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关乎国运:一战时的中国为何差点站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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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2-03-18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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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关乎国运

一战时的中国为何差点站错队?

文:唐德刚   编:千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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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假装帝国主义

1914年7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竟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但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到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

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对德宣战。

但是日军不用远赴欧洲去参战,而是向在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他们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详情请阅读前卷《袁氏当国》,唐德刚著)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

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1917年2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千字君注:当时美国向欧洲大量出口战争物资,而德国为了切断英国的海上运输线,宣布将击沉任何驶向英国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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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欧洲激战正酣。图为德军潜艇

美国的对欧政策,本就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待到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了。

美国既然参战了,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在北京政府和全国舆论之中,就发生了中国参战与否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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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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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演讲

其次,中国参战之后,不但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意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2000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至于“北洋系”的人马之所以热衷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祺瑞那么单纯了。在他们看来,参战就得有参战军。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可整顿税收,交涉外债。

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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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无军队、无地盘、无收入、无外国后台)总理段祺瑞

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元洪,就坚决反对参战。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虽是一位徒拥虚名的领袖,对各派政治势力而言却有被利用的价值。

在反战最烈的孙中山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就是一场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分赃的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革命尚未成功”,所以民国不如大清。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

孙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于是在他的号召影响之下,商学各界也就跟着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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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28日,北京市民庆祝一战胜利

部分国会议员也反参战,但其实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而言实在非关闳旨。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是否参战也未可知也。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也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仅在一年之前,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期间,他们初次摆脱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到了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千字君注:袁世凯称帝引发“护国运动”,各地军阀趁机扩军增税、抢占地盘。推荐阅读:唐德刚《袁氏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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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在云南率先宣布独立,护国讨袁

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加上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却和黎元洪一样,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嫉妒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于是以反参战为借口拥黎反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于是,国会之中的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全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

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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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0月府院之争最激烈之时,黎元洪为显示实力举行阅兵式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以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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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仅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比前台精彩得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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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学生手持标语: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密约

在当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是否参战都极为重视。

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

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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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1月,山东威海卫,法国人招募中国铁路工人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

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的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携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就是贿赂)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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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受贿100万马克巨款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到半公开的酬金、佣金、手续费用,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探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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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德国公使辛策

最难想象的是,连“一代圣贤”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了他们帝国主义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

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才案情大白。

为着“反参战”,孙中山曾经接受德国政府秘密奉送的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老人家实际上只收到100万马克,另100万马克,被何人打劫了,或是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

须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认为革命是无道德的,都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何事不可为?

这一概念,对于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将其奉为圭臬。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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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故居 | 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

德国佬原是近代世界上做事最有效率的民族,他们既然答应了,据当时目击者冯自由等人的回忆,不久这宗百万钞票,就装满几麻袋,用黄包车拖到孙公馆了。福无双至今朝至,孙国父在一夕之间,就从一个升斗不继的穷老汉,变成百万富翁了。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巨款。这笔款对其后的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留待后文再说吧。

中国近代历史转型可谓步步惊心,处处动魄,正如唐德刚所形容的那样,这是一座“历史三峡”:
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唐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

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中国文学史的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

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他的“历史三峡”,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

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唐德刚作品集”: 对于专业人士,唐先生的作品是专门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对于普通读者,也能从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中,看到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全貌。
 
张鸣教授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