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无处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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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阿尔丹•布兰奇 文
康正果 译

【康正果微信按语:耶鲁校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讲的是清末留美幼童被朝廷召回后唯一再次返美在耶鲁本科毕业,获得学位的李恩富在美国的艰难经历。他是在美国首次发表英文著作的亚裔作家,两次婚姻育有儿女四人,他和他儿子、孙子以及曾孙四代人皆耶鲁校友。不幸受当时美国排华法案的阻挠,终未入籍美国,抗战中返回中国,死于日本军机空袭广州。本文作者采访了李恩富在美的后代,叙述了他们一家人不为世所知的经历。

未知康正果中译此文时的心境,我在微信读到他的译文,却心有戚戚焉,容闳乃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既是留美先驱,又创幼童留美计划,继而又为师夷之长、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诸大事之倡导者,相比之下,那个唯一返美的「幼童」及其身影是何其凄凉,中西交流的大叙述,总是铺垫在无数渺小个体的寂寞之上。 ——苏晓康又及】

理查•李(本科60级,医学院64级)有个喜讯,他要和他的女友苏珊成婚了。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即将进入医学院。回到康州新迦南的家中,他首先将此喜讯告诉他父母,父亲把他带入书房,关上了门。

他父亲路易•李(本科27级)有个秘密。据理查和他妹妹佩妮所知,他们李家是白人 (正如佩妮所云,母亲乃爱尔兰裔。)但现在路易却告诉理查,他的祖父来自中国,名叫李恩富(Yan Phou Lee),30多年前离家出走,估计早已去世。几十年后,理查•李回忆说,“我父亲和他哥哥从未向外人提及此事。因为我父亲担心,我的中国血统若被他人知晓,苏珊和她的家人可能会拒绝我的求婚,阻止我们结婚。”

然而情况并非那么糟糕。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查的从医职业也干得不错,有关他祖父一直被瞒着他的非凡人生,他了解得也越来越多了。他祖父李恩富于1887年毕业于耶鲁本科学院,是一位作家,做过讲师和编辑,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是第一本由亚裔美国作家出版的英文书。

在美国谋生的50多年内,李恩富曾参与一个开创性的项目,在美国学校教授中国男孩,广泛讲授中国文化,为报纸和杂志撰写和编辑文章,并育有四个子女,他们都有各自感人的生平故事。他和他家人的故事是一幕四代耶鲁校友的故事,那些伤心、悲惨和交织着勇气拼搏的往事涉及到西方的理想主义和罪恶的种族主义。

这个故事要从另一位名叫容闳的华人说起。他先是在澳门和香港受教于耶鲁出身的传教士。 18岁时前往马萨诸塞州,就读蒙森学院(Monson Academy),随后就读耶鲁大学,于1854毕业,成为第一个从北美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直到此后的20多年,耶鲁的华人毕业生,仅容闳一人而已。但容闳后来回忆说,“在离耶鲁之前,我已下定决心,要为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代人争取到受教育的优势,只有通过西方教育,中国才能重振生机,变得开明和强大。”

1871年,容闳回国在清政府任职,终得以将此设想付诸实践。他说服朝廷,设立了一个名为“中国教育使命”(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的项目,该项目每年将把30名年龄在12至16岁的中国男孩送至新英格兰,从中学读到大学,全面接受美国教育,让他们学有所成后,把技术和工程专业知识带回中国,创制国产的工业和军事产品。

容闳获任该计划的两名委员之一。他们招募的男孩大多来自上海和广东地区。那时候要招到已受过足够教育的男孩出国留学并非易事,出国留学被认为是一条背离儒家读书做官前程的歧途。报名应考的男孩大都是商人的孩子,而出身士大夫家庭的孩子则为数极少,12岁的李恩富便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广东省香山,祖父是一位教育官员,父亲经营花轿租赁生意,不幸在他未满12岁之前就已去世。当一位在上海的表亲告诉李家有关送幼童出国留学的消息时,李恩富征得母亲同意,随即应考。他后来回忆说,“能趁此机会一览海外的世界,正是我那时的心愿。”

孩子们先是被送到上海作行前受训和学习英语,每年从中选派30人出国。李恩富在次年被派往国外。 1873年,他和他的同学们在上海乘轮船出发,途经横滨,在旧金山上岸,然后乘火车抵达马萨诸塞州的春田。他在后来所写回忆录中所说:“在我们一路东行的旅途中,除了火车遭抢劫、随后的引擎撞坏和工程师被谋杀之外,再无其他情况败坏我们初次乘坐火车的兴致。”接下来他又描述了一段令人痛心的经历,包括枪声、金币失窃和打扮成印第安人的强盗。考虑到他那本书属于儿童读物,难免让人怀疑他所写的事件是出于虚构,还是经过修饰。但当时的报道多少能证实他的记录。据云那年7月,一列火车在爱荷华州阿代尔附近的确遭到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抢劫,一家报纸报道称,乘客中确有30名中国学生正在前往马萨诸塞州的春田。

在此前两年,容闳已移居哈特福,在那里成立了留学生总监部。通过他在耶鲁和公理会教会的关系,容闳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西部组建起一个寄宿家庭系统,学生们在学期中可分别寄宿不同的家庭,假期中则定期聚集在哈特福那座精美的维多利亚式总监部大楼学习中文,以确保他们不致荒废母语。

李恩富被安置在春田一位医生家,医生名叫亨利•维尔,他妻子名叫萨拉。李恩富回忆他初抵车站时的情景说,“萨拉搂住我,亲吻我……那是我此生接受的第一个吻。”(李在后来的生活中仍然与这家人保持密切关系,并给他儿子克莱伦斯起的中间名是维尔。)

这批留学生学业优良,颇受称赞,在哈特福开明人士圈内备受关注。那时候作家马克•吐温和斯托夫人家,以及由耶鲁大学校董,极负名望的约瑟夫•特威彻尔牧师所主持的避难山公理会教堂都在总监部大楼附近。特威切尔成为包括李恩富在内的许多学生的重要朋友和盟友。到1877年,耶鲁大学第一个毕业的学生曾溥从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毕业,成为继容闳之后第一位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

李恩富先是就读春田公立学校,1878年转入纽黑文的霍普金斯中学,在那里他寄宿在另一人家。 1880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英语写作成绩也名列前茅。那年秋天,他与其他5名留学生进入耶鲁大学。 (耶鲁当时是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大学:43名进入大学的留学生中,有20人被耶鲁录取。其次是麻省理工学院,另有8名留学生进入该校。)

然而就在李恩富和他的同学们在学业上取得巨大进步的时候,清政府风闻的报告却引起了朝廷对留学生的担忧。受到基督教家庭和美国文化的熏陶,学生们吸收的知识远超出容闳所承诺的科学和工程专业知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美式着装,还有个别人剪掉成年男子应蓄的辫子。

更加引起总监部不安的是,许多人对基督教产生好奇心,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已暗地里改变信仰。李恩富后来写道,1876年著名的福音派牧师穆迪(D. L. Moody)在春田的复兴布道会也让他有所动心。他说:“我亲自拜见穆迪先生,此行坚定了我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决心。”只是因担心自己被遣返中国,他始终不动声色。

1881年夏,消息传到哈特福,清政府命令全体学生回国,留学项目立即被草率撤销。李恩富就读耶鲁仅仅一年,就被迫弃学而归。在哈特福火车站,留学生们与当地的朋友和所寄宿的家庭挥泪而别,踏上了穿越美国大陆的归程。

他们回国后受尽冷遇。尽管学生们承诺效忠朝廷,但满清当局却认为,留学生浸淫西方教育,已荒废中文技能,他们的西化做派也难以适应衙门内的工作。他们于是多被派往海军做技术工作,李恩富则被派到他并不乐意去的天津海军军官学校。在几年后接受的的报社访谈中,他说:“我们回国后所受的待遇形同罪犯,统统被关起来严密监视,以防逃跑。”六个月后,李恩富溜之大吉,他趁休假之机擅离职守,前往香港。

在此后的一年左右,他努力工作,筹集返美的旅费。在此期间,他在广州的一个长老会教堂受洗为基督徒。在1883年圣诞节,他剪掉辫子,随即登上一艘去纽约的轮船。

那时候李恩富并无家人和官方资助,要回耶鲁读书,只有自谋生路。他硬是靠自己写作和演讲的技能,向美国受众讲述中国的国情和习俗,并在一家名为《觉醒》的儿童杂志社找到一份工作,在该杂志上发表了12篇描述他在中国童年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一本专着,题名《我在中国的童年生活》,于1887年出版。正是因此书,李恩富成为首位出版了英文著作的亚裔美国作家。

1884年秋,李恩富靠他办讲座的收入,得以重返耶鲁就读,成为1887届的大二学生。他在演讲和英语写作方面获得大奖,被选入博学者学会和北美最古老的学术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此后他又在毕业典礼上荣膺毕业生演讲嘉宾。

1887年,禁止中国移民的《排华法案》已颁布五年,有关“中国问题”的争论仍充斥美国政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李恩富早在毕业前已确立其的作家和演说家的身份,他向美国受众介绍了风趣的异国风俗,让他们领会到中国文化的值得亲善之处。但他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则另当别论。他在演讲中为中国移民激烈辩护,并痛斥了美国人的偏见,因而在耶鲁的精英听众中一时引起轰动。 《哈特福报》报道说,“在中心教堂众多的毕业典礼演讲中,香山华人李恩富的演讲特别引人瞩目。他的演讲不断被响亮而持久的掌声打断,这是正式场合少有的现象。他畅抒自己的想法,讲述了华人的处境,以切入官方政策的方式发表言论,起码让在场的政府代表们感到十分动听。

但来自纽约的政治家和未来的参议员Chauncey Depew却在当天晚些时候打趣说:“今天早上我听到包括李恩富在内的十几个人在中心教堂演讲,我得出的结论是华人非走不可。我们不能容忍这种竞争,我和议员William Evarts均持此看法。”

26岁的李恩富一时间似乎独占鳌头,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即打算在秋季读研。他已出版一本新书,又交上了一群关系很好的朋友,毕业典礼刚过一周,他就娶了一位年轻富有的纽黑文女子,其家乃纽黑文建城时期的老户。

李恩富到底如何接识24岁的伊丽莎白•莫德•杰罗姆(Elizabeth Maude Jerome),并无确切记载,两人毕竟同在纽黑文居住数年,有可能是在教堂和社交圈中邂逅相逢。杰罗姆是赫泽凯•吉伯特(Hezekiah Gilbert)的孙女,赫泽凯在今日的西河附近拥有土地。(这家人住在吉伯特大街)。伊丽莎白是她父母唯一幸存的孩子。据一份八卦报纸的估计,她预计继承的遗产在6.5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可折合现在的200万到300万美元。

婚礼在新娘家举行。约瑟夫•特威彻尔牧师主持了仪式,来宾包括耶鲁大学的教授们和容闳。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以不同程度的赞同、好奇和兴奋报道了这桩婚事。(只要你在现存的旧报纸中搜索到李恩富的名字,就可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随意嘲讽华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多么可笑。) 新婚夫妇去罗德岛的望丘欢度蜜月,但报纸报道说,他们缩短了旅行,因为“每当他们出外散步,都会碰到数百只好奇的眼睛注视着他们。”

到1889年底,李家有了两个孩子,女孩名珍妮,男孩名吉伯特。李恩富在研究生院就读的时间并不长,1888年,他受耶鲁大学同学的邀请,前往旧金山,在该同学家的银行工作。伊丽莎白在那里曾陪他短暂逗留,不久即返回纽黑文。当李恩富于1890年回到纽黑文时,他们的婚姻因受外界的流言蜚语及媒体的渲染而告终。

那年五月,据报纸上报道说,伊丽莎白指控李恩富有婚外奸情而提出离婚。又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李从加州抱病归来,经医生诊断,说他患有一种难以治愈的体质性疾病,其实就是委婉地暗示他染上了性病。50多年后的1944年,李恩富的女儿珍妮•杰罗姆在给她的家庭律师所写私人信件中曾微妙地暗示说:“我妈妈与父亲离婚,是因为伦纳德•桑福德医生告诉她,我父亲的私生活十分堕落,与他这种人过下去太不安全。”珍妮更提说她父亲曾偷他岳母的钱,说他“想把一个年轻的华人女孩介绍到她家里,口头上说是给我当保姆,实际上是奉陪他。”

李恩富放弃对簿公堂,他写信给特威彻尔牧师,说他实在不想“去法庭上辩白那些家丑是非。他对《纽约世界晚报》说,众多麻烦都肈自他的岳母,她憎恶他“如同毒药”。

在这场轰动一时的离婚事件后之后,李恩富便与和他妻子家恩断义绝。伊丽莎白恢复了她娘家的姓氏——杰罗姆,吉伯特和珍妮也不再姓李,从此随母而姓。珍妮在她1944年所写的信中说:“我母亲对他的嫌恶与日俱增,她终生痛悔自己的草率成婚之举惹她母亲不悦,更给儿女招致羞辱,害得全家人痛苦不堪。”

离婚事件和传自外界的丑闻肯定抵消了李恩富17年来在纽黑文和新英格兰建立的友谊和人望。在离开纽黑文后的十年中,李恩富尽管想方设法,发挥他西方精英教育和中国背景相结合的优势,却因遭受嫌疑和歧视,不得不频换职业,辗转各地。

从1890年到1900年,他从事的工作堪称五花八门。他曾在纽约出版一份主日学校杂志;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的一所华人学校做过助教;在南方各地宣讲,有时被误称为李恩富牧师;他还曾短暂就读范德比尔特医学院;1893年,据某家报纸报道,他曾在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上做算命先生;他还经营过一家乡村商店,为《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写过一篇揭露丑闻的报道,内容是关于黑帮分子经营的纸牌游戏。他在纽约的法院当过口译员,在1897年田纳西百年博览会和1899年费城国家出口博览会上经营中国展览馆,在特拉华州经营一家卡车农场。

正是在田纳西州,李恩富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索菲•弗洛伦斯•博尔斯(Sophie Florence Bolles),两人于1897年结婚。1904年,他们与儿子克拉伦斯•维尔•李(Clarence Vaille Lee)和路易•爱默生•李(Louis Emerson Lee)在新泽西州北部定居。第二次婚姻持续了30年,但未必幸福。

他们的孙女彭妮•温菲尔德(Penny Winfield)说:“他们的婚姻并不成功。索菲•弗洛伦斯很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而李恩富那么年轻就来到美国。他确实曾与他在美国寄宿的家庭很亲近,但我还是觉得他缺乏建立亲密人际关系的能力。”

不管他们一家人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短还是久,李恩富总是在从事很多不同的工作。他曾在新泽西州的两家小镇报纸做过编辑,还在唐人街做过几年家禽生意。20世纪20年代,他任《美国银行家》(American Banker)杂志的执行主编。关于这份工作,李在他的第50届耶鲁校友聚会纪念册中说,他“竭尽全力,编成一份很好的金融杂志,”在1927年辞去那份工作时,他还说“那出版商待人不错,他不只欣然接受我辞职,还送给我一块好手表。”

李恩富以嘲讽的笔致叙述了导致他在那一年离开家人,回到中国的不满心情,其时他已65岁。回到中国,他先是在广东教英语,然后在1931年至1937年期间编辑英文《广东公报》(Canton Gazette)。只可惜事与愿违,李恩富回到了中国,却没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平安。1938年,日本开始轰炸广东。1938年3月29日,在他与耶鲁同学的最后一次通信中,李恩富写道,“我们这里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一场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战争。

日本的轰炸机每天都会空袭这座城市,有时多达三、四次。人人都得为活命而自救,哪会有时间去上历史课。”李在1938年曾写信给女儿珍妮和儿子克拉伦斯,向他们要钱,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的家人推测他死于空袭,即使找到了他的尸体,恐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

1894年,在他所接受的访谈中,李恩富对自己多变的职业生涯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态度。他说:“至于我未来的计划,可以说我已安于不做任何计划。我的座右铭是‘不抱期望,就不会失望’”。
在众多的耶鲁毕业生中,像李恩富这样最初满怀希望,此后却潦倒终生者绝非仅他一人。很难确知,他的困境到底与他那有时显得尖刻的性格,以及他不同寻常的青春期,抑或他所面临的偏见有多大的关系。他的曾孙本•李(Ben Lee)说:“我想他是那种无论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的人。”

李恩富很晚才被定位为亚裔美国作家的先驱,这一进展庶几可告慰他于地下。史密斯学院英语系和美国研究教授弗洛伊德•张(Floyd Cheung)说,早期的亚裔美国文学学者对李恩富那本《我在中国的童年生活》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认为该书“虽以富有异国情调取胜,却难免有刻板老套之嫌。最近,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评论家都认为,李恩富利用他娴熟的体裁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毕竟是做了有益的文化工作。”

李恩富离美时曾接受美国移民官员的询问,当他被问及属于哪个国家的公民或臣民时,李答曰:“这很难说。我曾拿到成为这个国家公民的第一份文件,但由于排华法案从中作梗,我至今没拿到最后一份文件。”

“那你该算是中国公民了吧?”
“我想就算是吧,也可说我不是任何一国的公民。”

已故的亚裔美国文学学者凌艾美(Amy Ling)在一篇谈及李恩富的文章中道出了李这种身份暧昧的处境,并进而作出更为明确的阐述。也许凌这番衡量李恩富身世的话能让他地下得到安息。她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人死后必须归葬故土,他们应有子嗣继承家族的姓氏,以便上坟烧纸,祭奠他们的亡灵。否则,他们会成为孤魂野鬼,无所归属,难以荫庇阳世的儿孙。李恩富并无已知的安息之所,他死后仍如生前,魂魄伶仃,游荡在阴界和阳世之间。无人可给他扫墓,正如他没能给他的养父扫墓。在两种文化相遇的边界上,李恩富可谓陷入此艰难处境的首当其冲者。也许正因如此,不知在何处安息的李恩富似乎得以孤立于封闭的中国传统习俗之外,同时也与美国的种族主义拉开了距离。因此他得以安息在他自己的处所,一个亚裔美国人特有的处所。”

李恩富姓杰罗姆的儿女

李恩富第一次婚姻育有两个孩子,儿子吉伯特和女儿珍妮。他们成长在纽黑文白种-安格鲁-萨克逊-新教(WASP)的特权社会中,两人均与他们的母亲及其家人尽可能从他们的生活中抹去他们父亲的存在,包括不再姓李而改姓母亲娘家的姓氏杰罗姆。关于珍妮,《纽黑文纪事报》(New Haven Register)后来概括勾画说:“她童年时所受的教养毫无东方人的特徵。”但珍妮却说,他们还是因长相而受到同龄人另眼相看。她后来告诉访谈者说:“我们经常独自玩耍,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比其他人更关心文化问题。”

珍妮只是在就读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四年中一度离开纽黑文,她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此后在纽黑文公共图书馆做了35年的艺术图书管理员。她显得与众不同,在她整个的成年生活中,她都把头发编成辫子,身着白色蕾丝领子的黑衣。1910年代,她和母亲住在他们在韦斯特维尔(Westville)建造的住宅内。1939年母亲去世后,她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79年91岁去世。她终身未婚。

而她的弟弟吉伯特却享年甚短。他是一个头脑机械的男孩,喜欢画漫画。他就读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1910年毕业,获电气工程学位。他是美国新童子军在纽黑文的第一个成员,大学毕业后,他在纽黑文的童子军中获得一份带薪的工作。

但吉伯特酷爱航空飞行,1917年在佛罗里达度假时,他遇到了耶鲁的朋友,他们让他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在他度假期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华盛顿特区,加入了陆军航空队,随即在麻省理工学院受训后便从征出国,加入法国第八军,驾驶SPAD双翼飞机。1918年7月11日,在一次晨间巡逻中,吉伯特•杰罗姆中尉击退了几架德国攻击机后,他的飞机在布拉蒙特村附近被高射炮击落,他因此丧生,随即被安葬于当地的一个公墓。他母亲和姐姐后来前往法国,把他的遗体带回了纽黑文埋葬。

李恩富姓李的后代

李恩富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一起生活了30年,在新泽西育有两个儿子。老大克拉伦斯(Clarence)在安纳波利斯考入美国海军学院。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在太平洋和巴拿马运河地区服役,二战期间随军出征。战后他回到安纳波利斯,在那里他教授天文导航直到他退休。他于1983年去世。

路易•李则追随其父就读耶鲁。他在谢菲尔德科理工学院学习工程,于1927年毕业,然后在长岛从事建筑业务。二战期间服役后,他与家人迁居康州新迦南,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于1989年去世。

路易的孩子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并不知晓自己的中国血统,但路易和克拉伦斯在他们的生活中未能幸免歧视。在克拉伦斯的安纳波利斯年鉴中,他的诨名竟是一个丑陋而常见的种族蔑称。1938年,克拉伦斯在圣地亚哥海军服役时,他和他的白人未婚妻弗吉尼亚不得不去亚利桑那州结婚,因为他们的婚姻在加州是非法的。据路易的女儿彭妮•温菲尔德(Penny Winfield)事后得知的情况说:“我父母曾试图加入新迦南乡村俱乐部,但被否决了,因为他是亚裔。”

路易的儿子理查•李(Richard Lee),1964年在耶鲁获得医学博士后成为内科专家,并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UNY-Buffalo)担任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他应邀加入一个医疗代表团访问中国。他带妻子苏珊和他们的儿子马修(Matthew)和本(Ben)(译者按:此说与事实似有出入。本在访谈中说,1984年,父母让他辍学一个半月,带他去中国一趟,并没提到马修同行。)经过这次旅行,理查开始有兴趣更多地了解他祖父和中国教育使团的情况。2003年,他重新出版了祖父的遗作《我在中国的童年生活》。理查于2013年去世。本•李从中国回国后开始学习中文,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作为第四代李家人,他参与雅礼协会的中国项目,前往中国教授英语,(译者按:还获有他的中文名字——李班明)。

李班明返美后在耶鲁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随后在美国的私立学校任教多年。五年前,他被聘为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浦东校区的高中校长,总算给家族的故事后续了令人喜悦的光彩。他说中国人现在很有兴趣了解他曾祖父的经历,并特别指出,“今日的中国处于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时刻,因为中国人重新开始送孩子到美国读书了。这种回顾海外留学先驱者的强烈欲求已引起众多的媒体关注。”

此文原载《耶鲁校友杂志》
Neither here nor there
By Mark Alden Branch ’86
the Yale Alumni MagazineMay/Jun 2021

1873年,12岁的李恩富离华赴美。他居留美国长达54年,但始终无所归属。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