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 | 严家祺警告:2022年后中国「三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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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京生庆生派对上见到很多朋友,特别是严家祺,我们自疫情以来就没见过面。这十几年我们之间有多次知性的、思考的交流,我深感他已进暮年依然求知欲充沛、书写不缀的生命力,还有他那童稚般的率性,已在周遭很罕见了,他至今仍是我们这个流亡圈子里最受尊敬的人。

一、布鲁克林

「你驼背呀!」

严家祺在布鲁克林五十三街地铁口接我时说。他说驼背会造成内脏偏挂前侧,越挂越偏,上年纪就直不起腰了。 「那可严重啊。」他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挺起胸膛来面对命运,那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我们都被压得喘不过气。

二〇〇二年底我曾抽身跑了一趟纽约,只想去看一眼八十六岁高龄的戈扬,以及司马璐先生,觉得再晚也许就见不到了。也只有这老太太还让我有这样的牵挂,尤其他俩不久前结了婚,忽然非常想念他们。我先找到严家祺,让他领我去看戈扬。他们两家都住在布鲁克林,经常走动的。后来家祺回忆道:

『从我家到戈扬家,要步行近二十分钟。我与高皋常去看望戈扬,戈扬有时也来我家吃饭。有一次,我在华人区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脸容,背微驮,无精打采,慢慢地迎面走来,正是戈扬。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孤苦伶仃流亡异国他乡,在到处是陌生人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个完全无助的戈扬。而平时人们见到的神采飞扬的戈扬,她的精神完全是靠意志打起来的。 』

家祺开了他那辆巨大的旧林肯,带我从布鲁克林去法拉盛,在一簇簇的红砖楼群中找到戈扬他们那栋。两年前,八十四岁的戈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所有人都替她捏把汗,她说自己因为在美国,才有幸「死而复生」。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太太。她跟司马璐相依为命度黄昏的故事,广为流传。后来我只间或从家祺那里获知一星半点老太太的消息。不知从何时开始,听说戈扬住进了「安养院」,又得了「老年痴呆症」,谁也不认识了。家祺说他曾数度带朋友去看她,她已不能说话。大概在〇八年,我数度起心动念,想再跑纽约一趟去看看老太太,却又怕去了老太太不认识我了。 「老年痴呆」大概是比「植物人」稍高一个等级的大脑疾病,然而我守着一个脑伤病人度日,很怕再见另一个。

〇九年伊始,曾慧燕来电邮:「美东时间1月18日凌晨12时16分,接戈扬大女儿胡小米来电:刚刚接到医院通知,戈扬已病逝法拉盛医院,享年九十四岁。谨此泣告。」

一周后我去法拉盛参加戈扬追思会,要跑一整天,便为傅莉备好午、晚两餐。平时我从德拉瓦的威明顿市坐国铁到曼哈顿中央火车站,快车不到两个小时,不出站即可换地铁到时代广场,再乘七号线去法拉盛。我这个乡巴佬也只认这么一条道儿。未料这是个周末,七号线不停时代广场,我抓瞎了,东问西问,又反复倒车两次,好不容易摸到法拉盛会场,追思会早已开始。轮到我发言,我说:

『老太太终于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时,她是北京文化圈子里的一个精神凝聚的中心,许多自由派的知识份子、作家、文化人,无论体制内外的,都围拢在老太太的周围。她有很大的亲和力,不止是她对那个吃人制度的惊人的觉醒,还有她的慈爱、包容、细腻。她常常请我们在最好的餐馆吃饭,她坐在中间,那股雍容的气度,我是见过的……。 』

二、坏资本主义

严家祺近年来畅游在网络知识海洋之中,痴迷于他专业之外的领域,如遗传学、宗教学、金融学等,最近还看到他的新著《全球财富论》。然而,我无法跟他交谈这些陌生领域。

但是他一回到自己专业,就相当高屋建瓴:

『史称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却中断,二十世纪早期有新生又遭日本入侵被阻断,继之毛泽东上台彻底铲除资本主义根基;邓小平的改革,又令资本主义回到中国,但却是最坏的一种资本主义,这三十年充分发展,已显露许多恶果,郭文贵事件乃是资本主义向权力的反抗,未来就看两者之间的调整了。资本主义还将在中国横行一二百年,谁也阻挡不了,返回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没有,但只要政治制度不修正,坏资本主义的负面性将继续发作下去。 』

三、头号政治学家被通缉

严家琪七十五岁了,关节炎叫他上下楼梯腿脚已很吃力,2017年11月23日他还去华盛顿市中心,呼吁释放身陷牢狱十五年的基督徒王炳章。八十年代他是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王沪宁是他的政治学会成员,他发言向王沪宁呼吁:搞文明政治,不要搞古代政治。回家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冻得够呛!」

一群中国流亡者、基督徒,背靠新落成的圣经博物馆,为王炳章祈祷。这座殿堂金碧辉煌,极其豪华,虽然严家琪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当然知道,政治从古代演进到现代,其最早的缘起,应在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分离,所谓「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欧洲世俗政权摆脱了天主教会的控制,才出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嬗变,人类才摆脱思想言论钳制、迫害异端等等,一路走向现代文明。

严家琪曾为邓小平设计了「废除终身制」,是中国头号政治学家,但是没几年他就名列被通缉知识分子之首,也即「头号异端」。一位政治学家个人政治安危的骤变,再生动不过地彰显了一部中国当代政治迫害史。二十八年前严家琪被追杀,预示了中国政治要倒退,但是全世界都未曾预料到,倒退居然如此快速、彻底、无所顾忌。北京的「皇权复辟」,比袁世凯的「洪宪」称帝,还要寡廉鲜耻。

政治这玩意儿,不进则退,一退就没底线,因为缺少制衡,犹如汽车没装刹车。严家琪太明白了,「终身制」一旦废除不了,马上就会有人想当「第二颗红太阳」,于是政治必定返回野蛮中世纪,迫害异端必定司空见惯。这种时候,政治学还能怎么讲?海外争吵的诸如「中国戈尔巴乔夫」、「第二次辛亥革命」,乃至「推特革命」,都沦为口炮,中国的政治论述空间几近枯竭,政治的事情,难道只剩下营救政治犯?

四、其实是「微创手术」

2019年9月中旬某晚,严家祺忽有电话来:「我住院开刀,动了心脏手术……大出血……没想到这个结局……」他哽咽了。

「你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

他说没有。

但是我被惊吓得够呛。这是本地流亡者病老事务第一次出现。

严家祺自己后来写道:『2019年9月11日,一场「9 ·11灾难」向我袭来,因心跳急速、呼吸困难,我住进了华盛顿市内的MedStar Washington Hospital Center。当天全身麻醉,作了心导管方面的手术。 9月13日,第二次全身麻醉,Dr. Ammar S.Bafi为我作了心脏手术。 』

事后据跟踪他病情的李恒青介绍,严感觉胸闷,查有二尖瓣异常,遂住院做一微创手术,非常成功。

五、中国三大危机

严家琪又有深长的思考:中国若摒弃和平的民主转型道路,2022年后将陷入一连串的重大政治危机。他归纳如下:

1、1982年宪法漏洞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严家琪当时研究各国政体,发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他撰文指出,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出去,是有危害性的,只有伊朗、朝鲜保持这种分离。

2、中国面临「2022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在未来五年或十年中,中国有可能会对1982宪法进行修改,使得国家行政权集中统一,但受宪法限制和议会监督。修改后的宪法让国家元首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也就是取消上述的宪法漏洞,这是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

严家琪指出,在2020年前,习近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改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他会走江泽民2002年的老路,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并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这样习近平就要面对明显的或看不见的政治风暴,中国随时会面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3、「两极分化」引发政治危机

中国掀起的新的「毛泽东热」,是中国近二十年来两极分化的反作用。中国贫穷阶层,以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来表达对共产党政权的贪污腐败的抗议,就像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人们以怀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满和抗议一样。

但是从总体上说,「毛泽东热」是对邓小平时代「有限非毛化」的倒退。

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化,只能用市场经济和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来解决。

缓解两极分化,求助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必将南辕北辙。

利用「毛泽东热」,搞新个人崇拜,必将适得其反。

—作者脸书