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与中国: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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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危机》作者:方舟与中国 2022.4

他的危机 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他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他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他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他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他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 执政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他。这并不 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 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他的执政给人带来 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 2018 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 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他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他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他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他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他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甚,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他耳中,但可以看出 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 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肆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 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 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些话透露出他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他听来则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他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 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他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他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他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他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他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他惯,才能遂他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他的危机 2:溃败的蚁穴

从他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他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 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时那样,他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他却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他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他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西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 ”,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 30 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排的政治罪名,如“私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他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他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他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他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资本各显神通,在他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他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他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他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他,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他的危机 3:绝对不忠诚

他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他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宁愿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他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主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他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鹰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他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他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他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他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他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他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他性格刚愎狭隘,做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且他惯于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他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魄。——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他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他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他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这可能让他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他曾公开表示 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他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他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他,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他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综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他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

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他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他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

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他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制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还要生逢其时。而他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他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

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他上台后, 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2016年出现荧惑守心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他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

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这让他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创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顿市貌,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他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他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

他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他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但又无法让它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

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他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

他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

综述:他和薄熙来 1 同代传承

他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地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薄和他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薄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薄还在,中国的景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薄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了他;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他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他相形见绌。薄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他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就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潇洒而豪放,而他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的官僚,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他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者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他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他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他所承继;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他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他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来当年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他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来他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他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他都是薄的私淑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他和薄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他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他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而他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他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他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才,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他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感性,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他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他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丑老九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他处于了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他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他。

综述:TA和薄熙来 2 迥然不同的中国

从个人起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他;薄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他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他父亲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 1978 年获得平反,他父亲于 1980 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他父亲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父亲在89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执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离;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他父亲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他父亲于 2002 年逝世,这时他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 2007 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薄受到父辈的荫蔽要比他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他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地,他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他,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他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他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了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他动辄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滩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进身之阶,薄会见好就收;而他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他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对他而言黑社会、宗教和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他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GDP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内将货币发行量翻 倍。

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他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他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他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他那样从上至下地搜刮,让人难以喘息。

在他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他感到介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他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骑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

综述:他的⺠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他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他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他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他,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他当政以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他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他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他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他父亲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他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他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他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他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他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希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他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他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他,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极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他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兵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他的终点

他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他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他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他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其实这是由于他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强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他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他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他,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他,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他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他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他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他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他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他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他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他早年双目有光,显得平和而谦逊;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却日渐衰颓。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的神采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或许成为最高领袖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谊。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获得的胜利,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现状来说,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 2022 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并在2027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反差的时空中。他可能在内心上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帝,但最终会明白这不过是黄粱一梦。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他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对他来说,该来的总会来;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跟随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会与他渐行渐远。而当大家都离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茕茕孑立时,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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