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六四”屠杀改变了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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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屠杀」三十三年了,「邓神话」还没有破灭,所以中国也没有改变,但是世界改变了,变得更坏了,人类呢?有一个被屠杀过的民族,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可疑的,廉价劳动力?财富?腐败、甚而病毒?这并不清楚,因为没有证据做研究,总之,最后的结论,应该跟「大屠杀」有关。 】

茨威格认为,一个闪耀时刻出现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长岁月,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会决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他归纳了决定人类进程的十四个瞬间,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获释,等等,历史中性,善恶兼顾,统称“人类群星闪耀时”,他只强调,这些瞬间一闪之后,世界再也不一样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闭的列车”,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弹,1917年4月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全境,最后抵达俄国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发,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射的几百万发毁灭性炮弹都不敌它,因为这列火车把列宁送回了俄国。蜚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茨威格,鸟瞰世界尚看不到东方的中国,他归纳的“瞬间”也没中国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类历史上能找到的中国影响,大概只有火药发明一桩。

然而列宁和“十月革命”,将整个二十世纪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对历史产生剧烈影响: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三个恶魔;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人类异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史无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闪耀”,彰显的是历史之恶。那么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终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一个“瞬间”、一个恶例,因为它不是“群星闪耀时”,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再也不一样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及其决策人邓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宁一样,也改变了历史,成为一个恶魔,两者的区别,是列宁去发动了一场士兵和工人的武装暴动,而邓小平则是指挥士兵镇压了人民的一场和平请愿。还有一点相似,即列宁神话,要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才破灭,历时近百年;而“六四”屠杀后,中国因经济起飞,而令专制更稳固,已历时三十年,“邓神话”至今没有破灭。

三十年经济起飞的破坏性,于今昭然若揭,它摧毁了中国,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而且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将泛溢到世界各地,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三十年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只对中国而言,也是对全世界而言,因为三十年后中共的专制,成为一个祸害,威胁人类。

当国际社会如梦初醒,开始正视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海内外对三十年历史的清理,也将将起步。当此之际,我遇到一位先生,一个绝不放过这段历史的有心人,穷三十年心血,追溯、爬梳、探寻大屠杀的历史情境和人物,遍访域中,耗资千万,踏破铁鞋无觅处,执着、坚韧、一息不停,这本七十万字的《赵紫阳与六四》就是明证,并且他径直触碰了这三十年最核心的要害,揭示出惊人内幕。简言之,这本书主要处理了三个问题:

1、应对八九学潮,邓小平要杀人,赵紫阳反对杀人;
2、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的军事政变;
3、杨尚昆的作用与角色。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这本书,试图重建二人互动的来龙去脉,以解释屠杀之因。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本书分析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即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 “四二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本书梳理了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

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邓小平认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中央全会拿掉赵紫阳,是合法手段,但是没有把握,非确定性很高,只有调动军队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势。这个过程必须在密谋条件下,通过军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的更迭。

邓小平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权威地位,要除掉一个政敌,是不惜发动一场内战的,其范围也一定从北京扩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甚至全国,内战将使整个学运和人民成为牺牲品,整个改革注定夭折,是全国范围的一场大灾难,也将是世界性的灾难。

从作者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权力结构在文革之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其实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倒过来“枪指挥党”的,这个制度,是经“南昌起义”、井冈山直到“遵义会议”,由毛泽东掌握军事指挥权而逐渐形成,并以一贯之的,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它并没有因为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而稍有改变,毛泽东始终牢牢掌握军权才使他可以“无法无天”;文革后也是由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协同华国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而邓也只能等到叶剑英去世,才经由谋取军权、废黜华国锋,才稳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但是这种结构,在邓小平等元老退居二线之后,便产生了问题,于是有一个“垂帘听政”制度出来做补充。 1987年7月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种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 “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后来由“六四”屠杀证明了。

所以他们在十三大以后退出中央常委,纯粹是演戏给国际上看的,但要演好这出戏,就非得学晚清的西太后慈禧。赵紫阳描述,那天陈云在邓家的会议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寥寥几笔,两个“老佛爷”形象跃然纸上,各有特色——陈云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冰冷、虚伪,却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来;邓则是刚愎霸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什么党章国法的,没当回事过,这辈子他只怕毛泽东。

关于杨尚昆,本书提出了一个“监国”的概念,也极有新意,是迄今为止“六四”研究中没有出现过的,它更丰富了无论“新权威主义”,还是“垂帘听政”制度的内涵和形式。本书首先指出,当时杨控制着军队和国安系统的日常运作,分管港澳台事务,通过亲信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通过秘书徐瑞新(中央办公厅分管机要的副主任)控制着中央办公厅。 1989年的杨尚昆,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邓小平管理军队和情报系统,另一方面他是邓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拥有仅次于邓的大权。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想要见邓小平都要通过杨尚昆。

其次,杨尚昆是邓小平打倒赵紫阳和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忠实执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赵紫阳、稳住赵紫阳甚至迷惑赵紫阳。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以至于赵紫阳至死都认为杨尚昆支持他。整个六四大屠杀中杨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李鹏,杨尚昆是六四大屠杀中仅次于邓小平的名符其实的侩子手,没有杨尚昆,邓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变,杨不仅迷惑赵紫阳,还否决人大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让万里提前回国等意见、迅速处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这些重大角色,在整个阴谋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这本书在处理了上述三大问题之后,也以丰富的史料证明,邓赵在悼胡规格上爆发决裂,只是一个诱因,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根本分歧,所以分道扬镳的历史原因是清污、反自由化刹车、未价格闯关、政体改革、整康华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所导致,反映了赵紫阳在政治理念上逐渐离弃邓小平。

我们稍稍梳理这三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在文革之后走出毛泽东的“全能政治”统治模式,出来替代它的,是一个所谓“新权威主义”模式,当时也称为“新加波模式”或“亚洲四小龙”模式,即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经济开放,当时朝野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对“新权威主义”一派叫好、期望极高,视为一种进步,然而邓赵自合作到决裂、最后发生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却充分证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里的要害问题是,极权制度的性格会顽强地蔓延到它的衰败期,而在马列政党中萌发的非极权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艰难,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却依然不敌顽固派的反扑,一如晚清即便有一个皇帝(光绪)要改制,并且有一个维新派襄助,最终还是被保守势力扼杀于血泊之中。

三十年前发生过一场大屠杀,然后中国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接下来就是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见证了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是撇开所有制改革,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任凭公开瓜分,接着就是“圈地运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交易双方讨价还价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部分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部分人降低“费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线。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于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将“国家”在价值、话语、情感的层面置于霸权位置,压制、化约个人权利;将经济增长置于剥夺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态资源、子孙后代的生存)的优先位置,而铸成“国家安全至上”的新极权模式。这是一个集权升级版,是八九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更新换代,而西方和国际社会尚大梦如酣。

六四屠杀后,美国为了中国市场而迎奉中共,老布什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接纳中国进WTO,所以“中国奇迹”是西方与中共集权制度的一个合谋结果,中共从六四危机中存活下来并升级为超强集权,并威胁国际社会,西方也要负责任,他们三十年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可是由于中共已被西方绥靖主义豢养壮大,国际社会已受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强集权,历史已经不能回头。

中共合法性丧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杀导致了第二次,所以陈云才提出“我们自己子弟接班”的战略,他们对自己传统的接班顺序已经丧失信心,这个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经安排好了。比较台湾蒋经国,因为刺杀江南事件,而废储蒋孝武,蒋家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机而立储,但是“太子党”执政没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习近平向毛泽东倒退的底蕴。

今天,“改革”是一个最霸权的话语,却是一个死亡话语,仍然垄断着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说。我们的一切想像和话语都在死亡。也许,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寻找“改革”的缘起、夭折,会带给我们新的想象和灵感。这也是研究赵紫阳和六四的重大意义。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