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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今天中午休息时间要不要一起去看《黄土地》？」张敏仪打电话来问。这大概是1984年间的事。其后几十年来往，我们还常常讲起这桩溜出去看电影的事。 《黄土地》是文革后第一代导演陈凯歌揭露中国贫穷面貌的影片，在香港上映不太卖座。我和敏仪都说过想看，但两人都忙。于是有了这个利用中午时间去看电影的事。

那时，正是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热火期间，敏仪1983年从香港电台借调到政府新闻处任助理处长，协助传媒采访及了解情况。因《七十年代》对香港前途最关心，于是这时候我们之间交谈较多。尽管我们早已相识。

现在的人，大概很难想像一个政府高官和一个媒体人相约看电影的事。或者会被传二人有什么绯闻。实际上我们只是气味相投的朋友。除了看《黄土地》，我们还一起看过云门舞集在香港首演《薪传》，她边看边拭泪。

她的上司、新闻处长曹广荣也是我的朋友，常常打电话联络或约饭局。记得曹有一次打电话问我「lame duck」翻译作「跛脚鸭」是否适当？有没有更能够表达其意的译法。大概因为面对九七，港英对这个词特别敏感。

这是八、九十年代的官民关系。那时候的政府部门，都是为了服务市民，高官也就是服务市民的高级公务员，不会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们想访问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就请新闻处帮我们约访。友谊会有些方便，但没有特权。比如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9月26日草签，定在下午三点公布。张敏仪答应让我早两小时去新闻处一个房间看全文，但要等规定公布的时间到了，我才可以走出房间。遵守规则的方便，是让我早一点知道内容，好写稿或回应媒体访问。

张敏仪后来升任新闻处长，1986年调回香港电台任广播处长。她年轻貌美，被称作「最美丽的处长」。当了广播处长之后，尽管我常接受香港电台的访谈，但都是具体负责人跟我联络，我与张之间就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了。不过，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张敏仪为人直率，有脾气，不高兴时会骂人。但骂完了大家还是朋友。年轻时她开车是出了名的糟，坐过的朋友，把她的车称作「天堂一号」。我坐过一次「天堂一号」，她居然把车开到对面的行车道上。我提醒她，她才赶紧换过来。

她工作热诚和投入，做什么就爱什么。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堪称敬业乐业的典范。她在新闻处时，对香港前途谈判的过程一直紧跟，阅读和观看几乎所有媒体。她有自己的坚持，也不吝和我们分享看法，但不是为一定的政治取向吹风。可以做到的事，她一定努力促成。做不到的，她直接说不行。

在广播处，她开创了《城市论坛》《议事论事》这些节目，开拓了言论自由的公众空间。港英政府高层和议员们，对香港电台新闻节目的独立采访报导一直有意见，设立《城市论坛》遭警务处长反对，说会引起暴动。但张敏仪顶住所有压力，坚持言论自由。曾有高官对张敏仪说，你要管住你的记者；她的回答是：我管不到我的记者；传媒的前线工作是最重要的，无论记者还是编导，主管必须给他们自由，如果未做之前就设下许多框架，就什么都做不了啦。

1994年，《明报》记者席扬在北京被捕，法院裁定窃取国家机密罪，判徒刑12年。这是香港记者在中国被判刑的首例，在香港引起极大震动。但《明报》对此不置一词。当时我记得有一天在黄永玉家中，《明报》老板查良镛和张敏仪均在场，张直接问查先生，为什么《明报》不为此表态。查说，我们已经向大陆私下表达关心了。张仍然穷追不舍地问：为什么不公开表达意见？

张也常常因对我写的文章有意见而向我当面质问。我有时向她解释，有时就说，等时间证明吧。我们争论过不少，却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

她每天看报纸和杂志的阅读量，使我这个爱阅读的人都吃惊，因为几乎所有报纸的专栏文章她都看过，常表达一些我没读过的文章的意见。她又爱看电影和电视剧，许多电影电视剧都是她介绍我去看的。

她关心朋友。 2003年12月30日晚上，她和我在同一饭局用餐，她接到电话，立即离去。后来我才知道有人来电告诉她，梅艳芳进入弥留状态，她立即赶去医院。她出道时的「师父」林乐培已经九十多岁了，张敏仪每年都一定不会忘记去和他过生日。

2008年，妻子丽仪罹癌住院，张敏仪多次去看她，丽仪也很高兴。在丧礼上，她一直留守，帮我招呼朋友。

想到港英时代的高官，我就会想到张敏仪。她不是最高层的官员，其他官员也未必像她那样有人情味，重友情，平易近人。不过，主权转移之后，我肯定香港管治层不会再有另一个张敏仪，永远没有。 （139）
图，2016年在伦敦与张敏仪一起观看云门舞集，演出后与林怀民合影。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