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513)—回归前的保钓闹剧与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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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6年9月22日,陈毓祥在名为「保钓号」的货船出发去钓鱼台「宣示主权」,谁料一去不返。

九七主权转移前大半年,已经沉寂了二十多年的保钓运动突然间又再冒起。与1970年底由北美台湾留学生发动的保钓大不同,这次主要是香港民主派作主力,台湾的民间也有些配合,海外的响应就不多。

1996年香港发动的保钓运动,以两次租船出海前往钓鱼台,最具象征意义。而我在1970年创办《七十年代》不久就认识的陈毓祥,在第一次出海到了钓鱼台海域时,下海「宣示主权」遇溺而死,成为保钓运动唯一的「英雄」,也是唯一的悲剧。

我认识陈毓祥时,他是关心社会的学生领袖,香港大学的学生会会长,是号称「国粹派」的亲中学生的主力。常与我这个左派刊物总编联络,邀约我去演讲座谈。大学毕业后,他进入香港电台,担任时评节目的主持。打响了知名度之后,他辞职选立法局议员。因被揭发他当年的亲中立场,在香港社会仍然弥漫抗中意识之下,他参选落败。 1995年获中共委任为香港地区事务顾问。

1996年的保钓,因日本右翼组织到钓鱼台竖立灯塔一事而激发。但深层的原因,是面对即将来临的主权转移,香港许多政商人士都纷纷「忽然爱国」。从政的民主派想借保钓表达「爱国情怀」。亲中派在这个「爱国」比赛中也不甘落后。于是保钓就分成两派,争相以「反日」、「仇日」来表达。

对民主派来说,纪念六四、支援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很「爱国」了。但这样「爱国」,中共是不算数的,反而把支联会说成是「反中乱港」组织。

华东水灾,香港民众慷慨解囊,向「祖国同胞」伸出援手,这是「爱国」了吧?但在中共眼中,也不算数,因为掌权者真正关心的不是受灾的人民,而是权力,对香港来说,就是九七后的权力。

那时候,中共在香港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推倒1995年根据彭定康方案选出的立法局,而要成立没有法律依据、由中共操控的临时立法会。香港的民意普遍认为这是开民主倒车,民主派趋向予以杯葛。中共就以是否接受临立会,作为是否「爱国」的准则。因此,爱国必须爱党、必须拥护党的政策,这就是唯一指标。

邓小平在讲「爱国者为治港主体」时,提出的「爱国」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地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

「拥护祖国行使主权」应该也包含对「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钓鱼台行使主权吧!因此保钓的主力就是当时民主派的最大党民主党。

但第一次抢先租船出海到钓鱼台、以陈毓祥为首的亲中人士,是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据闻在日舰包围下,无法靠岸,决定在钓鱼台海域跳进海里「宣示主权」的是陈毓祥。他和另一人遇溺后还是日本海上保安厅派直升机把他们救起。但他已经返魂无术了。运返香港后,亲中派以「保钓英雄」的名义予以厚葬,灵柩覆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第二次租船出海,就由民主党立法局议员何俊仁和曾健成担任正副总指挥,另两位立法局议员司徒华和刘千石随队出发。配合台湾的保钓,这次终于在钓鱼台登陆,分别插上海峡两岸的国旗。

香港民主党主导的保钓运动,又发动罢买日货运动,示威群众冲击了日本领事馆。但如此维护中国「行使主权」的「爱国」行动,中国官方似乎并不领情。尽管中共官媒也略表示对钓鱼台主权的立场,具体行动就十分谨慎。据了解,当时有高层指示:「要避免在不适当时机、不适当地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为什么这是不适当时机呢?因为当时中国正与日本商讨日圆贷款,日本已经承诺从1996年至1998年,共给予中国相当于53亿5千万美元的日圆贷款。它涉及四十项大型工程建设,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国总理李鹏说:「钓鱼岛争执,不希望影响日圆贷款。」

当时也正是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引起中共发动飞弹危机之后。中共高唱民族主义。余英时教授从三月到五月发表三篇长文,讨论两岸局势,其中特别提出对民族主义的解读,引起中共官媒点名批判。 《九十年代》节录了他的文章,我也打电话对他作采访,最后问他香港在保钓中的表现,是否受民族主义的影响。

他回答说:「我怀疑。唱最漂亮口号,喊民族大义,没有人敢公开反对。钓鱼台问题,应该是政府间的交涉。民间动手,那是开玩笑。你去插支旗,就拿回来了吗?」「罢买日货,大概是五四之后号召的行动,那时就抵制不住,现在更不可能,因为市场是自由竞争决定的。冲领事馆更不对。既违反中国『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传统,也违反了现代文明的规范。」

插支旗,或跳到海里,当然不等于把钓鱼台拿回来,但作为一种意见表达还是不能否定的。只不过与1970年底的保钓不同,那时保钓的产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1996年的保钓就有争相表达「爱国」、近乎一场香港回归前的民族主义闹剧了。只可惜也附上牺牲一个杰出人物生命的悲剧。 (145)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