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回顾文革》第三讲 文革到底是什么?(三)“黑手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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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 (Public Domain)

一、清华工宣队为什么会被“御赐”芒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我们谈到了文革当中让人匪夷所思的“芒果崇拜”、“芒果邪教”。在1968年夏秋之际,曾经从清华大学掀起了一股传播到各地的“芒果崇拜”风潮。那时候,人们疯狂地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御赐”给清华大学工宣队的芒果进行顶礼膜拜,由此展开了种种可以说是丧心病狂的邪教活动。

那么,为什么芒果这样一种普通的水果,只是因为被毛泽东送给了清华大学工宣队,就能够引起这样如痴如狂的崇拜风潮,乃至演化成一种邪教呢?这个清华大学工宣队,到底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怎样的“丰功伟绩”,才能引起这样一股狂潮呢?

说起来,清华大学工宣队作出的“丰功伟绩”,简直会让不明就里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1968年7月,清华大学工宣队粉碎了北京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的势力,控制了清华大学校园。

说到这里,可能有许多对文革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曾听过蒯大富这个名字,并会感到有些奇怪:蒯大富不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忠心耿耿的打手吗?为什么他被粉碎,居然会成为了毛泽东治下的“丰功伟绩”呢?这实在是过于吊诡了。

是呀。只要对文革史有一些了解的朋友,都会或多或少地听说过蒯大富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蒯大富可是政治舞台上响当当的红人和弄潮儿。作为清华大学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对毛泽东的“革命事业”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毛泽东打倒他在文革中的最大目标刘少奇出了非常大的力。1967年1月,蒯大富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曾经出演了一场“智擒王光美”的大戏,用给刘少奇家中打电话,向刘少奇夫妇谎称他们的女儿刘平平出了车祸、需要家属立即前往医院探望的方式,把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出了中南海,押到清华校园里审讯、批斗。“井冈山兵团”也曾大量搜集当时被视为“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的黑材料,写出了一本名叫《邓修外传》的小册子大量传播。除此之外,蒯大富早在1966年年底就组织过数千人的大游行,很早就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可以说,响当当的“蒯司令”可谓是毛泽东一条忠实卖力的鹰犬,在文革中多次冲锋在最前面,为毛泽东撕咬他的政敌。

可是,这样一条忠实的鹰犬,怎么就突然成了被粉碎的目标呢?被粉碎也就算了,粉碎他的清华工宣队怎么还获得了“伟大领袖”的“御赐圣物”,甚至还发展出了一种邪教呢?

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还是先把目光放回到历史场景中去,看看1968年7月27日的清华大学发生了什么吧。

二、蒯司令的遭遇:数万不速之客闯进清华园

《邓修外传》书影。(来自网站“无产阶级图书馆”)

《邓修外传》书影。(来自网站“无产阶级图书馆”)

1968年7月27日上午,北京清华大学内两派红卫兵持续百日的大武斗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在三个多月前,由蒯大富指挥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与对立派“四一四派”(简称“四派”)在清华园内展开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一开始,双方使用的武器是石块、砖头,以及自制的长矛、弓箭、燃烧瓶。到后来,双方的武器全面升级到了热兵器,两派的人纷纷抢夺大学里用于训练民兵的武器库,并把学校里的教学实验室变成了兵工厂,制造出了土枪、土炮、炸药、手榴弹,乃至用拖拉机改装成的“土坦克”和“装甲车”,把一场校园小战争活生生打成了“坦克战”。到了7月上旬,“四派”已经在战争中明显落入下风,被“团派”严密封锁在学校里的科学馆中,试图突围的人遭到了“团派”的开枪射杀,“四派”守军只能靠盐水和馒头充饥。在7月9日这天,“团派”用燃烧瓶点燃了科学馆的三楼,“四派”退守二楼和一楼。在这之后,绝望的“四派”试图挖掘地道逃生,又被“团派”动用地震仪发现。到7月16日,随着“团派”炸毁“四派”的突围地道,科学馆里的“四派”可以说是无路可退,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当中。

就在“团派”的领导、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2级学生蒯大富志得意满,即将实现“一统清华园”的“霸业”的时刻,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在1968年7月27日上午10时包围了清华园。

那天上午包围清华的人非常之多。这些自称“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的人们,足有三万之众,人数比清华大学里两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气势。说是“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工人。这些人聚集在清华大学的南门、东门和西门,提出了强硬的要求,表示要在上午11时进驻清华大学。

这一天上午,“团派”的头头蒯大富刚好去北京火车站接人,不在现场。在场的“团派”头头们早就把清华大学看成了他们的地盘,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些来路不明的人进驻清华大学。但是,人数占据了优势的工宣队还是突破了“团派”在校门的阻拦,涌进了清华园。在学校里,这些不速之客开始到处扣押遇到的武斗人员,并拆毁各种路障、铁丝网、电网等“战地工事”。对于已经陷入绝境、坐困科学馆的“四派”来说,工宣队的到来实际上拯救了他们。但对“团派”来说,这实在是无法容忍的。中午12点多,从北京站回到清华园的蒯大富大声斥责工宣队,表示自己绝不会放下武器。接着,他又前往当时北京市的最高党政机机关市革委会“告状”。往常,别说是市革委会,就连指导文革运动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都要敬蒯司令三分。然而,这一次市革委会的代表却对蒯大富十分冷漠,告诉他应该“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

与此同时,在清华园内,“团派”对工宣队的武装抵抗已经开始了。不愿意放弃他们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的“团派人员”,先是用长矛、石块反击工宣队,接着又使用了手榴弹,最后则开了枪,工宣队死伤惨重。就在清华园里血肉横飞的时候,蒯大富在晚上8点左右回到了清华,与他手下的30多名干将开了一个会。在会上,“团派”的干将们群情激愤,表示要打下去。蒯大富则分析了局势,说道:“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蒯大富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如此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任,但在毛主席的眼皮子底下,自己却要遭受这样的对待,这背后一定有“走资派”的“黑手”在作祟!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知道自己正在承受的冤屈!他对自己的手下真诚地说:“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是呀,蒯司令和“团派”可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有“走资派”的“黑手”在迫害革命小将!只要想办法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反映清华园里的情况,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会给“小将”们做主的!就这样,蒯大富逐渐压制了会上的“鹰派”,与会者最后达成共识,同意在7月28日凌晨2时30分前撤退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里是“团派”的盟友“北航红旗”的地盘。(以上细节,见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7月28日凌晨,即将“一统清华园”的“团派”人员不甘心地撤离了清华,除了撤往北航外,还有一部分甚至远走位于北京郊区昌平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并在路上遭遇翻车和手榴弹爆炸事故,死伤多人,狼狈至极。激战了百日的清华园,终于开始平静了下来。然而,对于蒯大富来说,他的心情却是如同翻江倒海,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的他来到了北京市电报大楼,在早上5点30分发出了一封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的电报。这封电报里这样说:
“7月27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7·3布告,挑动11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蒯司令在这里说的《七三布告》,是中共中央在1968年7月3日就当时的广西局势发出的一个文件,要求当地停止武斗。在毛泽东看来,这一布告不仅适用于广西,也适用于各地。蒯大富认为,这些自称工宣队的工人们假借制止武斗,事实上却对清华园进行了“洗劫”,导致“团派”丧失了自己的“江山”,只能颠沛流离。在这背后,一定有“走资派”的“黑手”。只要有中央的马上接见,见到“无所不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黑手”就一定会被揪出来。

发完这封电报后,蒯大富到了“团派”流亡的地点北航。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电话,表示党中央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一开始,蒯大富还担心这可能是“黑手”的阴谋,不敢前去。接着,与蒯大富同为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的北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又致电蒯大富,表示中央确实要接见他,蒯大富这才放下心来。

三、“黑手就是我”:毛式厚黑学的巅峰

文革中关于《七三布告》的宣传海报。(Public Domain)

文革中关于《七三布告》的宣传海报。(Public Domain)

那天早上,北京下着下雨。阴雨绵绵的天气,使蒯司令的处境显得更为凄凉了。早上7点多,已经奔波了一天一夜的蒯司令浑身湿漉漉、狼狈不堪地来到人民大会堂,走进了中央接见他的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在那里,他看到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一大批中央大员。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他视若神明的“伟大领袖”——坐在沙发上、身穿白衬衫的毛泽东。(以上细节,见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那一刻,蒯大富的心情一定是无比放松的。因为他知道,他曾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挥下奋勇冲杀,为打倒“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和“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之前,他也曾遭遇过政治打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拯救了他,使他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在这世上,还有谁能比他更加忠于毛泽东呢?只要毛主席知道了清华园里发生的那噩梦般的一切,就一定会为他做主、一定会救他脱离苦海的。那一刻,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出来——那是一种放松的哭、是一种委屈的哭、也是一种解脱的哭,正如在外面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父亲后哭出来一样。

泪眼朦胧之中,蒯大富听到毛泽东让他站近一点。他更加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把扑进了毛泽东的怀里嚎啕大哭,哭了足足有好几分钟,说着“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根据蒯大富本人的回忆,当时他的感受是“有一种遇到灭顶之灾,见到救星的感觉”。在事后多年讲述他对毛泽东的感受时,他则说“毛泽东在我们面前就是神,他不可能犯错误,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毛泽东是高山,高得不得了的高山,你在他面前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蒯大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凤凰历史,2013年12月26日)
然而,接下来,毛泽东说出的一句话,却让蒯大富哭不出来了。事实上,这句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说过的最“经典”的一句话,足以载入史册,成为厚黑学的最经典案例之一。值得玩味的是,这句话在许多西方或日本学者所写的文革史中都得到了引用,但在中国的文革官史中一般却不见踪影。

那么,毛泽东到底说了什么呢?

毛泽东说道:“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各位听众,请大家测算一下蒯大富当时的心理阴影面积吧。总之,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寒意。

那么,这句话对于文革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毛泽东说出这句话的时刻,正是文革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分界线。“两年文革论”支持者所主张的“两年文革”,正结束在这一时刻。在下一讲中,我们就会真正进入“文革到底有几年”这个问题本身了。(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爱思想网,200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