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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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菓园 燕山菓园 2022-05-06 19:57
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

——革命党的左右之争及其政治分裂

文/荣剑

辛亥革命是“红血革命”的胜利?

1911年10月10日晚,驻守武汉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了武汉首义第一枪,1起义军在两天内迅速掌控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随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湖南、广东、云南等十五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宣告终结,共和时代来临。费正清认为:“1911年的革命标志着在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政治史的国度中一场迟到的中央权力的危机开始了。”2当然,这是事后总结,辛亥革命作为王朝危机的产物同时又是作为危机的解决,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无疑为20世纪初期的世界带来了一抹新的曙光。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党人持续不断地进行革命启蒙的结果,是革命话语不断深入人心的结果,也是戊戌维新以来革命派与改良派长期论战的结果。革命与改良赛跑,改良中途跌倒,革命率先达到终点。但是,革命成功的速度如此之快,代价如此之小,还是同时出乎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预料。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3梁启超也有相同看法,认为武汉起义“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4他把这个结果归之于革命前“报馆鼓吹之功”,也即是言论界和他本人长期致力于宣传“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所谓“黑血革命”是指报纸上的黑字)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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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直反对流血的暴力革命,而辛亥革命恰恰是通过武装起义才迫使清政府和平让渡政权,革命借助于暴力所发挥出来的巨大效力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这不能不让梁启超在革命的“第二天”接受某种道德审判:“即欲有言,亦当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畴昔之革命党。”5也就是要向革命党检讨以前对革命的偏见,像孙中山那样重新确认革命的神圣地位。张朋园就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评述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的关系时曾惋惜“任公”与革命党的“合离关系”,认为梁启超 “与革命党本可合作,由于个性上不够坚毅,加之外受环境的限制,竟始合而终离。如果任公能稍微坚持初衷,与革命党合作到底,推翻清朝大业,已不待延至辛亥;革命后亦不致政见分歧,让军阀与阴谋家从中牟利,糜烂我民国十数年之久。” 6

反对革命或不革命是否就是改良派的原罪?辛亥革命是否又可以称得上是革命党人的成功?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按民国临时约法之规定向袁世凯移交国家最高权力之后,认为“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7按照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种族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政治革命建立了共和制度,三民主义之民族和民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是推动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是“平均地权”和“国利民富”,实质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8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年时间,严酷的政治现实就使孙中山认识到了政治革命远未成功,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政治并未改变两千年帝国政治遗留下来的专制逻辑,反而是证明了梁启超在革命前“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9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政治并没有按照革命党人的想象,一劳永逸地完成政治革命,由此创造出一个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秩序;相反,“政体革命”(费正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并未真正带来一场“国体革命”,共和不过是成了帝制的一个新的面具。10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及遽然去世而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化解而是进一步激化了各种政治势力在现实斗争中所形成的政治紧张关系,民国政治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态,用孙中山的话来说:“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11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那样,辛亥革命的成功让阿Q这样的流氓无产者短暂地享受了革命党人的荣誉,让革命满足了他“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想象之后,便迅速破灭,“未庄”的世界很快又重新回到了“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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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曾精辟地把晚清末叶三十年间的思想范畴划分为四个时期:“从光绪初年至甲午之战,是以李鸿章为中心时期;从甲午之败至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中心时期;从戊戌变法失败至日俄战争,是以梁启超为中心时期;从甲辰帝俄战败至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时期。”12吴没有指出的是,这四个时代风云人物其实最终都是和失败联系在一起,李鸿章败于甲午之战,康有为败于戊戌变法,梁启超败于辛亥革命,而孙中山则败于辛亥革命之后,其命运几乎就是在革命—失败—再革命—再失败的循环中运转。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身亡,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至失败;1915年爆发“讨袁战争”,孙中山连续发表《讨袁檄文》(1915年)和《讨袁宣言》(1916年),但仅限于呐喊而已,主导权在西南地方实力派手里;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亦称为“三次革命”),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由于自身实力不足,败于南北各系军阀的夹击。随后是梁启超倡导“联省自治运动”,先有湖南谭延闿、赵恒惕等发动,后得到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和奉天等省地方军阀的响应,形成了一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高潮。孙中山因主张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反对联省自治,由此和广东实力派人物陈炯明形成尖锐矛盾,最终导致“六一六兵变”——陈炯明用武力将孙中山逐出广州,孙中山依托国民革命的这个主要策源地试图第二次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再告失败。正是在经历了革命以及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不断失败之后,孙中山在1924年发表的《革命最后一定成功》的演说中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成立至今,虽然有了十三年,全国还是四分五裂,大乱不已,这便是中华民国还没有创造成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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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是“革命党”革命

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何在?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中心人物,无论是从其革命的声望和革命的理论准备来看,还是从其组织革命党的经验和历史来看,都要比民国初年的那些党派意见领袖和地方实力人物更具有革命的正当性和号召力,他之所以屡屡遭遇挫折,在史扶邻看来,在于孙中山“缺乏典型的革命者采用革命暴力的手段。”14的确,暴力本来就是革命的应有之义,尤其是在武夫当国的时代,革命与反革命都是借助于暴力为自己开辟出政治空间。孙中山对暴力并不排斥,自从革命以来,屡屡发动武装起义即是明证,他的问题不在于不重视暴力——如史扶邻引述别的研究者的一个看法:“孙中山未曾注重军事问题,一方面或因他不熟悉相关事务,另一方面主要是他厌恶暴力,而且对推行西方模式的民主宪政作过郑重承诺。”15——而是在于他受限于客观条件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比各省军阀更强大的暴力。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在致国民党员的一封信中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信中沉痛地回顾了同陈炯明的分歧、陈炯明叛变的始末及严重后果,特别强调自己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出生入死,屡经失败,“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16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国民党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的严重不足,以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

正是基于革命失败的教训,孙中山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以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来改组国民党,从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取得革命成功的经验中看到了一个“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党的重要性,为此强调“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7二是建立党国制度,“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即“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认为“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18三是建立党军制度,即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实行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由革命党打造一支革命军,赋予革命军以救国救民之责任。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指出:“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19四是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苏俄为模范”,是因为孙中山相信苏俄的“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理和三民主义相同,联俄就是联共,联共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孙中山在革命战略和策略上实行的这四个重大转变,最后归结到用武力统一中国,国民革命发动北伐战争的目的,就是要用武力来推翻各省的军阀统治以及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在1924年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中明确宣布,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的第一步,是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是武力为国民之武力,惟其如此,革命“乃能告厥成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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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开启了国民革命的时代,按照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重新定义,21北伐所推动的国民革命已不再是驱逐鞑虏和建立民国——这一任务已由辛亥革命所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22但是,在孙中山新的国民革命计划中,国民革命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党革命”的代名词,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最终目的是要推翻各省的军阀统治,建立起由国民党领导的全国政权。孙中山在1924年致蒋介石的一份手札中明确写道:“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23他为此批评胡汉民和汪精卫“皆不能降心相从”这一决策,故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嘱其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枪械弹药,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尽快北伐。由此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已准备完全效仿苏俄革命的做法,在“军政”的名义之下走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国民党北伐之际,民国政治虽然陷入在一片混乱状态,地方军阀形成的政治割据局面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北洋政府主导的中央权力体系已名存实亡,但联省自治运动至少显示出国家重构一个新的宪政框架的可能性,而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或许也是统一中国的一个可行方案。然而,在孙中山及国民党发动的国民革命中,一切基于和平方式所展开的政治实验均被中断,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只能通过暴力方式进行,政治阵营的分化及其角逐以革命和反革命划界,国民党重新占据了革命的制高点,并找到了它的政治同盟者——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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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党主导下的国民革命运动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产物,它们都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党的领袖,强调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强调党的先锋队性质,强调党员对于党的领袖的绝对服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党,都主张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有所不同的是,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具有宪政民主导向,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国民党是参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而改组为革命党,共产党则完全是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的。24因此,在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关系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它们最后走向分裂与对抗的主要因素。在费正清看来,孙中山之所以选择联俄联共政策并聘请苏共党员鲍罗廷担任自己的国策顾问,是因为“俄国局势的发展使列宁在1921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紧缩各项活动,‘暂时搁置’共产主义的输出。这一做法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未能看到苏俄更为极端的可怕形象。”25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恰恰就是共产国际向东方国家输出共产主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俄的极端主义政策也并非没有被孙中山所意识到。26共产国际之所以能和孙中山共同达成国共合作的计划,既是来源于对列宁主义政党理念的基本认同,也是基于国共两党在当时的力量对比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1月23日下达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它的最后指示是:“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27

和国民党起源于1894年的兴中会的历史比较,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最初看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中共“一大”时,全国只有50余名党员,“二大”时党员增加到195人,“三大”时全国党员420人,1925年中共召开“四大”时,全国党员尚未突破千人,总计是994名。28费正清据此认为,研究中共起源时人们常常误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个竞争时期,这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因为中共在“五卅”运动前大约只有1000人,而且没有军队,根本不足以和国民党相对抗,国民党“仍然控制着革命运动。”29从当时的国共力量对比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但是,中共这样一个“微型”政党却在成立之后迅速掀起了革命风暴,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尤其是在发展“农工运动”方面,发挥出革命党一种超强的战斗力。按中共党史叙事,在党的一大开会期间,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李启汉领导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8000多名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这是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1922年1月,中共党员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组织上万名罢工海员离港回省(广州),随后又发展成为香港10万余名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罢工历时56天,迫使港英当局答应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这次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30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更是进一步彰显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底层革命时所具有的独特号召力,“五卅运动”的主角是共产党员顾正红,因为他被杀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而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是中共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苏兆征,正是在他们的鼓动下,罢工持续了一年四个月,成为20世纪上半叶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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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之初即发挥出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来自于列宁主义政党所特有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以及来自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思想指导与物质支持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孙中山所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中共早期的政治发展开辟出极大的空间。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1923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即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31该议决案同时要求:“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32后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中共早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不仅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来自于国民党的背书,让国共两党同塑革命党的形象,而且让中共借助于国民党的力量也站在了国民革命的道德制高点,利用后者的各种资源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1925年中共召开“四大”时,党员从一年前的不到一千人迅速增加到一万人。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扩大会议,季诺维也夫在致开幕词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近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这个年青的党,已经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革命运动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这个民族革命政党在密切合作。最近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增加了两倍,而国民党增加了六倍。”33至1927年4月中共召开“五大”时,中共党员已达到了五万余人。34

由国产国际和孙中山共同开拓的国共合作事业使两个列宁主义的革命党首次站在了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上,它们基于暴力革命的理念都决心以军事战争的方式来彻底摧毁各省军阀的武装割据,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粤军总司令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贺词时指出:“我们伟大领袖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问题上是相一致的。……国民党的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这就是说,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我们这些口号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一致的。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是革命的总司令部。”35胡的致辞获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这些掌声让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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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从左右之争到分道扬镳

国共合作并统一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使得两党的政治界线看起来日趋模糊,作为老牌革命党的国民党在任何方面都呈现出比年轻的共产党更强大的影响力,它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绝非其他党派可以动摇。就国共关系而言,国民党之所以敢于接受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是因为它相信能够同化这个同盟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共在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始终强调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和争取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1924年1月,国民党完成改组,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和宣言,提出了新三民主义,36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批准接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选举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开始。然而,就是在国民党“一大”刚刚结束后不久(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该决议案表达了对国民党此次大会的“圆满结果”“不可过于乐观”的态度,为此提出的斗争策略是,对国民党进行左右分化:“我们应采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37

把政党政治纳入在左右分化与对立的框架中,这是中共革命策略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国共同享革命党的所有正当性和道义性之后,能够进一步将革命党从革命的光谱中区分出进步或反动的成色,那就只剩下左派或右派的概念了。左右之争超出了阶级之争和党派之争而成为中共区分革命敌友的主要标准。1924年5月,中共在一份新的决议案中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38在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中共进一步区分了国民党内的左中右派,认为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的革命分子。中共由此划分而提出的策略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吸收中派中的急进分子,纠正其右倾错误,坚决同国民党的右派作斗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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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党的阶级之争走向政党的左右之争,体现出革命时代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对革命党新的身份定位——不仅是要做一个革命党人,而且还要做一个左翼的革命党人。正如王奇生所概括的:“晚清以来,先后历经‘中西之争’,‘新旧之争’以及‘革命’与‘改良’之争,到1920年代,升级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革命阵营内部又进一步分化为‘左’‘右’之争,并形成一种‘崇左贬右’的政治文化。”40共产党以左派自居,国民党亦有相当一部分党员以左派为荣,汪精卫当时有一句名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41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左派的主要代表,也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内所要依靠的主要力量。中共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上升到了左右之争的高度,并通过整合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力量为自己开拓出政治空间。

正是在政党政治的左翼化进程中,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获得了发展的重大契机,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注意到了:“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差不多1/3原来就是中共党员。在汪精卫下面又出现国民党左派,他们是倾向与中共合作来对抗要成为全党领袖的蒋介石的。”42中共早期领袖谭平山在1926年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中,特别提到的一些数字可以证明费正清的上述估计: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约十分之九处于左翼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278名代表,左翼和共产党人的代表达168名,中间派代表65名,右翼代表是45名。国民党党员总数约31万6千人,按党组织部的精确统计是25万人,如果不算7万国民党的士兵党员,左翼和共产主义派有15万人,而中间派、右翼和极右翼总共不超过3万人。43谭平山据此认为:“在对国民党的总策略上,我们尚未犯过错误。这个策略首先是加强左翼,其次是与右翼斗争,第三,孤立党的中间派并使其向左转。”44由此可见,国共合作期间的两党关系绝不是国民党能不能改造或同化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内保持其独立性问题,而是共产党能否按列宁主义模式进一步将国民党塑造成一个左翼政党的问题。政党政治的左右分化及其对抗的实质是共产党能不能取代国民党而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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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景迁所指出的那样,“左派分子占据优势地位的现象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究其实,至少有四个重要现象显示出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是黄埔军校成立的“孙文主义学会”强烈反对共产党,反对借鉴苏俄模式统一中国;二是1925年以来的红色浪潮逼使许多商人和国民党的支持者纷纷逃离广州;三是“国民革命军”正日益成为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四是一批国民党元老试图扭转国民党左偏的轨道,成立了“西山会议派”,支持政治立场正逐渐转向右翼的胡汉民。45于是,是国民党右派将共产党赶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把国民党右派驱逐出国民党,就成为1927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核心问题。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围捕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随后发表《定都宣言》,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和“清党委员会”,这是国民党右派正式与共产党决裂。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封闭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农会,解除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的顾问职务,这是国民党左派正式与共产党决裂。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9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宁汉合流,国民党内部左右分化及其对峙局面宣告终结,同时也是宣告国共第一次合作关系的终结,两党从此分道扬镳。

1927年,是国民革命的胜利,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胜利,是右派对左派的胜利,但这些胜利并不意味着是共产党的彻底失败,毋宁说国民革命为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开辟了道路,正如辛亥革命为国民革命开辟道路一样。中国20世纪的革命进程——以暴力决定革命胜负,其实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那天起才刚刚拉开序幕,诚如陶涵所言:“历时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在上海展开”,46这一天标志着国共两党的决裂,共享列宁主义思想和组织资源的革命党从政治合作转变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由此开启了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运动,而政党政治的左右之争也并没有随着国民党的统一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大革命浪潮的销声匿迹让中国的左翼运动浮出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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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释:

 

1 究竟谁打响了武汉首义第一枪,学界有争议。马勇的研究表明,“第一枪”实乃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士兵金兆龙遇其排长陶启胜巡查,因紧张导致枪支走火,打伤了陶启胜,以致事态扩大,起义“在无法估计的形态中不得不爆发”。马勇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首义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场军事哗变,和以往哗变有所不同的是,这场哗变有着非常诱人的政治诉求,那就是政治变革。参阅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2,186页。综合武汉首义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可以确认的一个判断是,革命的爆发并非是革命党精心准备的结果,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领袖事先并未料到武汉举事,而黎元洪也是在起义之后并不情愿地被士兵们推上了都督的位置,从而走上了民国的历史舞台。革命的爆发看似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但在偶然性后面,的确存在着革命的必然性,革命形势在1911年的确到了临界点。

2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16页。

3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2页。

4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文选》上卷,第129页。

5 同上书,第132页。

6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218页。

7 孙中山:《共和与自由之真谛》,《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1页。

8 参阅孙中山:《社会革命谈》,同上书,第95页。

9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文选》上卷,第132页。

10 袁世凯复辟帝制,抛弃共和政体,突显出辛亥革命并未解决国体问题。梁启超1915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所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堪称是讨伐帝制派的檄文,他特别强调国体是政体之根源,在现行国体基础上谋取政体政象之改进,是政治家的天职,而在此范围之外越雷池于一步,则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帝制问题的实质是国体问题,国体不能改,“淆乱国体”者,“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参阅吴其昌:《梁启超传》,第213-224页。以此而论,费正清将辛亥革命称之为“政体革命”是恰当的,如果进一步深入细究,可以认为,辛亥革命所遗留下来的“国体问题”在后来的国家政权的更替中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共和国其实徒有其名,帝制的政治遗产被保留下来了,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

11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21页。

12 吴其昌:《梁启超传》,第74页。

13 孙中山:《革命最后一定成功》,《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06页。

14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510页。

15 转引自同上书,第511页。

16 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48页。

17 孙中山:《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0-481页。

18 孙中山:《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同上书,第461,466页。

19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50页。

20 孙中山:《北上宣言》,同上书,第882页。

21 孙中山在1905年发表的《同盟会宣言》中将过去的革命定义为“英雄革命”,将今日革命定义为“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参阅孙中山:《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8页。

22 孙中山:《北伐宣言》,《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73页。

23 孙中山:《致蒋介石手札》,同上书,第876页。

24 参阅[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该书以详细的资料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得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从思想、人事尤其是资金的巨大支持,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是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早期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拨款,没有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支持,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

25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341页。

26 孙中山在评价苏俄革命的“过激”性质时曾认为,俄国革命党首领“操之过激”实在难免,“盖当革命时,非采取激烈手段一定不成功,至今日之俄国,秩序已经回复,何尝有过激之举发生?此不足虑者也。”参阅《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2页。

27《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6-77页。

28 参阅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主编:《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1921—2017)》,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7-63页。

29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52页。

30 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主编:《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1921—2017)》,第24页。

31《关于国民运动即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15-116页。

32 同上书,第116页。

33 同上书,第114页。

34 参阅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主编:《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1921—2017)》,第71页。

3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116页。

36 所谓新三民主义,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落实国民的各项权利;民生主义的主要原则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参阅《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526页。

37《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82页。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同上书,第186页。

39 参阅《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同上书,第278-280。

40 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16页。

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486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6页。

42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59页。

43 参阅《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83页。

44 同上书,第185页。

45 [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温洽溢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40-441页。

46 [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第49页。陶涵认为:“所谓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尽管它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恶劣至极”,“它仍能举步维艰向前走”。同上书,第64页。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没有创造一个现代中国,相反,他在掌握了一切优势的情况下败于共产主义革命。蒋只是在统治台湾的25年里取得了成功,“替台湾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可谓功大于过”,陶涵由此设想:“蒋可能会认为,若无日本或苏联的干预,他早就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起飞也可以提前二十年起动,数百万中国人民也用不着在战争中丧生送命。”蒋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他只是留下了一个梦想:“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他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两岸。同上书,第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