年以来，对香港走向九七的每一步、每一领域都极度关注。我的预测不是占卜星相，而是从政治现实中见到的趋向。但我仍然怀抱着迷茫的幻想，希望自己的估计错，希望我所有的分析和预期都完全落空，希望香港仍然保有原来的活力。当时也想到最坏的情况，比我书中预期更坏、更不堪。

讲到最后，我声音哽咽了：「愿上帝祝福香港——我成长及给予我不少机会的地方。」

会后，生命中的过去纷纷涌上心头。我作为一个缺乏学历的中学毕业生，又置身在边缘化的左派圈子里，从事看不到有向上流动机会的文字工作。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凭个人努力和对编辑写作理念的坚持，而成就了得到社会认可的事业。我时年六十，想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若不是生活在香港，而是在中国大陆，我的遭遇会怎样？那些与我同期而去中国升学的同学，每一个都是负面的殷鉴。

香港，不仅给过我不少机会，而且也是许多地方来的人最感适意的地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香港经济和流行文化蓬勃发展，那二、三十年，我接触过各地来港或工作或读书或居留的人，几乎人人都喜欢香港。一位被派驻到香港新华社（即中联办前身）的大陆干部，数十年后在网页上说，从他踏入香港境内那一刻，他就感觉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了。九七前几年我访问台湾歌手罗大佑，他说香港是他生活得最自由、最能够激发创意的地方，他希望继续留在香港，至少以香港为基地向其他华人社会发展。

那二十年，几乎所有的外国重要媒体和通讯社，都把亚洲总部设在香港，即使他们更多时候要到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采访。特派员们把家庭设在香港，子女在香港读国际学校，他们自己在各地采访后都要回香港住几天。许多外国的知名学者，宁可在学术地位稍低的香港学府任教，其中一位教授对我说，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自由、效率最好，而且税制和办各种手续最明确简单的地方，没有之一。

那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许多人都说，在香港的生活比英国本土更好，机会也比英国更多。至少在经济发展上，香港更出色。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没有付出民主制度的代价，却享有了英国民主制度所保障的自由和法治。

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说过：「民主是最糟的政治制度，除了其他已经尝试过，比之更坏的以外。」

民主制度总是不停争吵，要付出效率的代价。民主选举往往看哪个候选人承诺给的福利最多，选票就会投给他，使人民仰赖福利而失去自我奋斗的动力。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保障自由和法治，以及顺利转移最高权力。人类在产生民主制度之前，所有的流血、宫廷恶斗、甚至战争的历史，都是起因于转移最高权力。

老子《道德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这是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管治状态。最好的是「太上」 ，「下知有之」 ，就是民众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但不当一回事，像空气的存在一样。 「其次，亲而誉之」 ，就是对政府爱戴而赞美，这只是次好，因为这意味政权掌握所有资源，它将资源让渡给人民而博得赞誉，但它也可以不给。 「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意思是再次，就是害怕政权；最糟，是侮骂政权。

我想，英治下的香港，就是处于这种「太上」的状态。在英国民主制度保障下的香港人享有自由，有独立司法保障的法律权利。政府存在，但没有人当它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它只是按规则为人民办事，而规则也清楚并且人人平等。

这种管治状态是历史上少见的。若失去了英国民主制度的保障，宗主国换了一个专制国家，一个掌握所有资源而从来没有过言论自由的国家，香港人的自由和法律权利还有保障吗？

「太上」的状态一去不复返矣。最好也只是「亲而誉之」，发展下去几乎肯定是「畏之」「侮之」，但我还没有想到比「其下」更坏的「下下」，连「侮之」都有罪。

无论如何，就像生老病死和灾难一样，要来的总会来。我奋斗了近二十年想保留下来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却越来越感势孤力弱，强权之下无疑螳臂挡车。

《香港1997》像是一首挽歌，意味着我在九七前为香港奋战失败的终结。 1997在一年后到来了（138）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