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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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濂 布谷在歌唱 2022-04-26 


上期节目,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在比较政治学界,会出现”重新带回国家”的潮流,讲到了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秩序、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等都至关重要。事实上,我发现,最近这些年,”国家能力”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万金油化”的趋势了:一个国家经济为什么发展?因为国家能力。为什么民主质量不行?因为国家能力低下。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因为国家能力下降。为什么战争结束了?因为国家能力上升……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被定义为”腐败”,用来解释经济落后,有时候国家能力又被定义为”经济落后”,用来解释腐败,等等等等。这就有点像犯罪学中的”童年阴影”了,每当一个离奇杀手出现,专家们就冒出来,从这个人童年的家庭关系说起,而且说得头头是道。

那么,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国家能力越强大越好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一个地球上已经消失的国家说起:苏联。为什么要谈论”苏联”?因为苏联曾经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它曾是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很多人甚至一度认为它将赶超美国,独霸天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风云一时的国家,在71年的生命之后,突然崩溃了,而且几乎是无声无息地崩溃了,仿佛掉进了历史的黑洞。或许,分析它的陨落,能帮助我们理解国家能力这个概念的限度。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苏联的国家能力都曾是非常强大的。尽管不同的学者常常用不同的尺度衡量国家能力,通常而言,有几个指标是最受公认的。一个是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就是国家暴力垄断的能力;二是财税状况,也就是政府能把多少社会资源聚集到自己手里来。这两点,大家都容易理解,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钱袋子,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

还有第三个,也是近年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的一点,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什么叫信息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的”视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其疆域内人口、土地、资源的信息——别小看这种信息能力,你如果都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人、谁去世了、谁出生了,你怎么征兵?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土地、公司、矿产,你又怎么征税?所以,枪杆子和钱袋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信息能力。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通常也是土地册啊、人口普查和登记啊,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学者James Scott写过一本书,叫做《Seeing Like a State》,在中国被翻译成《国家的视角》,表达的就是类似的意思。可以说,强国家就是政府视力2.0的国家,弱国家就是高度近视的国家。强国家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疆域上所发生的一切,一切人口、一切生老病死,一切经济活动,一切武装力量,到21世纪,甚至还包括几亿人里每一个人的脸型、指纹、体温,而弱国家的政府,作为高度近视患者,它眼中的世界是模模糊糊的,又因为模糊,它走起路来必然是跌跌撞撞的。所以,信息能力也是国家能力中重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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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用这几个指标来看看苏联。首先,苏联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今天,俄罗斯,也就是前苏联解体后的主要成员国,仍然是世界上核弹头最多的国家。2018年,它的GDP只有美国的1/12,但是它的核弹头仍然数量超过了美国,显然,这是前苏联的政治遗产之一。警察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苏联不但有警察,还有”秘密警察”,也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系统。你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著名的苏联笑话,说苏联人在一起谈论什么叫幸福?最后的结论是,幸福就是当克格勃半夜敲门、宣布”伊万同志、你被捕了”的时候,你惊喜地告诉他:对不起,伊万住在隔壁。

正是因为军队警察力量强大,苏联政府在其国土上的暴力垄断能力无人匹敌。在其71年的历史上,除了最开始和白军的内战,以及二战,苏联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莫斯科的大街上绝没有墨西哥式的毒品黑帮;阿富汗式的军阀割据也是闻所未闻;至于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那是有一个杀一个,甚至可以说,有一个杀十个。我们知道,哪怕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刺杀总统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甚至在纳粹德国,也发生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苏联历史上,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有过刺杀最高领导人的事情吗?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别说刺杀斯大林,就是斯大林死了,身边的人居然很长时间都不敢过去检查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前两年有个电影《斯大林之死》,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以黑色喜剧的方式表现这个事情。可以说,苏联整个国家鸦雀无声的程度,真的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古拉格群岛,苏联用来流放各种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地方。我出于好奇专门去查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反抗,毕竟,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俄罗斯称为”战斗的民族”,那么,这个战斗的民族在古拉格群岛有没有”战斗”过?答案是:没有。在古拉格集中营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武装反抗。唯一一次勉强可以称为有组织的武装反抗,还是集中营的几个看守组织的,是一次逃亡行动,参与者大约有一两百人。根据《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本书,这次逃亡的结局是这样的,”最后的决战发生在1月31号,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当民兵逼近时,一些暴动者开枪自杀。内务部派人围捕森林里的残余暴动者,将他们逐一射杀。尸体被堆放在一起,民兵将其肢解,然后拍照留念。从档案里的照片来看,变形的尸体浑身是血地躺在雪地里。没有人知道尸体被埋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集体逃亡的下场,这就是苏联的国家能力。即使是传奇的”战斗民族”,政府面对社会,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再看苏联的财税能力。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政府的税收能力,通常是指政府能从整个社会生产的蛋糕中切分多少,也就是能收百分之多少的税。一般来说,政府往往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服民众多交一点税,有时候说服不了,还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当年大英帝国,想说服北美民众交点印花税,茶叶税,结果直接就被北美人民用扫把赶回了大西洋对岸。但是,苏联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直接把经济全部改造成了国有经济,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所以,问题不再是国家能从社会中切割多少”蛋糕”,而是社会能从国家手里分到多少蛋糕渣。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苏联期间几乎没有组织的反抗。当你的工作是国家给的、你的住房是国家给的、你孩子上的学校是国家的、你的粮票是国家的、甚至你出门上个火车都要国家开的介绍信,你怎么反抗?你反抗就相当于金鱼拼命跳出鱼缸,你以为自己在自救,其实你是在自杀。

再来看苏联政府的信息能力。经济信息就不用说了——既然是计划经济,政府必然要全方位地掌握关于生产、消费的信息。人口的信息也不用说,苏联时期有一种证件叫做Propiska,既是户口,又是迁徙证,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作许可证,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政府对每个人的位置与流动可以说有显微镜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鼓励所谓积极分子,政府还塑造了一个庞大的相互告发系统,使得政府清清楚楚地掌握着每个人的私生活信息。这一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本叫做《耳语者》的书,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Figes写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时期家庭生活。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耳语者,英文叫做Whisperers,也就是窃窃私语的人。为什么要”窃窃私语”?因为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每个人都怕自己所说的话会被亲友或邻居告发,哪怕所说的话无关政治、更不反动,但是,无名的恐惧始终存在,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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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军事能力、财政能力、信息能力,还不是全部,在苏联时期,最具苏联特色的,恐怕还是国家的思想改造能力。苏联时期的洗脑,不仅仅是依靠暴力威胁或者宣传口号,它有一整套的仪式、程序、配方,让活泼泼一个人走进去,然后像个被格式化的机器人一样被吐出来。出来之后,就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散发着同样的气质,拥有同样的审美,甚至穿着一样的衣服,总之,拥有了一种”集体人格”。这种思想改造的成功,大约就是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德国,还会发生军官们联合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斯大林的苏联,哪怕被斯大林亲手送到了断头台上,革命将领们还在热泪盈眶地高喊”斯大林万岁”。 好,现在我们清楚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国家能力。然而,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短短71年之后,坍塌了、消失了。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做”苏联被美国给拖垮了”。这个说法显然不够有说服力,最简单的反问是:两国竞争,为什么被拖垮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如果苏联真的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代表了未来,那么被拖垮的理应是美国对不对?

还有一个常见的解释,是”苏联被戈尔巴乔夫给搞垮了”。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就算戈尔巴乔夫是个坏人,想搞垮苏联,问题是:”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如果民众”不答应”,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垮一个国家对不对?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权的倒台、还是各个共和国的独立,都没有遭遇民意的大规模抵抗。哪怕沙皇政权当年倒台的时候,都还有几十万人加入白军,为旧政权而战,但是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责任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也是说不通的。

苏联的瓦解,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其国家能力过于强大。

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这个国家失去了刹车机制,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导致它一条道开到了悬崖。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它消灭了社会,从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馈机制和压力机制,最后只能靠”死机”来实现”重启”。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它走向了过度扩张,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最后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总之,无节制的国家能力导致过于庞大、沉重的政府,最后这个国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苏联的崩溃恰恰是因为”国家能力过于强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苏联的秩序。的确,在苏联,暴力是高度垄断的,不存在当代墨西哥式的分散暴力,更看不到任何力可敌国的武装叛军。但是,当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完全被抹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实力对比完全不对称,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社会失去了谈判能力,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苏联1932年左右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因为强制性的过度粮食征收,加上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乌克兰发生了惨烈的饥荒,导致3-7百万人死亡。政治迫害更是举世闻名。据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管党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政权的迫害,占人口大约八分之一。仅在1937和1938年,至少有68万人因为”危害国家罪”被枪决。甚至党内高干也不能幸免。1934年苏共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102人遭枪决。这就是苏联式”秩序”的代价。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泪水、挣扎、恐惧与绝望。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当苏联走向解体的时候,为什么人民群众就”答应了”呢?答案恐怕就在这些挣扎和恐惧中。

暴力的过度扩张不仅仅是在苏联国内,也向国外蔓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对其卫星国捷克的民众抗议,苏联一口气把两千个坦克给开了过去,扑灭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克之春”只是类似霸权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东德1953年的风波,还是匈牙利1956年风波,它们难以掀起风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最严重的一次过度扩张,则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种意义上,阿富汗对于苏联,就像是越南对于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踏进一个弱小国家,以为自己可以轻松搞定,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怎么也跳不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后面讲到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会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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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


再来看苏联经济。超强的国家能力有没有带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有。至少在一个阶段内如此。斯大林上台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时间去实现西方国家100年的工业化成果。于是,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发动了经济引擎。1928-1940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年均5.8%,1950-60年是5.7%,所以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才会宣布苏联1970年人均GDP将要赶超美国。不但他这么自信,当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也认为苏联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减速。1960年代经济增速跌至百分之4点几,1970年代跌至百分之2点几,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点几,而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跌到了负数。


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发展会先加速、后减速?同样是因为国家能力的过度拉伸。简单来说,第一,过强的国家能力扭曲了经济结构;第二,”发展型国家”一旦过度,就成了”掠夺型国家”。因为国家指哪打哪,苏联经济模式被扭曲,重投资、轻消费;重军工,轻生活;重模仿,轻创新;这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了后劲,陷入”短缺经济”的陷阱。而且,在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下,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对普通人来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他们为什么要积极生产和创新?在所有的苏联笑话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以一个工人的视角说的,他说: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工资。”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苏联经济的全部问题:劳动者根本没有动力生产,而政府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

再来看苏联的思想改造。的确,苏联一度成功地改造了无数人的头脑,但是,这种成功同样是自掘坟墓式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号召人们为了集体放弃个体、为了国家放弃家庭、为了理想放弃利益、为了理念放弃情感……可以说,它是向人性开战。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复杂,是多变,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而思想改造是什么?是消灭复杂,消灭变化,让人类完全变成天使。这可能成功吗?不可能。如果要强行把现实按到理想中去,结果就是假大空。这就像吹气球,你可以把一个普通的气球吹到西瓜那么大,但是再吹下去,它随时就可能爆破。

《耳语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我非常难忘。里面讲到一个所谓反革命教师,他被枪毙后,他的遗孀和孩子为了生计投奔这个教师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两层楼的房子,却拒绝收容他们,甚至不愿给长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饭吃,他们只好在村子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住。而在他们住在村子里的15年里,奶奶家的亲戚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哪怕周围肯定没有人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人际关系如此的扭曲,连奶奶都不再怜惜孙女,或许能证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国家更强大的是人性。人们渴望亲情、渴望友谊、渴望舒适、渴望美……或许人们会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暂时放下这些渴望,但是,最终,人类通过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会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后重新浮出水面。 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显然,并非如此。或许,国家能力和治理绩效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在一个区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有助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政治秩序,但是过了某个点之后,国家则可能因为失去任何缰绳而变成破坏性力量。经济学者Acemoglu在《狭窄的通道》这本书里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用的词叫”被缚的利维坦”。什么意思呢?他说国家状态有三种:一种是国家缺失,一种是国家强大,第三种则是”被缚的利维坦”。没有利维坦就不会有秩序,但是利维坦过于强大又可能反噬社会,只有”戴上镣铐的利维坦”,就像被套上缰绳的马匹一样,既能干活,又不会随意踩坏庄稼。

其实,苏联的故事何止发生在苏联。历史上,有过许多类似的情节:一个强大的国家走向过度扩张、最后因为过度拉伸而脆断。中国历史上的秦朝、隋朝,蒙古帝国、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国家建构都可以说登峰造极。但是,当扩张变成过度扩张,河流变成洪流,细雨变成暴雨,国家能力就成为一种诅咒。

不奇怪的是,这些国家都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强大,另一个是短暂。大一统的秦朝只存在了14年,隋朝只存在了38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年,红色高棉执政只有4年。相比之下,苏联还算是长寿的了。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71年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显然,这些国家的昙花一现并非偶然,水至清则无鱼,国至强则易断,在强大和短暂之间,或许存在着一种悲剧性的联系。当一个国家所向披靡,失去制约,或许没有人可以战胜它,但是,它可以成为自己最强大的敌人。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本文为”看理想”音频节目《可能性的艺》的第16讲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