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五四学生领袖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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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小群 2022-05-04 15:37
   103年前的今天,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是五四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运动结束后,他们留学欧美。归来先后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相关故事,智效民先生均有文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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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

罗家伦与中央大学

当年的中央大学,是南方最好的国立大学。罗家伦从1932年开始主持校务,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无论是院系整顿、课程设置、添置图书仪器以及未来的发展建设,以及师生的日常琐事,他都过问。

有人说他好大喜功,他却说自己是想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非常重视增添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前,有一年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是3万6千多元。他上任以后,四年内图书仪器经费高达120万元,每年平均30万元,是过去开支的将近10倍。罗家伦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

因为中央大学位于当时的首都,所以有人想把亲朋好友安插到这所学校,但都被罗家伦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说这样的话:“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

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罗家伦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王回答说:“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1934年,罗家伦感到中央大学地处南京市的中心地段,四周车马喧嚣,市井气逼人,既不是研讨学问的环境,又没有发展的余地。于是他决定在郊区另觅新址,建造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人的首都大学。

罗家伦的想法得到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大力支持。王世杰曾经是武汉大学校长,他在珈珞山主持建造的武汉大学校园,在30年代初被胡适视为“中国进步”的标志。

当时国家急需航空人才,上面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央大学。罗家伦利用这一机会,征得蒋介石同意和国民党中央全会批准,先获得240万元建筑经费,让新校园建设开始起步。

为了选择合适地址,罗家伦在南京郊区四处寻觅,终于选定中华门外石子岗一带。他认为那里山林起伏,气象宏大,“不但环境优美,格局轩昂,而且其间有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之余地。再加上还有一条秦淮河的支流通过,更能增添校园美好的景致。

罗家伦说,他这样做是参考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验,吸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的教训才决定的。因此他在诗中把新校址视为“理想的学术都城”,并把这一计划当作“玫瑰色的甜梦”。经过紧张的准备,新校址于1937年1月凿井,5月正式动工,预计在1938年秋季可以落成。

这时的中央大学,除了文、理、法、教、工、农、医七个学院及其所属三十多个系科外,还有一个附属牙医专科学校,一个实验学校,一个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个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两个研究所,一所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22个实验农场,其规模蔚为大观。

正当罗家伦雄心勃勃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突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破了他那“玫瑰色的甜梦”。这时罗家伦正在庐山开会。几天后,他为学校招生出题的事飞回南京,同时开始布置迁校事宜。在这方面,罗家伦有未雨绸缪的远见。

其实早在一年前冀东事变时,他就让总务处准备了一批里面钉了铅皮的大木箱。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他先拿出550只木箱用来装重要的图书仪器。可以设想,如果事先没有准备,事到临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因为是突然事件,中央大学根本不知道该向何处搬迁。于是罗家伦派几位教授分别去两湖、四川寻觅校址。在这危急关头,教授们不但顾不了家庭,还要承担意想不到的风险。据说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在湖南醴陵时,居然被当地县长当作汉奸捉了起来,最后还是由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出面才被释放。

不久,敌人开始空袭南京,中央大学破坏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罗家伦指挥若定,他刚让男女生从危险的宿舍搬出,那里就遭到轰炸。他说这样做这不是什么灵感和直觉,而是因为有一颗负责任的心。

随后,他率领教职员工,在战火中井然有序地进行搬迁。经过两个月多月努力,到了10月下旬,中央大学不仅全部迁往重庆,还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盖起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正式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

后来罗家伦回忆说:“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

他还说:“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罗哀宝筏,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迫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他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对于这件事,当年还是学生的王作荣说:“在所有内迁的学校中,中大是唯一事先有准备,临危又不乱,将全部图书仪器迁至后方,立即安定下来,维持弦歌不绝的一个学校。虽然其他中大老师对迁校之功甚大,但究竟不能缺少当家者的气魄与眼光。中大不仅图书仪器全部内迁,连农学院的外国种牛猪鸡等都经过一年多迢迢万里的跋涉,而到达重庆。在化龙桥附近与罗校长的座车相遇,连天烽火,几番生死,老友异地重逢,罗校长的诗人气质又来了,单向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畜牧拥抱亲吻了一番。中大附近的居民常羡慕中大的校工厨师的谈吐举止,都有大学生之风,其实,中大的牲畜都有中大之风——朴实而有光辉。默默的走遍长江黄河,秦岭蜀山来参加抗战行列,多么朴实,多么光辉。”写完这段话以后,他真诚地表示:“罗校长迁校成功应得到一个勋章”。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址选择在沙坪坝的松林坡。这里景色非常美丽,一边是碧绿的田野,一边是清彻的嘉陵江。鳞次栉比的教室和宿舍以图书馆为中心,散布在小山坡上,再加上松涛汹涌,花香袭人,尽管校舍简陋,却是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入川后第二年,由于流亡青年的涌入,中央大学学生增加到两千多,于是罗家伦又在嘉陵江对岸的柏溪建立分校。柏溪是嘉陵江支流,这里山峦起伏,恬静幽雅,风景极佳。罗家伦以松林坡建校经验,历时两个月,又盖起数十栋校舍。据王作荣说,这里“桃李满园,……蔓草丛生,蛙鸣阵阵,虫声唧唧”,倒像一个世外桃源。

罗家伦说,由于手里有那笔建校款,因此他在南京没有实现的理想,却在兵荒马乱中到重庆实现了。所以他感叹造化的安排使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于是,中央大学学生人数由南京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三千多,教师、学系也大有增加。当时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中央大学也不能幸免。王作荣亲眼看到,“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著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这一幕让他终身不忘。

罗家伦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人格的熏陶方面。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今生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抗日战争中,有人提出要用战时教育取代常态教育。不少学生受其影响,也要求改变课程设置,接受速成教育。针对这种情况,罗家伦恳切地指出: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应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在这抗战的年头,不耐烦是普遍的心理,也无怪乎学生。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

1941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罗家伦在这一天主持了他上任以来第十个毕业典礼。他谆谆告诫自己:“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

接下来他要求大家走出校门后无论如何忙碌,都不要放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 另外,他还劝大家在工作读书之余,要留出闲暇来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不但要读专业方面听书,还要读常识和修养方面的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种人是靠不住的。

他还告诫学生:对于黑暗势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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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傅斯年与朱家骅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时,正在上海同济医工学校读书的他与同学发起“上海革命敢死团”,为光复上海起了很大作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自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矿科大学攻读采矿工程,1917年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当时毛子水和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都是北大学生。据罗家伦说:“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就学时,骝先先生因欧战发生由柏林回国,在北大任教德文,其精神焕发,教学认真,在教室中全用德语,迅即誉满全校,于是我也改选他的功课。民国十二年我由美赴德,就学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那时他已重赴柏林在工科大学研地质学,完成该科博士学位。当时常相过从者还有傅斯年、俞大维、陈寅恪、金岳霖、段书贻、周炳琳、毛子水、姚从吾诸位,回头前尘,此乐已不可再得。”

朱家骅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以后,曾留校从事研究。1924年初回国,再次应北大邀请,担任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朱家骅曾在天安门组织集会游行。到了11月下旬,他又是“首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1926年夏,他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负责校务。这一年年底傅斯年回国后,应朱家骅邀请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当时,28岁的傅斯年不仅协助朱家骅制定规则、处理校务,还聘请一大批学者来校任教,其中包括鲁迅、俞平伯、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人。

1927年秋,傅斯年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并自任所长。翌年春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以后,邀请傅斯年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年年底史语所在广州成立,傅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担任该所所长兼《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从此以后,傅斯年一直主持史语所的工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内外战乱。但是在傅斯年领导下,史语所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等第一流学者,产生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在此期间,朱家骅除了担任教育部长、交通部长、考试院副院长之外,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长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由此可见,傅斯年能够有如此成就,离不开朱家骅等人的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迁至昆明。每当日军空袭,别人都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的身体往楼上跑,为的是把视力不好的陈寅恪搀扶到防空洞。40年代初史语所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大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梁思永都重病缠身,为此,傅斯年曾三次致函朱家骅,希望对方能够向“介公”进言,说明他们不仅是梁任公后嗣,而且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如今因工作积劳成疾,应该予以补助。当时朱家骅正在担任考试院副院长,在他和翁文灏等人的努力下,此事得以妥善解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梦麟被宋子文拉去当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想让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便派教育部长朱家骅前去劝驾,但傅斯年坚辞不就并且表示:“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如果能够顺应民意,“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

当时胡适还在美国,且身体有病不能及时返回。无奈之下,朱家骅只好劝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朱家骅回忆说:“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说: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却比胡先生强。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曾幽默地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是北大的功狗。”由此可见,朱家骅力劝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是有道理的。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以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接收校产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二是坚决拒绝伪北大教员继续留任。傅斯年卸任后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

1948年下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台湾,台湾大学就成了未来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朱家骅认为只有傅斯年能够当此重任,再次前来劝驾。当时傅斯年刚从美国看病回来,身体尚未康复,医生也嘱咐他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担任行政事务。一开始傅斯年曾严词拒绝,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这年11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1949年1月,傅斯年走马上任,也算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吧。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列席台湾省参议会会议时,因高血压病发作突然去世,享年54岁。傅斯年去世以后,台湾大学为纪念他铸造‘傅钟’,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傅钟每天只敲21响,为的是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21小时之内,剩下3个小时,要用于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台湾大学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校长的职业是不可羡慕的。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因此朱家骅说:“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以后,便成谶言,更使我悲痛万分,有负良友。至于他的逝世,对于国家社会的损失,尤其无可补偿了。”

朱家骅还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腾,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人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笃于友谊。唯其狷,所以办事能坚持主张,确守职责,为要贯彻他的主张,完成他的职责,他常常能力排群议,独行其是。因为我对他有了这个深切的认识,所以有许多事情,认为非他莫属的就是常推在他的肩上,而他自己为了国家,为了友谊,也时常见义勇为,不辞辛劳。”难怪胡适要说,傅斯年是人间最稀有、最难得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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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锡朋
段锡朋二三事

段锡朋出生于1896年,江西永新人。他20岁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还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因此被戏称为“我们的段总理”。五四运动以后,他出国留学,回国后曾任武昌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从1930年起他弃学从政,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务。代理中央大学校长。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以后,被移交给南京政府。随后蒋介石致电翁文灏并转胡适等人,表示即将对陈进行公开审判。当时傅斯年曾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呼吁对陈独秀予以特赦,胡适也准备为陈聘请律师。后来陈独秀决定请章士钊为自己辩护,便委托段锡朋向胡适致谢。此外段锡朋还经常去监狱里探望陈独秀,并替他转达书信。请注意,当时段已经是政府要员,能够如此诚属不易。

1936年,历史学家金毓黻从东北逃到关内以后,曾经在罗家伦、段锡朋、翁文灏等人的帮助下,担任中央大学教授、教育部特约编辑和行政院参议。于是金先生在日记中说:“诸公所以如此优礼者,以余千辛万苦由伪国逃出,藉此微职以为安慰也。”然而在段锡朋眼里,金实在是“东北读书种子”,所以他嘱咐罗家伦一定要善待此人。

金毓黻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写了一首诗:同室何分越与秦,感君高谊独沾巾。读书种子原非我,钜眼英雄大有人。论事快如瓶泻水,举头亲见海扬尘。明朝握手沧江上,应许衔杯慰苦辛。

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一点腐败习气。抗战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120人编制,但是只有60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老百姓太苦的缘故。至于个人地位,他也有独到见解。比如当局想让他出任某部部长,他坚辞不就。罗家伦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他回答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

罗家伦认为,段锡朋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由于他在生活上近于苦行主义,终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罗家伦送去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间,医生用氧气对他进行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要进口,便一再恳求医生尽量少用一点,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段锡朋是1948年年底去世的。当时正在印度担任大使的罗家伦闻讯以后,曾赋诗一首寄托哀思:亦儒亦墨亦真诚,远识高标两绝伦;忧患不容余涕泪,我今痛哭为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