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仁卓嘎:西藏康区世时翻转的真实决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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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档案,是公正理解历史事件的重要一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雪域西藏现代史中世时翻转(也就是官方所谓的民主改革,平息叛乱)的有关档案难以全部开放。因此,西藏的转型正义之路走得极其艰难,但是,尽管条件困难,笔者还是想办法用一些没有公开的史料来拼图历史经过,为关心西藏的朋友们详述西藏现代历史上尘封的秘密。
凡了解一些1959年西藏3.10大起义来龙去脉的人士,都知道,西藏社会的世时翻转天翻地覆,最早是由康区爆发了不稳定局面,蔓延至安多,最终在拉萨1959年3月10日大爆发。因此,研究康区世时翻转的起因,中共高层当时的真实态度,决策过程,是历史研究里极其有价值的事情。
根据前四川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红军出身的,原驻甘孜地区军司令员樊执中一篇未公开出版的回忆文章档案:
1955年夏秋之交,在雅安市,中共西康省委召开会议,樊和同样是红军出身的天宝(桑吉悦希 藏文拼音写作 Sangay Yeshe)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商讨了苗逢澍的康区民主改革提议,提议中,包括解除原康区各个部落的武装。
在讨论中,天宝当时就表达了反对,天宝作为藏人干部,是很清楚,如果贸然实施藏区土改,会出现大问题,天宝当时说:“如果改革,喇嘛就完了”。
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充分尊重藏人的意见,依然形成了决议,并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发送了报告。但中办当时意见也有分歧,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李井泉与一同前赴北京的州委书记们座谈。李井泉说:”全国都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民族地区就不能来个民族改革高潮?”
樊回复道:“改革是必要的,但要具备条件,要考虑到反动上层叛乱,还要估计到对西藏的影响问题。”
历史事实证明,樊的预判准确,由于推进藏区土改的极左路线,和对西藏影响的估计不足,果然出现了藏人激烈的抵抗,酿下了藏中之间的深刻伤痕。海外藏人称之为“第一代人的伤痕”。
随后,四川领导在北京开会,但北京高层们没有立即形成最终决定。会后,邓小平提出把西康各州委书记留下来,仔细研究“改革方案”。但李井泉固执己见,不同意在北京多留一天仔细研究。因此,甘孜的“民主改革”,是极其仓促的,没有任何科学规划的决策。
1955年12月,在省委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樊已拟写了一份“试点改革”的草案,指出改革要以三个县推行试点,不可操之过急。
樊的议案还没有交给李井泉,李就很急忙地对代表们说:“少数民族地区要和平民主改革!”。当时,康区的部落头人,宗教界代表,立即就感到不安。
李井泉发言决定要改时,连草案都没有写好。是发言后第二天,才找苗逢澍急匆匆地拟写改革具体方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民族工作上的这一非科学决策(今天俗称的“拍脑门决策”)给康区当时造成的严重事态,乃至于后来康区四水六岗和藏人平民们逃亡到拉萨,并向拉萨传递着康区,安多的严重事态,触发了西藏1959年3.10事件。造成今日藏中之间隔阂之深,教训是惨痛的。

笔者介绍的这一真实历史,是中共藏学文人不敢提及的,也许北京有关领导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只有写出来,才能以资北京方面,对藏区工作的历史教训,有认真的反思。

(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