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1962年赴湖南调查途中到武汉见毛泽东时合影。前排左起：王任重、毛泽东、田家英；后排右一：李洪林，左一：丁伟志。)

【李洪林（1925-2016）改革派理论家，对中国的思想解放有很大贡献。以下是他的回忆录片段。这一段的背景是1959年他中央工作时看到大学生张治水给毛泽东写的信，全面批评“三面红旗”。他觉得有价值，就把信刊登在给中央领导人看的《思想界动态》上。为此李被批为“右倾”，并下放周口店劳动，后到高碑店调查】

会见毛泽东 —— 湖南调查

从周口店到高碑店，前后一年半在农村劳动和做基层工作，收获眞不小。人家常说，不了解中国农村，就不懂得中国革命。这时我又体会到，不了解中国农村，就搞不好中国的经济建设。我是因为「右倾」才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敎育的。而我在农村所了解到的情况，都说明张治水的信是正确的，我的所见所闻都说明：应当纠正的，不是我的「右倾」，而是党的左倾。

我们在高碑店还做过一个村子历年粮食产量的调查，结果是骇人听闻的：

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当然，这个调查材料，工作队没有向上级汇报。因为有了「反右倾」的敎训，这种材料送上去，除了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会有别的结果。

这个调查材料的结论和「包工到户」的实践，已经在我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二年我又参加了湖南调查。这次调查使我更加深信人民公社的道路走不通了。

湖南调查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派田家英率领一个大调查组进行的。参加的人来自中央办公厅、农村工作部、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和政治硏究室。我们先到武汉由毛泽东接见谈话，然后去湖南分三路到湘潭、湘鄕、宁鄕。

毛泽东接见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座，他们两人一言不发。

毛泽东谈了一点关于调查的事，我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至今还能记得的，是他关于赫鲁晓夫的谈话：
「有个地方，农民谈到赫鲁晓夫多么坏。一个人说：『不要紧马克思能管住他。』有人说马克思早就死了，大家说：『糟了！』 另一个人说，『不要怕！还有列宁能管住他。 』可是又听说列宁也死了，大家又说『糟了！』第三个说：『不要紧，斯大林能管他！』这时有个人说：『斯大林也死了！』于是大家说：『这一下可眞糟了！没有人能管他了。』」。

毛泽东谈的有声有色，谈到这里他开怀大笑，感染得大家哄堂大笑，显然，能够管住赫鲁晓夫的，或者说，斯大林死后能够举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帅旗的，就是毛泽东了。不过他没有点破这一点。

他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想听他多谈一点，谁也没有开口。

回到招待所，田家英埋怨说：「主席准备和你们谈一个下午，谁知你们都呆若木鸡，一句话也不说，结果这么快就结束了。」

我被分配到宁鄕调查组，目的地是宁鄕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故鄕，我们就住在刘少奇故居。

这是个山靑水秀的好地方，可惜已经被摧残得奄奄一息。这里除了一般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之外，「大搬家」 严重伤了元气。这一带是丘陵，较为平整的土地是水田，房屋都建在山脚下。

「大跃进」时，干部们异想天开，在水田里盖了一排排的两层楼房，把农民都赶到楼房里去，像集体宿舍一样。这样一折腾，家里的财物损失不计其数，而且养猪养鸡鸭和积肥都无法解决，更不说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大改变所带来的不便了。因为这新楼房实在无法居住，而且把水田都占了，生产也大受影响，只好又让大家搬回去。然而原来的房子已被拆得残破不堪，面目全非了，于是又得重新修复。我们调查时还看见一些废弃的二层楼一排排地摆在水田里。多少财物，多少人工，都白白浪费了，更不说这场折腾给群众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群众伤心地说：「火搬三次灭，家搬三次穷。」确实如此，听说有一个龙四阿婆被折腾得最利害，我们找到她家去看看。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衣衫槛楼瘦骨嶙峋的老太婆正在煮饭。她的「锅」是大半块铁锅残片，她的「灶」是三块砖，烧的是柴草。 「锅」里煮的是野菜。

我在书上读过「家徒四壁」，一直还没见过。在龙四阿婆家我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家里有一张破木床，床上有一条露着灰色棉絮的破被，还摆着几只盆和碗，再加上那付「锅」、「灶」，这就是她的全部家财了。

「她有亲人吗？」我问翻译。在湖南下鄕，语言不通，都要请当地干部当翻译。

「没有。她是富农，土改时家里就没有人。」

富农如此，我又看到了些贫农家庭。他们的家境都比龙四阿婆强些，至少屋内有起码的生活设施。不过日子都很艰难。翻译把我领到土改时农会主席的家里去。他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显然卧病许久了。他正在煮饭。我揭开锅盖看看，煮了大半锅靑杏，还拌有磨碎的稻谷壳子，这就是一家人的午饭。两个大孩子出去打柴了，两个小孩子正跪在一张方凳旁边聚精会神地挑选什么，不时把挑出来的东西送到嘴里。我到跟前仔细看一看，忍不住掉下泪来，原来他们在谷壳里找寻碾谷时遗下的稻粒。找到一颗稻粒，便放到嘴里 慢慢咀嚼起来。我们淘米时要挑出来丢掉的稻粒，竟是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的美食，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有人性，在这两个苦孩子面前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光是感到痛心，而且觉得羞愧：我们对得起这些孩子吗？

后来又到了另一个贫农家里。主人在解放前是给地主当长工的，见我们去访问，怒气冲冲地说：「我在旧社会打长工，除了吃饱饭还要挣些钱。现在到了年底，队长就拿个单子给我念：你挣了多少工分合多少钱，扣去口粮还欠多少钱。 我一年忙到头，一天干到晩，吃不饱不说，还要倒贴钱呀！」

田家英吿诉过我，毛泽东在延安时候，有人报吿说老百姓骂共产党。毛泽东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因此发现了老百姓负担过重，及时纠正了党的错误。在我面前的这位老长工并没有骂共产党，但他有怨气。能向共产党发发牢骚，吐吐怨气，我想，这是好事，因为它表示群众还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共产党身上。如果他已经对共产党绝望，就不会对你发牢骚了，那就危险了。

我在炭子冲大队同样做了一次历年粮食产量调查，结果和在高碑店的调查一样，也是公社不如高级社，合作化不如单干。

我把调查所得，老老实实写成调查报吿，包括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内，因为这里是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

六月间我们三个调查组都回到北京。调查报吿交给田家英以后，大家期待着回音，因为这三个地方的调查报吿肯定会送到毛泽东和刘少奇手里，这对他们了解眞实情况是多么有用处啊！

然而事情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是不祥之兆。

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了，不但不纠正左倾错误，而且左得更利害了。全会严厉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 和「黑暗风」。 「黑暗风」是指反映黑暗面的言论和材料。显然，湖南调查的「大方向」又错了，因为它没有歌颂「大好形势」，而是如实地反映了黑暗面。后来听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田家英。但田家英自己承担了湖南调查的全部责任，没有触动调查组的任何一个人。我后来和田家英有过多次接触，关于这事，他从来不露只字。我很佩服这种精神，这正是鲁迅说的，肩负起黑暗的闸门，自己承担了全部压力，给后面的人提供一条生路。可惜这种精神太稀罕了，而且好像越来越稀罕。倒是一有风吹草动先把别人推倒垫路，自己踩着别人的身体逃跑者居多。当然更高明的是趁机砍下别人的脑袋，作为邀功请赏的礼物，那已经是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田家英做毛泽东的秘书，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对毛的著作很熟悉，讲话或写文章，信手拈来，如探囊取物。朋友们都很佩服。他对人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奥秘，于是拿出几个大的剪贴簿，里面都是他分类剪贴和抄录的毛泽东著作。他说，他就得益于这项分门别类的辑录工作。湖南调查回来以后，他和政硏室秘书长柴沫商量，要政硏室把全部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一切著作，编成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专题摘录」。

他说，这是学习和硏究毛泽东思想的一项基础工作。结果，我被派上了用场。全政硏室都作摘录工作，最后由我分类编排。本来「反右倾」以后我就郁郁不乐，早就不安心在政硏室了。调查回来我心情好了一些，特别是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表示政治上的信任。此时秘书长柴沬很诚恳地和我谈一次心，希望我留下来，把编书的工作承担下来，我就留下来了。

工程很大。首先要从已经摘录的段落里筛选出有意义的部分并进行删节。然后按内容分成大类和小的专题，并加上各种标题。每编好一部分都要送给田家英审定。这个工作费去了我大约两年的时间，到一九六四年，最后编成一部一百万字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

田家英很谨愼，只让我印五百部。他首先送给毛泽东。果然，毛泽东认可了，田家英才让我分送出去。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外，只送给文敎方面的负责人。这个期间，有一次周恩来要作报吿想找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到处找不到，便问田家英。田家英当着他的面，从《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里一下子就查到了。周恩来非常高兴，说这本书很有用。于是田家英又加印了一些送给各方面的负责人，还送给各省委书记一部。
这一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列主义硏究院。中央政治硏究室全班人马并入硏究院，又从中央党校的学员中调来一批高级干部，另外从各大学挑选了一百多名优秀毕业生。陈伯达任院长，周扬、胡绳任副院长。柴沬还是当秘书长。

硏究院分设哲学、经济、党史、政治、文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个组。陈伯达「破除等级观念」，各组负责人不叫组长叫「召集人」。名称变了，实际上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还是照样分成等级。他曾经想取消工资，改为供给制。院里已经在准备方案，不过没有来得及实行。

我被指定为文艺组负责人，但是并没有进行文艺理论硏究，因为硏究院一成立就下鄕搞「四淸运动」去了。

—王璞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